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纠纷变化对人民调解制度的挑战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历史悠久,在中国法制建设中有着其独特的功能和地位,对纠纷解决以至于社会治理影响深远,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民调解的作用出现了明显下降。目前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没有对人民调解的对象——民间纠纷作出明确界定,因此对民间纠纷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人民调解法的顺利实施,而且有助于防止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司法机构相互推诿案件,对保护公民权利具有重大意义。     

民间法与国家法规制下的外嫁女土地权益纠纷探析——以广西南宁市为例

外嫁女土地权益纠纷问题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它能否合理解决,对于一个区域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国家法与民间法对外嫁女土地权益问题的不同规制是引发此类问题并难以解决的重要因素。解决外嫁女土地权益纠纷问题的关键在于基层政府部门要主动承担起调适国家法与民间法的重任,以国家法为依据和参考,结合各村组的实际情况,在兼顾纠纷双方利益的基础上,通过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的方式解决此类纠纷。     

布迪厄场域理论视域下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

通过回溯文化资本如何在民间社会场域中发挥作用以及把握社会资本的行动者如何利用其所在场域中的位置以实现纠纷解决的生成逻辑,有助于科学研判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未来走向以及丰富纠纷解决机制内涵。传统民间纠纷私力救济惯习产生于民间文化场域中,以此为基础设立的人民调解制度仍是当下重要的诉前纠纷解决方式,为缓解司法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布迪厄场域理论探讨,认为可通过增加文化资本总量、提升调解主体在场域中的地位等方式,进一步优化传统纠纷解决机制路径。     

用好“东方经验”化解矛盾纠纷

人民调解，指的是依法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纠纷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以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群众性自治活动。作为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化解纠纷、消除矛盾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人民调解制度在息讼止纷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纠纷,如何有效化解这些矛盾纠纷,既是关系国家社会治理的问题,也是考验司法智慧的难题。我国应通过构建多元化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厘清人民调解、仲裁等民间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方式之间的功能划分和作用方式,保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维护社会安定和谐。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文化探析

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在我国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纠纷解决途径的多元文化传统;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的长期存在;近现代纠纷解决的实践。因此,建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符合我国的历史习惯,也利于维护司法权威。目前,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尤其应重塑人民调解的权威。     

纠纷解决:城市与农村的比较

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一个城市与乡村二元并存的结构中.在纠纷解决领域,城市与农村仍然存在着差异.关于纠纷解决所依赖的权威,城市社会主要依靠代表国家的权威；而在乡村绝大多数纠纷是在民间权威的主持下解决的.关于纠纷解决所依循的规范,城市社会遵循的是法律,而在农村是民间规则,这是由于乡村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性与其规则的自在性.关于纠纷解决模式,城市社会体现出的对抗性特征,农村社会之所以会出现非对抗性特征,在于其社会具有更浓厚的群体性特征.     

集市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以滇中W县龙村定期集市为样本的分析

定期集市对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多方面影响:集市引发人们纠纷观念的转变,使得纠纷类型呈现了新的特点,带来纠纷解决主体地位和作用的消长,引发纠纷解决方式的不断变革.面对市场化、全球化背景下民间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式微,国家正式和非正式纠纷解决机构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及村民权利观和民主意识的逐渐觉醒,应渐进地构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乡村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建构——民间与官方的双向视角

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构成和现实形态既凸显了民间理解的约定性,又渗透了官方理解的规定性。同时,和谐社会之建构主要依赖于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它们历史地、天然地嵌合在一起。如此,需要从民间与官方的双向视角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上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才能明确政治国家在生成以和谐社会为导向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恰当角色。     

论阿坝自治州基层纠纷解决中的人民调解制度

剖析了人民调解制度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现实运行情况,指出人民调解未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原因,宏观上是由于社会转型导致藏区社会发生了变化,微观上源于部分人民调解员的能力未完全发挥,进而提出新时期藏区基层纠纷解决中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路径。     

构建新型乡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建立和完善一套科学完备的纠纷解决机制,是衡量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与纠纷解决正在发生着结构性变化。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发展背景下,乡村场域下纠纷化解过程中难点与问题的破解,需要推动建立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解纷效果更突出、综合体系更完善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论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科学配置

在法社会学的视野中,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和纠纷的社会,而是要通过诉讼与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的合理配置有效地化解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与纠纷。纠纷解决机制的科学配置就是既要包括以国家为主体的诉讼和审判机制,又要包括以社会为主体的人民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因此,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科学配置将是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农村纠纷的人民调解机制完善策略

针对新时期的农村纠纷,该文重点探讨了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人民调解制度,具体分析了新时期农村纠纷的特点和人民调解在解决农村纠纷中的优越性,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分析了当前人民调解机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农村社会背景提出了完善人民调解机制的意见和建议。     

“现代熟人社会”背景下乡村纠纷解决的策略选择与证成

社会转型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乡村形成了以留守老人为主体的"现代熟人社会"。在这一社会形态中,传统的大家庭解体,个体化的小家庭不常驻于村,常驻村民纠纷、传统的家庭婆媳纠纷都趋于减少。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出现了因土地征收引发的新型村民纠纷。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的强力冲击,村民在纠纷解决策略的选择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特性,这是乡土民情与现代司法碰撞之后,村民对纠纷生态环境的理性回应。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国家对乡村纠纷解决的回应,必须立足乡村的本土资源,因时、因势、因地而为。     

发挥人民调解的农村社会稳定作用

乡村社会信任关系具有熟人社会的一般特性,因此在传统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矛盾纠纷的处置中,民间调解一直在发生作用。人民调解尊重民间调解习惯并将其作出现代性转化,实质上是将礼俗秩序与法律秩序结合起来。以人民调解的制度化形式介入乡村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有利于乡村社会秩序和谐和法治进步。     

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基本法理研究——以西南民族地区为考察视角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国家法在该地域的重要补充,起着规范秩序、巩固团结、促进交融的重要作用,是"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历史实践.通过对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特征、合理性和价值的分析,发现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可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理论和中华传统法文化的历史继承中得到消减,可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进程中实现咬合,形成互补变通的法治体系,助力民族地区法治现代化.     

人民调解纠纷解决机制评估与完善——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我国施行《人民调解法》,进一步健全完善了人民调解纠纷解决机制,各地在贯彻执行《人民调解法》的过程中亦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创新.然而,由于《人民调解法》施行时间不长,仍然存在许多错位问题,需要我们逐步健全完善.文章对人民调解纠纷解决机制取得的贡献、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完善对策.     

公安机关调解民间纠纷的合理机制

一、常见模式评析 当下,公安机关调解民间纠纷已经成了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纠纷解决形式。对于民众而言,“有纠纷找警察”已经成了“有困难找警察”的核心内容。对于公安机关而言,尤其是对于公安派出所,调解民间纠纷已经成了主要的工作之一。然而,由于法律对公安机关调解民间纠纷规定的抽象性及模糊性,在公安机关内部,人们对这种现象的态度分歧很大,认为公安机关应该调解、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基于镶嵌视角的分析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并不能简单的以"司法中心结构"的纠纷解决模式来概括。从镶嵌的视角来看,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都处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受相应的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是否有效,取决于所处的社会结构,如果能够很好的满足其所镶嵌的多方社会利益的均衡需求,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就会得到群体和群体成员的认同和服从,才能够产生解决纠纷、恢复社会秩序、重建人际关系的作用。     

当前民间纠纷调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该文介绍了民间纠纷的主要特点、发展过程、类型等基本情况;指出公安机关在调处民间纠纷时存在着情况渐趋复杂、事实较难认定、工作范围扩大、重视程度不够、有关部门职能弱化等情况和问题,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