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赃物的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妥善处理赃物与善意取得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犯罪形态的复杂性,对赃物的认定也具有多样性。但由于在法律层面没有规定赃物的善意取得,我国在不同时期的规定与司法解释,导致司法实践做法的混乱。从维护交易安全、私权限制公权以及公平正义原则角度出发,我国应建立赃物完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不动产抵押权善意取得的界定

善意取得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保护交易动态安全和促进交易迅捷。传统理论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只适用于动产,我国《物权法》对此有所突破,于第106条规定了动产、不动产及其他物权统一的善意取得制度,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不动产善意取得的规定过于笼统,司法实践中容易引起争议,故其构成要件应予以进一步明确;另外,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与《合同法》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之间存在内在冲突,亟须在立法层面予以统一。     

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刍议

善意取得制度是一种非依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的重要规则。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突破了我国传统民法理论对善意取得仅适用于动产的限制。准确理解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对于确认产权的归属、规范物权的变动、保护交易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善意取得制度之思考

《物权法》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善意取得制度在我国法律上的“正式落户”,然如何理解与适用《物权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尚存争议.善意取得制度得以设置的目的在于为陌生人社会中的善意人降低交易成本,保障其确定地实现行为目的,为整个社会的交易安全提供一种制度保障.结合本土文化和时代背景来解读善意取得制度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做法,也是立法为民的真正体现,对植于我国土壤之上的善意取得制度进行中国化和现代化检讨对该制度在我国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实践中如何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更具实益.     

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实证研究——以房屋的善意取得为视角

本文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以房屋的善意取得为视角,从而对我国整个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进行了考察。无论是学理上还是从实证研究,都表明我国《物权法》106条规定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存在很大问题。为此,笔者在学理基础之上结合实证的数据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建议,目前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给予《物权法》第106条予以限缩解释,解释为主要适用于动产,不动产交易的信赖保护可以通过解释《物权法》第16条的规定来实现。     

股权善意取得何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例

以物权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股权(以下若无特别说明,皆指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交易的安全,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如何将物权法上的这一制度引入股权交易领域,则存有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初步引入了股权善意取得的概念。本文将对股权善意取得与物权善意取得之构成要件进行比较,分析该司法解释中"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之理解,以兹明确股权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范围。     

关于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思考

关于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理论界及司法实践中存在三种观点及做法 ,即赃物适用、部分适用和完全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三种观点均有不足之处。第三人善意购买赃物的 ,一般情况下应取得赃物的所有权 ,原所有人应向非法出让人要求赔偿。但是 ,如果非法出让人没有能力赔偿 ,可以按照公平责任原则 ,由善意第三人给予原所有人一定的补偿。     

论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司法实践

善意取得是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它不仅在理论界已经成为维护交易安全的重要理论,而且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得到广泛适用。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应严格区分该制度与民法其他相关制度的区别,并注意与其他制度的衡平与衔接。     

从《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审视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适用范围的扩大,是我国《物权法》的一大特点,将善意取得制度扩大适用于不动产,体现了对交易安全的着重保护,然而考察传统民法的体系可以发现,对不动产的交易安全,往往是由公示公信原则来保护的,这样的体系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中也得到了一致的遵循。那么,将善意取得适用于不动产后,如何与公示公信原则衔接便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考察《物权法》草案,可以发现,原本的善意取得有四个要件,而最后出台的《物权法》删去了其中的“转让合同有效”这一要件,这一修改很难找出其学理上的依据,且与民法体系不合。     

我国物权法应当确立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是为世界各国物权法所确立的一种重要法律制度,其中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也为很多国家物权法律所确认。虽然我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动产的善意取得作了某些规定,但我国民事立法对此至今仍处于一种空白状态。确立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促进我国市场交易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即将制定的物权法不仅应确立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而且应当进一步确立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     

析司法实践中对表见代理的认定

表见代理制度的确立,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对交易安全保护的重视,但在司法实践中表见代理的认定存在很大的争议。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完善表见代理的认定依据,才能真正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理性再思考

物权法出台以后，我国民法学学界对不动产是否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之争似乎已经平定，然而并不代表在这一领域就没有任何问题存在，我国物权法虽然确立了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但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将会产生的问题仍然是我们不可忽视的。     

宪政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宪政,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没有宪政,就没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就丧失了政治基础。     

浅谈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完善

社会保障立法推动着我国社会保障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但社会保障立法远远落后于我国社会保障实践,难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保障需要的现实是不容回避的。当前应加快社会保障立法的步伐,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急需的法律、法规,建立由社会保障实体法、社会保障基金法、社会保障组织法、社会保障程序法等组合而成的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谈刑事诉讼法应需完善的几个问题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受其制定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加之我国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本身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显露出来。由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公、检、法三机关在执行刑诉法时规定的不具体,公、检、法三机关为规范自己部门的执法,又各自制定了自己部门的办案规定,而这些部门规范的不一致,使得公、检、法三机关在执行刑事诉讼法时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完善。     

中国设立居住权制度必要性的探讨

该文认为，在中国物权法中引入居住权仍有一定的制度价值。文章从居住权的性质、物权原则在中国的实行、规定居住权所能解决的问题等几个方面，对在中国设立居住权制度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得出居住权在中国具有存在必要性的结论。     

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实施之我见

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它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公安机关在新时期办理治安案件及处理相关治安问题将有法可依,履行治安管理处罚法赋予的职责、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已成为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的当务之急。     

论司法机关对网络时代的适应和对策

网络时代以信息高速传递和信息终端无限为最主要特点,自由的网络舆论环境和通畅的信息传递渠道使得每一个个体深刻融入到社会现实之中。网络时代下的公检法司机构不再隔离于高墙之内,而是前所未有地暴露于舆论的闪光灯之下,公检法司机构的司法裁判工作收到社会广泛监督,此种畅通的社会监督不仅对司法工作造成极大挑战,也是推进司法公开、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机遇,公检法司机构于此大环境下应革新司法理念,主动应对网络舆论监督,以更加充分地司法公开和司法宣传践行自身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     

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条件

抢劫罪是侵犯财产犯罪中比较严重的犯罪,是刑法打击的重点。《刑法》第269条规定了一种比较特殊的转化型抢劫罪,即由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转化为抢劫罪。文章对转化型抢劫罪成立的前提条件、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作了详细的论述,并且认为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成为转化型抢劫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