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众包模式研究

以大数据为支撑的政府治理众包模式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型模式,这种模式借助大数据技术将政府的部分职能外包给广大民众,依靠民众的力量来服务民众,再由政府给以接包民众绩效奖励。政府治理众包模式的参与主体有不同的参与动机。在给出众包模式的通用业务流程,提出政府治理众包信息管理平台的功能的基础上,对政府治理众包模式可应用的政府治理领域作了进一步的示例分析,提出三点推进应用政府治理众包模式的策略,一要加快治理创新的步伐,形成上下联动的大数据时代工作机制;二要梳理可以众包的治理工作,按工作清单并逐步推进;三要研发政府治理众包信息管理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开展研判、分析与应用。     

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的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策略

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数字政府建设与治理中,面临着技术风险、政府数据安全治理问题以及社会治理有效性问题等层面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建设面临的安全风险既表现在技术层面又表现在数字政府自身层面,其原因是科技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数据规范体系建设有待完善、数字政府治理模式有待健全、运行效率有待提升以及社会公众素养有待提升。为有效防范这一系列潜在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要从加快提升信息安全技术水平,构筑数据安全规范体系,健全政府治理模式与运行机制,提升社会公众数字安全素养水平等四个方面发力,建立数字政府安全风险防范机制,保障数字政府建设的全面推进。     

治理网络舆情,政府该如何着手

网络为公众拓宽信息来源、提供交流沟通平台的同时,也给政府的公共治理带来了挑战。当前,网络舆情表现出传播机制的复杂化、参与主体范围的扩大化和运行规则的系统化特征。对此,政府应从意识形态领域着手,创新治理理念;应从单一到多元,形成协同治理模式;应从线性到系统,形成生态治理机制。     

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 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群众基础

风险社会视角下,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不确定性事件突发,优化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有利于增强政府抗逆力,有利于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针对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应用中存在的政府与社会边界模糊、忽视城乡社会异质性等问题,可将群众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融入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促进政社良性互动;深化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建设,通过网络化社会服务,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真正建成城乡一体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政府与网络社团合作模式创新研究

充分发挥网络社团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政府要构建支撑体系,为网络社团发展和参与社会治理营造良好环境;网络社团自身要注重完善体制机制,提高社会治理质量与效率。同时,政府与网络社团应积极协作共治,创新合作模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论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治理:理论内涵与路径选择北大核心CSSCI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仍然延续着传统的治理模式,与民主政治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治理的实践要求存在巨大张力。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不断提升群体性事件治理水平,要在全面发展理念的指引下,通过深化社会分配体制改革,构建科学的利益分配与调节机制,促进社会利益关系的动态均衡发展;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形成全社会尊法、守法、用法和护法的良好环境;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政府治理工具和完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将群体性事件纳入法治化的常态治理轨道。     

福利国家社会治理模式的上层建筑研究——基于英国社会治理理念、机制与经验的分析

英国是世界上典型的福利国家,这与其独特的社会治理理念、机制等社会治理模式的上层建筑因素分不开。英国的社会治理理念包括主张福利普惠、提倡公民社会、追求自由自治、遵循法律治理等四个方面,它们是英国社会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英国的社会治理机制系统全面,政府治理机制、经济协调机制及社会参与机制等多元有效,它们是英国先进社会治理模式的有效保障。英国社会治理模式的上层建筑因素,对于建立适应中国社会治理需要的理念支撑,构建多元化和有效性的共治机制,拓展社会治理格局等社会治理行动具有重要的经验启示。     

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我国数字政府治理是对政府治理模式的技术化加成,也是对政府治理框架的全方位变革,更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数字中国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然而,在持续推进过程中,我国数字政府治理仍旧面临体系化建构与法制化建设有待加强、多元参与机制效能尚未全面发挥及专业化优秀人才缺口明显等现实困境。因此,应通过建构与完善数字政府治理的法律体系、升级与重塑数字政府治理的多元参与机制以及引进与培养数字政府治理的优秀人才等方式,推进我国数字政府治理进程。     

数字政府如何与法治政府更好结合？——基于技术与制度融合的分析视角

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相结合的系统集成目标，必须遵循技术与制度融合的方法逻辑，统筹协调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与法治价值的规制机能，推动政府治理各个领域数字化发展与技术应用各个方面制度化保障的融合治理。在技术赋能上，数字技术助推法治政府现代化转型，实现对法治政府治理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模式的数字化再造。在制度保障上，依托法治规则有效调和技术风险，从政务数据流动的标准化、数字权力运行的程序化与数字问责机制的规范化三个方面，搭建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框架。     

社会风险治理创新机制研究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面临着多元复合的风险境遇,这对政府的社会风险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手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制度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健全风险分配机制、建立风险文化培育机制、完善风险沟通机制;在政府组织行为管理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风险源头预防机制、构建协作治理机制、完善政府权力运作机制;在公众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和完善公众责任机制、居民自治机制。     

政府治理模式与部门间协调机制研究

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是政府组织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从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结构化协调、自主平行协调和等级协调三种类型,而不同的政府治理模式下部门间协调机制也有不同的表现。在科层化政府模式下,等级协调机制是一种最常用、最重要的协调机制,自主平行协调较少使用,结构化协调则表现为大部制的建立;在市场化政府模式下,不管是等级协调还是自主平行协调,都遵循了经济性的原则,结构化协调表现为执行局的建立;在网络化政府模式下,自主平行协调是一种主要的协调机制,权力不再通过强制的手段发挥作用,结构化协调表现为无缝隙政府的建立、电子政府以及政府流程再造和任务小组的大量建立。     

政府数据治理风险及其消解机制研究

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景下政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重视政府数据治理改革,同时关注其背后的风险,是政府数据治理绩效提升的应有之义。数字政府建设与风险消解应成为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核心议题。通过文献研究、理论建构、关键成功要素分析(KSF)等方法,解构政府数据治理过程中的风险,为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推进创造条件。政府数据治理过程中的风险主要包括决策和领导风险、数据风险、技术风险和数据平台的运维风险等。基于对政府数据治理整体绩效的关照,有必要采取改进措施:优化决策和领导机制,保障组织基础;保证数据质量,优化质量保障体系;提升技术整合能力,完善治理平台;增强数据整合和运营能力,共享治理成果。     

服务型治理模式下“政务超市”的兴起与发展

不同的历史时期,政府治理有着不同的治理模式,服务型治理模式的政府利益更多地体现社会公众利益.近年来,我国城市相继建立的"政务超市"(political affairs supermarket)就是对服务型治理模式下新公共管理的有益探索,它在政府活动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公众利益,是政府服务于民的充分体现.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与政府治理模式变迁

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带来了公共支柱形式的创新，有力地推动了公共领域的转型。随着我国网络技术的发展，由网络沟通所构成的社会交往框架的变化导致了虚拟社群的出现，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在技术的推进中逐渐萌芽、成长。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带来了主权、合法性、权威等与政府治理紧密相关的政治生活基本维度的嬗变，进而从如下方面引致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与多中心协商机制的发展、官僚制行政原则的解构与民主制行政原则的应用、政府过程的虚拟化、网络极端主义治理机制的发展以及国际治理结构的变化。     

跨域治理:模式、机制与困境

跨域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打破了狭隘的行政区划界限,超越了简单的政府单一主体,实现了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网络化互动协作治理,成为解决区域问题和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治理模式。本文主要围绕跨域治理的几个基本问题展开:即什么是跨域治理,跨域治理何以发生,跨域治理的模式选择、机制设计以及面临的制度困境。     

场景创新：机关事务数字化转型升级思路探析

<正>机关事务行业必须勇当政府数字化、智能化改革的先行者，大力推进数字场景应用创新，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电子政务发展中的“双刃剑”效应:博弈政府公信力

阐述了电子政务发展对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双刃剑"效应:电子政务发展一方面助推外向型政府治理模式的成熟,成为政府能力和公信力持续提升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公众对政府的质疑有增无减,提升政府公信力面临更大的挑战。分析并指出,电子政务缘起于重整政府公信力,提升政府公信力是深化电子政务发展的价值追求。提出了加强政府治理能力以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对策,即努力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提高政府公信力的网络基础建设;不断完善电子政务背景下以公民为中心的合作治理结构与机制;加强能力重构,提升政府网络治理能力。     

人工智能驱动下智能化社会治理:技术逻辑与机制创新

以算法为内在发展逻辑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启了社会治理的智能化转向。技术进步和社会治理变迁,与生产力性质和主导技术工具及其段位保持着同向递进关系。一方面,技术段位的优先性会倒逼社会治理创新;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情境性决定了对社会治理工具的抉择。这种技术逻辑下的社会治理智能化必然要求政府建构以兼容"数据、算法、技术、服务和秩序"五要素机制保障下的智能化社会治理机制,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兴起对传统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     

政府内部行政智慧化的探索与深化

内部行政智慧化是政府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的内部行政智慧化主要有三种模式,即职能智慧化模式、产品智慧化模式以及用户智慧化模式。从地方实践来看,内部行政智慧化仍面临标准统一挑战顶层设计、技术进步挑战管理转型、数据协同挑战治理机制、长期发展挑战可持续性等问题,亟需以整体性治理为导向深化内部行政智慧化建设。     

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从贫困治理走向共同富裕

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我国贫困治理的一项特有制度安排。东西部协作制度源自对口支援政治制度的建立,在财政体制和人才交流、技术转移机制的形成中不断演进,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特征:从最初的政府主导演化为脱贫攻坚期的强政府、强市场和强社会治理结构,形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责任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东西部地方政府间的援助协作机制、政府与市场主体间的政企协作机制、地方政府与社会间的社会动员机制。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在坚持东西部协作强政府、强市场和强社会治理结构的基础上,治理目标应由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转向缩小区域城乡差距和群体差距;考核评价应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实现共同富裕的东西部经济协调协同、要素有序流动、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态环境治理;协作机制应强化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倡导“企业共同富裕价值投资”,同时加强三次分配,鼓励公益创投和数字化公益平台创新,动员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参与东西部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