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吸纳社会的实践逻辑——基于个案的描述和分析

康晓光、韩恒借鉴“行政吸纳政治”的分析范式，提出“行政吸纳社会”的概念，以此来描述和解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领域的变迁。行政吸纳社会理论对我们整体把握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现状而言，“有着较大的解释力”。以一家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为例，考察行政吸纳社会的实践逻辑，并检验理论的描述和解释能力，同时，找出行政吸纳社会理论框架下不同策略的使用条件及其背后的实践逻辑。     

从社会记忆角度探讨政治与行政

政治学与行政学发展至今,学者们提出众多的理论来完善它们,以此通过这些研究方法来对政府的政治统治与行政现状进行分析,从而最终解决实际出现的问题。学者们将诞生于心理学领域的社会记忆这一概念,引用到政治学与行政学领域作为一种的研究手段。通过这个新的研究视角,我们更好地对政府的政治统治以及行政现状进行分析。     

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两个问题研究

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经之路。政府公共治理过程中遇见的诸多问题都与政府自身有关，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是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形势下完善政府职能的具体表现。公共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冲突，需要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扫除体制性的障碍，提高政府实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功能，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稳定和谐。     

社会统制:行政裁量监控的新方向——区域政府法制协调与创新系列之四

现代社会管理离不开行政裁量的有效运行。作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从国家到地方政府,都对行政裁量的运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制。随着社会组织功能的培育、公民社会权利的兴起以及网络多元政治的发展,从社会角度构建行政裁量的监控机制,成为行政裁量规制的新方向。     

论公共领域中的能力本位

长期以来，公共领域是权力至上的领域，是从属于权力本位文化类型的。近代社会，随着交换关系上升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形成了能力本位的文化。而社会中能力本位的文化主流与公共领域中的权力本位文化是矛盾的，以致于在公共领域中出现了权力的畸形化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行政与社会的对立。重建公共领域的根本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使公共领域归流于社会的能力本位文化体系，而服务行政模式的建立又是公共领域中扬弃权力本位文化而代之以能力本位文化的基本途径。     

政府与行政审批中介关系——美国经验对社会投资建设工程项目的启示

政府与行政审批中介的应然关系是我国深化行政审批中介机构改革亟须厘清的问题。通过对美国有关法律规范的研究,本研究系统梳理了美国社会投资建设工程领域行政审批中介的构成、行政审批流程中的中介角色,以及政府对行政审批中介的管理制度。研究指出,美国对政府与行政审批中介关系的制度设计比较巧妙,既发挥了市场对资源及定价的调配作用,又实现了政府对行政审批中介的管理,政府还与行政审批中介达成合作关系。对制度分寸的准确把握与拿捏,使得政府在提高审批效率的同时,更好地行使了行政审批权。美国经验对我国现阶段改革或有借鉴意义。     

行政吸纳抑或资源俘获: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苏南Y街道智慧养老服务项目的案例分析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存在于多个领域。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理论视角看,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客观上形成对社会组织的吸纳,但由于社会组织在补充人力、筹集资金、提供信息支持等方面占据优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对政府部门的资源俘获。作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两个极端,行政吸纳和资源俘获在智慧养老服务供给过程中同时存在,而互动合作和协商共治是走出行政吸纳和资源俘获现状的必然路径。     

建设现代行政文化 构建政府与公民的新型关系

不同的行政文化背景产生不同的行政管理思想，政府管理组织与公民关系会有不同的定位。受传统行政文化影响，政府与公民关系出现了严重的错位与缺失。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行政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体化倾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转变为平等、协作、相互监督、相互推动的新型关系。这种关系的构建，将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权力，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公共性”到“行政公共性”——基于共同体视角的阐释

“行政公共性”是“公共性”这一哲学范畴被引入到行政领域收获的理论成果,也是人类共同体演进和社会公共领域分化的结果.从共同体的视角来看,公共性反映的是人类共同体实现内部平等交往的基本属性和未来发展的目标趋向,它集中体现在人类公共活动领域之中.在人类步入工业文明以后,人类公共活动领域分化为“公共权力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两大部分,相应地,公共性也呈现出“强制性共同体的公共性”和“非强制性共同体的公共性”两种情况.这样,“行政公共性”就从人类普遍主义视野下的“公共性”中被剥离和引申了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用于描述政府这种强制性共同体在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关系状态和对其进行价值确认的学术概念,并且在公共行政活动中以“他利性”表现出来.     

论开放社会中行政参与的合理界限

行政参与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在开放社会的不断发展之下,行政参与的普及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而这种广泛的行政参与并非毫无节制的,无论是参与主体的资格还是行政参与的适用领域均需明确与合理限制。只有正确把握行政参与的合理界限,才能更好地实现政府依法行政。     

行政思想必须适应市场经济

我国现有的行政思想植根于计划经济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来临 ,传统行政思想导致了政府管理的种种危机。为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 ,必须对传统行政思想逐步作出适应性调整。     

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基于与历史的比较分析

在人类社会逐步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发生着全面的变革。在社会治理领域．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将逐渐被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所取代，公共行政的发展也将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演变。服务行政作为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模式，其不断显现的服务导向、公正导向、公民本位、充分的开放性、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特征充分地反映出这一领域后工业社会总体的发展趋势。     

政府职能的变迁与行政给付

政府的基本职能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社会管理职能,不同性质的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政府职能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各国政府在解决诸如贫困、社会公正等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以及构筑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方面采取的措施,使得各国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普遍得到加强,行政给付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主要行为方式。     

突发社会安全事件行政应急法律机制研究

社会安全事件是由人为因素引发的,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的,亟须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的事件.与常态管理不同,在对社会安全事件的行政应急管理中,行政权力被以各种不同方式的集中而得以强化,行政机关的处置权和自由裁量权也将增多.行政机关通过行使行政紧急权,综合运用多种行政应急措施以控制和消除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带来的危害.     

社会转型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行及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加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控制，使其在合法、合理的限度内健康运行，又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问题日益增多，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为保证政府主导型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赋予行政主体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为此，从立法、司法、法律监督等方面对自由裁量权的运行加以控制，显得尤其重要。     

论行政裁决社会公信力的提升

行政裁决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又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因此必须在法制化的框架内努力实现其社会公信力的价值目标。通过规范行政裁决机构、行政裁决人员的职权,实现行政裁决程序的公开化,强化行政裁决过程的透明化等途径,来提升行政裁决的社会公信力,从而建立和扩大行政裁决的社会信用与声誉。提升行政裁决社会公信力在提高行政行为的社会认可程度、提高行政行为的效率内涵、减轻法院行政诉讼的压力、实行责任政府与法制社会的目标等方面有着重大的意义与价值。     

论风险社会中的行政问责制

2003年全国爆发的“非典”证明中国开始进入风险社会时期，风险社会对社会治理、政府的社会责任、追究政府及其官员责任的方式、政府及其官员承担责任的方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风险社会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多元化，治理过程中权利与权力的尊重、协商与妥协形成了新的治理方式——复合型治理。复合型治理下的行政问责是一种复合公共责任，复合型的责任关系核心就是以实现共存为目标的公共责任。     

行政诚信的伦理向度与政府内部监控之耦合

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由政府行为所引申的行政诚信问题无疑是行政伦理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政府内部监控是一种重要的自我约束机制，对行政诚信的建设起着内部监督促进的作用。在阐明行政诚信和政府内部监控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阶段行政诚信的现状以及成因，进而探讨了行政诚信与政府内部监控的耦合之处。     

西方国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管制到服务的演化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已经无法解决政府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为行政改革的重点领域。以美、日两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历了一个从管制到服务演化的过程。梳理和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历程能为我国该领域的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如重视制度保障，摒弃休克疗法，培育中介组织等。     

论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政府行政手段的转变为研究视角

当前，我国政府在运用行政手段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和调节时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影响了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行政手段的转变成为必然。实现我国政府行政手段转变的路径主要有六个方面：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相结合；有限广度与合理深度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行政成本与行政绩效相结合；刚性行政与柔性行政相结合；依法行政与行为救济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