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型乡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建立和完善一套科学完备的纠纷解决机制,是衡量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与纠纷解决正在发生着结构性变化。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发展背景下,乡村场域下纠纷化解过程中难点与问题的破解,需要推动建立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解纷效果更突出、综合体系更完善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纠纷,如何有效化解这些矛盾纠纷,既是关系国家社会治理的问题,也是考验司法智慧的难题。我国应通过构建多元化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厘清人民调解、仲裁等民间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方式之间的功能划分和作用方式,保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维护社会安定和谐。     

社会冲突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社会的转型导致了社会矛盾纠纷日趋多样、复杂。单一的诉讼解决纠纷方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冲突多样化所带来的压力,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因而十分必要。     

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建构——民间与官方的双向视角

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构成和现实形态既凸显了民间理解的约定性,又渗透了官方理解的规定性。同时,和谐社会之建构主要依赖于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它们历史地、天然地嵌合在一起。如此,需要从民间与官方的双向视角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上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才能明确政治国家在生成以和谐社会为导向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恰当角色。     

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协调

出自国家的具有普适性的清晰的能够具体操作的规范是国家法,相反出自社会的自发形成的具有地方性和模糊性的内控性规范则是民间法。民间法的产生和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在中国渐进性的法治建设过程中,由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消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矛盾与冲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乡土社会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在我国广大乡土社会中,民间法与国家法同时存在,这已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民间法与国家法既存在矛盾冲突,但又具有可以消解和转化的条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应充分注意到二者的互动与相容关系,在依法治国的大前提下,建构现代农村的法治秩序.     

民间法的社会权力、效力基础及其动力机制

民间法以社会权力为基础,社会权力是指以特定范围内的社会主体的同意为基础、以契约为表现形式,并受到一定程度程序控制的社会强制力,具有“同意性”、“契约性”和“多元性”特点。社会权力视角的民间法具有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具有“冷暴力”、“文化性”和“族性”特征。社会权力的变迁必然引发民间法发展路径和范式的变化,社会权力是民间法效力的重要基础。应构建民间法与国家法沟通的理雌平台。     

民间法与国家法规制下的外嫁女土地权益纠纷探析——以广西南宁市为例

外嫁女土地权益纠纷问题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它能否合理解决,对于一个区域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国家法与民间法对外嫁女土地权益问题的不同规制是引发此类问题并难以解决的重要因素。解决外嫁女土地权益纠纷问题的关键在于基层政府部门要主动承担起调适国家法与民间法的重任,以国家法为依据和参考,结合各村组的实际情况,在兼顾纠纷双方利益的基础上,通过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的方式解决此类纠纷。     

现代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与民事纠纷解决路径选择

村庄共同体虚无化、人际关系理性化以及城乡一体化带来了现代乡村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直接要求乡村法治建设和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做出回应和调整:建构起以调解和其他ADR形式为底角,以国家诉讼为顶点的三角格局,充分体现国家权威,强势凸现法治观念。     

村民自治语境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制度性契合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有其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必然性。村规民约作为乡土社会最常见的地域性民间自治规范之一,经历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繁荣、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的沉寂后,20世纪80年代,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而很快复苏,正式获得国家法的认同。村民自治为民间法提供了生存空间,是国家法与民间法在社会转型期的制度性契合保障。     

清代回疆地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关系探析

清代回疆地区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处,同时受到中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影响。文章通过分析史料及典型案例,对新疆建省前后,回疆地区"国家法"与"民间法"在刑事法律领域和民事法律领域的适用情况及二者关系作出说明,从而揭示出在回疆地区刑事法律领域的内地化趋势,以及在民事法律领域的多元化趋势。     

警察权威对乡村社会纠纷解决的有效性推演及其建构思路

从权威客体角度看,纠纷解决依靠的是权威施与的影响力。近年来警察出于对乡村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承担了相当数量的民间纠纷解决工作,此现象建构在权威客体对警察权威的有效性预期之上,既体现警察作为公共资源的易获取性,也是权威客体对警察权威合法性产生认同的结果。这种认同本质上发展于警民实践活动的利益共同体中,应通过对乡村社会警民利益共同体的建设强化民众对警察权威的认同,借此重塑警察权威,提高基层警队的纠纷解决能力。     

人民调解纠纷解决机制评估与完善——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我国施行《人民调解法》,进一步健全完善了人民调解纠纷解决机制,各地在贯彻执行《人民调解法》的过程中亦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创新.然而,由于《人民调解法》施行时间不长,仍然存在许多错位问题,需要我们逐步健全完善.文章对人民调解纠纷解决机制取得的贡献、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完善对策.     

构建“两型社会”与环境资源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

健全和完善现行的环境资源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是当前创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两型社会”）的基本要求。对我国环境资源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司法解决机制、私力或社会解决机制的现状和缺陷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完善环境资源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     

“三调联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传统渊源

古代官民调解联动解纷方式是"三调联动"事实上的传统渊源: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联动在古代表现为州县中的州县官调解;公安机关委托调解、法院委派委托调解与古代的"官批民调"相似;司法局(所)对人民调解协议的行政确认、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与古代官府确认民调协议、在诉讼中采纳民调意见等做法相似;国家机构与民间组织的各种联合调解与古代官民共同调解相似。"三调联动"诸多因素的古今相似反映出国家与民间调解联动解纷具有某种规律性,这一规律的根本机理在于社会和谐的共同追求、化解疑难纠纷中情理法的综合适用。     

公安机关调解民间纠纷的合理机制

一、常见模式评析 当下,公安机关调解民间纠纷已经成了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纠纷解决形式。对于民众而言,“有纠纷找警察”已经成了“有困难找警察”的核心内容。对于公安机关而言,尤其是对于公安派出所,调解民间纠纷已经成了主要的工作之一。然而,由于法律对公安机关调解民间纠纷规定的抽象性及模糊性,在公安机关内部,人们对这种现象的态度分歧很大,认为公安机关应该调解、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协调

城乡一体化,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国家制定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孕育和根植于乡土社会的民间规范还有很大市场。国家法和民间法存在着对立和互动的关系,两者既有相冲突的一面,又有相协调的一面。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要实现两者的协调与互动,关键在于国家正式制度要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对接提供互动渠道和对话空间,这就要求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法以更良好的品格出现在民间法面前。国家法应当具有宽厚、博大、权威的品格。     

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合理的建立,维护了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发展。多元化民族纠纷机制是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对诉讼纠纷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其主要发挥了非诉讼纠纷的解决机制在各民族地区的作用。借鉴曾经在民族地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经验与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配套的立法。     

铁路企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针对铁路企业日益突出的各种矛盾纠纷,分析了当前铁路企业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和完善铁路企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想。     

布迪厄场域理论视域下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

通过回溯文化资本如何在民间社会场域中发挥作用以及把握社会资本的行动者如何利用其所在场域中的位置以实现纠纷解决的生成逻辑,有助于科学研判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未来走向以及丰富纠纷解决机制内涵。传统民间纠纷私力救济惯习产生于民间文化场域中,以此为基础设立的人民调解制度仍是当下重要的诉前纠纷解决方式,为缓解司法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布迪厄场域理论探讨,认为可通过增加文化资本总量、提升调解主体在场域中的地位等方式,进一步优化传统纠纷解决机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