对金融传销行为应适用"集资诈骗罪"的思考

近年来,非法传销活动呈现出向金融传销转型的趋势,参与人员多,涉案金额巨大。而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对打击传销却没有专项罪名,主要以适用"非法经营罪"进行处理,打击力度明显偏小。本文认为针对金融传销这种新的传销行为与其具有金融诈骗的特点,应适用"集资诈骗罪"追究传销者的刑事责任。     

传销抑或创新:太平洋直购案的法律解析

太平洋直购案表面上看是与传销有关的刑事案件,其实并非如此简单。太平洋直购创造的新型电子商务模式及其设计的未来返利型商品,与普通商品、证券、期权和期货均同中有异,是一种全新的带有浓重金融属性的特殊商品。这种未来返利型商品有利有弊,好处是有利于刺激经济发展,促进就业,问题是可能造成较大的经济泡沫,从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太平洋直购收取的交易保证金涉嫌非法集资,但其与传销并非同一命题。对此类电子商务模式创新,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来应对才是最佳的出路。     

非法集资的法律规制失衡与治理对策

我国在民商事、行政类和刑事法律规范中均对有关非法集资的内容作出了规定.但相关法律规范却存在规定相对分散,规定过于笼统、并未有统一的认定标准,对于民间借贷的地位未予以明确规定,存在重刑事处罚轻民商事和行政制裁的倾向,在集资诈骗罪中不适宜地保留有死刑的规定,缺乏对非法集资被害人相应的民事救济机制等缺陷.针对上述问题,在对我国有关规制非法集资的法律规范进行修改和完善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制度层面建立合理的民间借贷体系,有效疏导民间借贷秩序,另一方面要在法律层面统一非法集资的法律规范,形成层次分明的处罚结构,建立并完善相应的被害人民事救济机制.     

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及完善

非法组织传销犯罪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以往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犯罪时，分别以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造成同一行为罪名的不统一，《刑法修正案（七）》将此种情形统一为组织、领导传销罪。本文将从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立法背景、犯罪构成以及与相近罪名的区别入手，对《刑法修正案（七）》中关于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关旁善措茄．     

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及完善

非法组织传销犯罪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以往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犯罪时,分别以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造成同一行为罪名的不统一,《刑法修正案(七)》将此种情形统一为组织、领导传销罪。本文将从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立法背景、犯罪构成以及与相近罪名的区别入手,对《刑法修正案(七)》中关于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关完善措施。     

集资诈骗案件刑事管制的逻辑与现实——浙江东阳吴英集资诈骗案一审判决的法律分析

现有的集资诈骗案的刑事管制逻辑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浙江东阳吴英集资诈骗案一审判决中得到集中体现。在三个关键的构成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上,吴英的集资行为都无法满足集资诈骗罪的认定条件。追根溯源,这一判决在很大程度上根基于现有刑法对于非法集资规制的逻辑混乱,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非法集资相关法律保护对象的异化结果。     

法律视野下的浙江省民间金融

浙江省东阳市的吴英涉嫌非法集资一事案发后,引来社会各界的诸多关注,政府相关部门更是表示要加大打击地下金融的力度,并通过媒体提醒人们警惕各类声称回报率高的"融资""集资"活动。本文将从浙江省民间金融①的现状,当前法律规定的缺陷以及应然状态,民间金融的法律经济分析这三个方面来考量如何架构一个比较合理的民间金融制度。     

新型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

正本文案例启示:新型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需对构成要件进行符合罪状本质的实质解释,即参加人员有无入门费、是否形成金字塔式的层级、形式上有无采取团队计酬的方式,同时需考察行为实质是否符合骗取财物的本质特征,如果符合这两个要件,即构成传销犯罪。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利用互联网为载体进行的传销案例越来越多,如江西精彩生活、太平洋直购网、福建百分百返利网、温州百业联盟等     

惩治新型金融犯罪的有力案例指导“轻骑兵”

依法惩治金融犯罪是检察机关能动发挥职能的必然要求。但是,依附于金融科技的发展和不断涌现的金融产品,金融犯罪的手段也日趋复杂和翻新变化,传统金融犯罪出现了新领域、网络化、产业化等特点,导致对于新型金融犯罪的认定存在许多盲区和难点。为了明确新型金融犯罪的司法认定标准,加强案例指导和发挥指导性案例的“轻骑兵”作用,2023年5月最高检第3次发布金融犯罪指导性案例,从实体法层面和证据指控方面,界定在惩治涉私募基金类非法集资犯罪、通过网络共同伪造货币、在自行侦查工作阶段发现非法经营等案件的适用标准,厘清和指导办案中的难点,全链条追诉涉金融犯罪的黑灰产业,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大局提供及时、有力的检察保障。     

对规范民间融资行为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随着民间融资的蓬勃发展,有关民间融资的法律问题也逐渐突显出来,尤其是近几年间发生的温州融资案,让人们对民间融资有了更大的关注,民间融资行为亟需国家出台一项有效的法律来规制规范,使得民间融资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可查。本文通过阐述目前有关民间融资的法律问题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民间融资在金融界的必要性,从法律的角度提出需要完善的途径,从而为民间融资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通道。     

传销犯罪的法律适用——兼论组织、领导传销罪与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的界限

《刑法修正案（七）》设置了组织、领导传销罪,但关于传销定性的《批复》仍未失效。为履行入世承诺,避免国际贸易摩擦,对传销不能一概视为犯罪。“传销”含义随国家政策不断变化,需准确界定其范围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传销犯罪不能认定为诈骗,其法律适用应为“双轨制”模式：“团队计酬”仍属非法经营罪,而“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则应定为组织、领导传销罪。“双轨制”从立法理由看,具有应然性;从刑法解释看,具有实然性。     

民间借贷违法犯罪的法律适用

民间借贷是借款人与非金融主体之间的借贷,作为国家金融信贷市场的重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部分人的资金困难,但这种借贷行为的自发性、自主性和不规范性使其潜在风险不易监控,容易引发争议和犯罪.本文从厘清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分析了民间借贷违法犯罪的表现形式及认定标准,探究了涉及民间借贷违法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以期对理论和司法实务界有所裨益.     

传销犯罪独立成罪的合理性及模式——兼评《刑法修正案（七）》

我国传统的传销定罪模式将非法经营罪作为传销的基础犯罪,这不符合传销行为多样性、客体多重性和目的多样性的特点.传销犯罪在我国刑法典中应当独立成罪,这有利于实现传销罪名与罪质的统一、扩大传销犯罪的惩治范围、实现与<禁止传销条例>的协调和避免不必要的国际贸易摩擦.在传销犯罪的立法模式上,<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稿采取的是预备式立法,二稿和<刑法修正案(七)>采取的是概括式立法.两稿在立法模式上仍存在一定不足,应综合采用概括式立法和预备式立法.     

非法集资的法律规制与金融治理对策——以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为视角

目前对于非法集资的处置方式主要以刑事制裁和行政禁止为主,然而非法集资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这种法律规制的应对模式显然是失衡的。非法集资发生的根本原因是金融体系、金融制度的不完善和民间金融制度的缺失造成的,应对非法集资最有效的方式应该是完善民间金融的治理,温州的金融改革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不以发展下线为主要计酬模式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案情]2009年8月6日,被告人李某与内蒙古多尔太乳酒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销售该公司生产的"多尔太"酒。为谋取非法利益,2010年初,被告人李某与姚某某、魏某某、张某某预谋以向消费者高额返利的营销模式进行经营。自2010年3月份至案发,由李某提供"多尔太"酒(价值30元),魏某某、张某某在遂平县车站桥头开设"多尔太"酒专卖店经营该酒。     

《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13日公布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以下简称《解释》)。为便于实践中理解和适用,现对《解释》的制定背景和主要内容予以说明。制定《解释》的背景和意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危害市场经济秩序、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影响社会稳定,属于典型的涉众型犯罪,具有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对于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的飞速发展,各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频发,理论界关于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研究颇多,本文拟结合办案实际谈谈对于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