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袪魅与法治返魅:社会冲突治理的二维路径

随着我国正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们在品尝经济发展成果的时候,也面临各种各样"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和挑战,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因不同陷阱或矛盾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并呈现出易发、并发和多发态势。究其触发因素,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自然条件和国际环境等多个方面,而从治理方式上看,则主要是在人治与法治的对弈与博弈格局中,法治不足、人治突显,于民众主要表现为:面子心理、打劫心理、从众心理、闹大心理和求人心理,于运权者则表现为:血缘政治,权力家族化;圈子政治,权力部门化;条子政治,权力人情化;特权政治,权力私有化;交易政治,权力商品化。所以,从治理的视角和理念看,实现我国社会冲突有效治理的基本路径就是去除人治、树立法治,即人治祛魅、法治返魅。     

对法治和人治的再认识

从古至今,法治与人治之争的问题由来已久。在古代,统治者利用人治思想统治中国数千年,如今的中国把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追求自由、平等的统治秩序必然需要法治,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人治、法治有各自的优缺点,应当辩证地看待法治和人治之间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思维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现代转型

法治思维优于人治思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转型的理论根据。传统的人治思维因思维定式的惯性作用仍在排斥和消解法治思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转型的现实原因。党的十八大关于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提升的主张,指出了党的执政思维转型中的关键群体。人治思维滋生人治方式,法治思维对应法治方式,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现代转型,促成法治思维的形成,还需要党积极地推动具体执政方式改革,变人治方式为法治方式,并不断创新法治方式。     

以法治方式推进法治

从依法治国到以法治思维与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意味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并非已经实现了法治理想,仍需全面推进。人治方式是法治发展的阻碍因素,"仇和"式治理、"良性违宪"论在人治的意义上当被否定。因此,当以法治方式推进法治,变权力修辞为法律话语,尊重法律权威,正确理解并运用法律,实施宪法,以法治思维立法、执法、司法,逐步吸纳并挤占人治空间。     

重新界定铁路企业的法律地位

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曾长时期遭受过严重挫折，从挫折中，可以归纳出如下四点主要教训：一、强调领袖个人权威而否定法律权威。79年以前的新中国之所以始终未能走上法治之路，一味崇尚领袖个人权威而否定法律权威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过分依赖领袖权威的社会只能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而人治社会是很容易滑向专制的。     

梁启超法治思想简论

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梁启超的法治思想比较丰富。他认为人治有很大的偶然性和局限性,是不可靠的,因此是行不通的;中国要生存和自强,必须加强法治;同时他又主张把法治与人治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法治只有辅之以道德教育,才能使人们自觉地遵守法律。梁启超的法治思想有其合理内容,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法治精神: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灵魂

法治精神,是指现代法治国家在依法治政过程中所映现出的民主、客观、公正的根本特质。一个法律制度完备的国家未必就是法治国家,只有当其政治行为特别是政权的实际运作内含着法治精神时,才是真正的法治国家。法制精神与人治精神是根本对立的。法治精神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存在着内在一致性。法治精神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基石。     

让法治成为一种文化

正法治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得到全社会的一体遵行。如何制定治国理政的良法?又如何使这种良法得以有效实施?唯有让法治成为民众的习惯,内化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成一种文化,才能实现真正的良法善治。可以说,法治文化是现代国家的必需品,正是这种文化奠定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准,也正是这种文化滋养和培育了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法治成为文化,关键是要消除人治。因为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以及人治背后的封建文化,正是人治封建传统阻碍了法治。破     

对我国法文化相关问题的思考

从我国法律虚置现象入手,提出我国法文化基础缺失问题,侧重从中西法治历程比较的角度探讨：我国法治文化条件准备不足;人治传统;我国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还不长。     

新时代我国多元社会矛盾的法治化解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既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民族凝聚力日益增强的时代,也是多元社会矛盾交织叠加、国家治理能力不断面临挑战的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直面新时代的多元社会矛盾,坚持以法治化解机制取代人治化解机制。究其着力点,一是加强重点领域的风险评估,完善化解多元社会矛盾的立法机制;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完善化解多元社会矛盾的执法机制;三是践行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完善化解多元社会矛盾的司法机制;四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完善化解多元社会矛盾的普法机制。     

我国农村社会的法治精神培育

农村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法治精神作为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之维,在促进村民法治行为、保障村民自治实施、维系农村和谐社会等方面有独特功效。现实中,受传统人治社会的遗风、农村熟人社会的情风、村民法律认知低下、农村法治权威缺失等因素制约,我国农村社会的法治精神缺失问题较为突出。结合理论与现实,培育农村社会的法治精神,需从强化法治权威的震慑保障、拓展法治素养的基础作用、激活关键少数的法治引领、涵养尊法守法的法治氛围等方面努力。     

论国家目的理念对治国模式的影响

国家目的理念大致可以区分为统治、服务 ,以及国家作为一个有机体有其自身的目的三种类型。建立在专制基础上的统治目的与认为国家有其自身目的的国家目的理念 ,通常会形成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治国模式 ;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服务目的 ,则可以产生以法治为特征的治国模式。要真正实现法治 ,除了必须有服务的国家目的理念外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 ,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     

人治思维的四大误区

人治思维是指崇尚一个人或少数人依靠个人素质治理国家与社会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它存在着膜拜权力、蔑视权利、拒斥制度和暗箱操作四大误区。当前,依法治国、构建法治社会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要构建法治社会,必须走出人治思维的误区。     

领导干部要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观念转变

依法治国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变革工程,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增强法律意识,做到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国家各项事物,因为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客观要求,而领导干部增强法制观念,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培育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当然,领导干部法制观念的培养,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历史过程.     

中国改革30年：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

从人治到法制的转型，曾在法学界和理论界有过一场非常大的争论。就是1978年后伴随着思想解放、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有过一场人治和法制的讨论，启动了对于法的全面认识。什么叫法？究竟什么是法制和法治？     

理性精神:法治与哲学的共同呼唤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正式迈入法治时代。法治时代与人治时代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其实就是理性精神。法治是对理性精神的弘扬,而人治更多体现的是感性,是个人的主观随意。法治所体现的理性精神正是哲学的基本精神。哲学是理性     

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公民视角

法治现代化是由传统人治型社会向现代法治型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国法制现代化面对着发展经济的内外压力,背负着传统的人治包袱,还面对着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都面对的社会稳定问题,使这一过程充满了探索的艰辛。本文从公民的法律信仰的视角,对中国法治现代化所必须解决而尤为紧迫的人的问题,作了初步的分析,从法制理性的角度,提出了富有探索意义的思路。     

“法治思维”——衡量领导者执政能力的新高度

党的十八大对领导干部提高依法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领导者是否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的深化、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衡量领导者执政能力的新标准、新要求和新高度.为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使领导者的执政思维由“人治的思维方式”向“法治思维方式”转变,注重法治思维、法治精神的养成,切实增强领导者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能力,维护法治权威和法治的统一,使法治在治国理政和社会管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论社会矛盾法治化解机制的建构

实现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化解方式从人治机制向法治机制转变,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要求。建构起社会矛盾的法治化解机制,需要从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环节全面着手。一是要科学立法,在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二是要严格执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畅通诉求表达渠道;三是要公正司法,让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四是要全面普法,培养公民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纠纷的行为习惯。     

加强法治建设是首都维稳工作的重要途径

维稳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针对首都维稳呈现的重人治轻法治的现象,提出必须加强法治建设才能实现彻底维稳。建议采取强化立法、完善行政法律解释体系、强化监督、对疑难信访案件公信听证等措施,推进法治以预防和化解矛盾,实现法治状态下的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