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勇:新中国最复杂引渡案嫌犯

2016年7月17日凌晨,身着淡黄色短袖、米白色休闲裤的黄海勇被武汉海关缉私警察押解着从停靠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一架飞机上走下来.此时,距离他离开中国已经过去了18年.在这18年里,黄海勇先后逃往美国和秘鲁,并穷尽美洲所有法律以达到摆脱中国法律制裁的企图.但秘鲁国家宪法法院于2016年5月23日公布的裁决结果击碎了他最后的幻想.此次引渡被中国外交部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复杂的引渡案”,创下中国引渡史上诸多第一:《中秘引渡条约》签署以来首例成功引渡案例,美洲人权法院审理的首例涉及中国且中国胜诉引渡案,首例中国在国际人权法院出庭的案件.     

境外追逃中的量刑承诺制度研究

引渡请求国针对被请求国的要求作出量刑承诺,并保证承诺的顺利实现,是保障境外追逃顺利进行的关键性措施。反思我国量刑承诺制度,还存在以下问题:在上下级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的前提下,当前保障案件审理法院遵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量刑承诺的机制并非无懈可击;在案件判决书没有明确提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的量刑承诺的前提下,难以保障判决书既实现量刑的充分说理,又实现量刑承诺的具体内容,并体现量刑承诺对于最终判决的直接约束力。对此可以考虑通过以下方式完善:建立法定的量刑承诺程序,将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承诺的决定权赋予一审法院,并逐级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为量刑承诺的兑现奠定制度基础;在判决书中明确引用之前作出的量刑承诺,从而既实现量刑的充分说理,又体现量刑承诺对于判决的直接约束力,提升国际社会对于我国量刑承诺制度的认可与信心,从而推动境外追逃的良性循环。     

引渡制度中我国应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以赖昌星案为视角

当前,我国不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死刑不引渡"原则主要是指根据请求方法律,被请求引渡人可能因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被判处死刑,除非请求方作出被请求方认为足够的保证不判处死刑,或者在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不执行死刑",否则,被请求方"应当拒绝引渡"。在赖昌星一案中,由于加拿大不信任中国的死刑状况及外交照会,导致赖昌星不能成功引渡回国。从这个案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司法制度的公正性和中国的法治在某些方面并不被国际社会认同。本文试图以赖昌星案引渡不成功为例,浅谈我国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必要性,并对结合我国法律体系的实际情况,探讨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原则的具体方法和具体标准,即由最高法或者立法机关进行权威性解释或立法,以间接的、有限的态度由逐步向完全接受过渡,加快刑法体系相关内容的改革等。     

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反腐败是各国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当代国际社会的潮流与共识。我国党和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但我国的反腐败工作任重道远,还存在一些亟需研究和改进的问题。在当前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领域,高官腐败犯罪、腐败犯罪的刑事推定、腐败犯罪的异地审判、性贿赂应否犯罪化、腐败犯罪人员的境外追逃和腐败犯罪外移资产的追回等重大现实刑事法治问题值得特别关注,对其深入研究和正确解决可以成为促成反腐败刑事法治进步的重要契机。     

论我国追赃国际合作的法律依据和主要方式

追赃国际合作是国际刑事协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相对于对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引渡、遣返等而开展的追逃国际合作而言的刑事司法国际合作方式。它的合作范围仅限于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转移出境的赃款赃物，包括犯罪所得、犯罪收益和犯罪工具等与犯罪行为有关的一切涉案物品、资产或资金等。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开展追赃国际合作主要有四种方式：（1）在开展引渡、遣返等追逃国际合作的同时，随附请求移交赃款赃物；（2）由赃款赃物所在国启动国内法追缴程序，尤其是犯罪所得追缴法予以没收并请求返还的追赃国际合作；（3）在赃款赃物的所在国，通过启动民事诉讼方式追回犯罪资产；（4）启动新刑诉法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追回犯罪资产。对我国追赃国际合作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应当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立法完善等措施，健全和完善相关工作机制，为我国的境外追逃追赃工作找出一条既有效率，又富有成果的路径。     

从杨秀珠案看跨国追逃中遣返措施的适用

自2014年以来,针对经济犯罪和贪污犯罪案件的跨国追逃追赃工作掀起了新的高潮。跨国追逃离不开国家间的刑事司法合作,引渡是两国之间进行跨国追逃的重要司法合作形式,但由于我国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没有签订引渡条约,不能将逃往这些发达国家的罪犯引渡回国。在这样的情况下,遣返等引渡的替代措施逐步在跨国追逃中发挥作用。在我国百人红色通缉令名单中名列榜首的杨秀珠目前正在进行美国的遣返程序。笔者以此案结合引渡     

试论检察机关在境外追逃中的作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法律以及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的不同,为采取引渡等措施进行境外追逃带来一些法律问题。在此,本刊特组织跨境追逃问题研究专题,对检察机关在境外追逃中的作用、贪污贿赂案件境外追逃程序和证据要求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有利于促进境外追逃法律机制的完善。     

再论本国国民不引渡——从湄公河案对泰国军人的引渡谈起

湄公河惨案中泰国政府以"本国国民不引渡"为由,拒绝将涉案的9名泰国籍缉毒军人引渡到中国,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无法介入对9名泰国籍军人的刑事追诉、审判量刑、以及刑罚执行等,从而无法将他们绳之以法。湄公河案暴露出本国国民不引渡的某些弊端。因此适当放宽对本国国民引渡的限制,在个案引渡合作中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不仅有助于打击本国国民在境外的犯罪,同时有利于维护国家间的友好和信任关系。     

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合作追索境外流失文物——《关于打击文化财产非法贩运的犯罪预防与刑事司法对策国际准则》评析

《关于打击文化财产非法贩运的犯罪预防与刑事司法对策国际准则》的通过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文物清单作出宽泛解释,增设国际文物追索领域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将文物犯罪确立为可引渡犯罪,强调在引渡文物犯罪人的同时进行文物的追缴与返还,明确各国应为文物犯罪提供最广泛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确立针对文物犯罪的"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我们应当借鉴该准则的规定,完善国内立法与实践,推动我国流失文物追索工作的全面展开。     

审判职能、说服责任与“案结事了”

本文从司法审判的特点、说服责任的性质与和谐价值的实现等方面,探讨了它们与案结事了的关系。在法治社会,法院的角色是根据证据裁判原则解决社会争端,诉讼各方必须履行说服责任,才能使法院判决具有可接受性,使争端得到终局性解决。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不应以调解优先,而应以增强证据意识、完善证据制度来实现案结事了。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强化公诉人的说服责任,达到使事实认定者确信无疑的证明标准,才能减少冤假错案,实现案结事了。在民事诉讼中,应当遵循体现和谐价值的不能采纳用以证明过错或责任的证据规则,才能避免善有恶报、案结事坏的恶果。     

以法治推动香港繁荣 李国能黄仁龙高浩文王桂埙2010年论香港法制

2010年1月11日，一年一度的香港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举行。香港法律精英济济一堂。香港举行法律年度开兽典礼，回顾、评估和展望重要法律命题。 开启典礼当日，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首先检阅仪仗队，马仪式揭开序幕。在典礼进行时，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律政司司长、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及香港律师会会长都会相继发表演说。（中国法律）本期精编这四篇讲辞。     

Review of Rebecca W. Y Wong,The Illegal Wildlife Trade in China; Understanding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s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     

Correction to: Review of Rebecca W. Y Wong,The Illegal Wildlife Trade in China; Understanding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s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 A Correction to this paper has been published: https://doi.org/10.1007/s11417-020-09337-w     

疑案·存案·结案——从春阿氏案看清代疑案了结技术

清末春阿氏杀夫案在司法档案和纪实小说中有着不同版本。刑部、法部和大理院轮番审理,未能查出事实真相。大理院迫于结案的压力,以存案的方式了结了该案。判决书内容含混,而处理疑案的技艺则甚为高超。以疑案及其结案技术为切入点,重新审视并评价皇权下的司法实况,可以观察到司法现实复杂而生动的本来面目。     

“我的当事人是全香港市民”

2009年4月24日下午，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黄仁龙在律政司办公室会见来访的《中国法律》杂志社郑静仁社长，并接受了本刊执行总编辑董彦斌的专访：（本次访谈亦鸣谢：香港律政司法律政策科、律政司梁涧芝女士、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袁方女士）     

Case Baiting

In 2014, New Jersey passed the Sports Wagering Act, permitting sports betting at state casino and racetrack venues, in direct conflict with the federal Professional and Amateur Sports Protection Act. In 2017, South Dakota passed Senate Bill 106, requiring that certain e-commerce retailers collect and remit sales tax, in violation of federal law. The two U.S.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arising from challenges to these state statutes—South Dakota v. Wayfair and Murphy v. NCAA—exemplify U.S. Supreme Court “case baiting.” Case baiting is a tactic states implement to challenge federal directives by passing state legislation that directly conflicts with federal law to lure the Court into granting certiorari and ruling in their favor.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outh Dakota's and New Jersey's triumphs pave the way for other jurisdictions to pursue similar strategies across multiple legal issues such as abortion restrictions and immigration law.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case baiting invites further scholarly exploration of important policy considerations, including the use of this tactic as a novel approach to the application of law and strategy, whether case baiting promotes the Court's progression toward a more quasi-legislative role, and whether passing conflict legislation violates state legislators’ oaths of off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