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司法理念与司法制度

在以孟德斯鸠、贝卡利亚为代表的人道主义司法理念的影响下,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进行了人道化改革,逐步确立了罪刑法定、无罪推定和审判公开等原则;自古希腊以来的司法平衡智慧对近代以来的西方司法制度也颇有影响,如西方各国法律中确立的司法原则——当事人对等原则和辩诉交易制度等等,就体现了司法平衡的理念,而所谓司法平衡就是指通过司法途径实现利益上的平衡;自古希腊以来的司法正义理念对西方司法制度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一理念强调通过司法途径来实现形式正义(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实体正义),英国的衡平法以其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而弥补了侧重于追求形式正义的普通法的不足,从而在英国法律体系中达到了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之间的平衡。     

暂缓起诉制度的理论研究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暂缓起诉制度或被以效率或被以价值原则的名义推向了实践舞台；暂缓起诉制度的诉讼程序之暂时中止、缓起诉、暂时不予起诉等称谓的实质具有共同的特征；暂缓起诉制度符合恢复性司法的目的、符合法律经济学效率的理念、符合司法价值追求的规律，体现着司法认知水平的提高与司法能力逐步的提升，体现了刑事司法与犯罪现象之间关系的司法能动性，具有深厚的法理学、法哲学基础；暂缓起诉制度在我国是和谐法治理念的司法贯彻，且具有司法领域制度的契合性和时代契合性；暂缓起诉制度符合回应型法治发展趋势规律，也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全球化规律”即法制程序化的拓展。     

司法改革的理论论争及其启迪

要解决中国司法改革中的问题,就必须对各种司法改革理论进行合理定位。在中国司法制度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儒家的实质正义司法观、中体西用论、西化论、国情论四种主张都曾产生较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体用之争相对淡化,儒家的实质正义司法观经常显现出现代价值,而国情论与西化论之争则成为司法改革理论交融与碰撞的主要"对手"。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司法改革的各种理论论争主要体现为:特色道路与普遍价值之争、群众路线与精英职业化之争、体制内的司法改革主张与超越体制的司法改革主张之争、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之争。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司法改革的理论论争对新一轮的司法改革具有启迪意义。司法制度的改进需要与司法理论的现代化相结合,司法改革必须立足国情但又不能故步自封,应坚持渐进原则,同时以复杂共识理论作为指导并需要与中国人的实质正义心理追求合理衔接。     

回应型司法制度的现实演进与理性构建——一个实践合理性的分析

回应型司法,是司法机关对社会诉求所作出的回答或响应。回应型司法具有主动性、灵活性、参与性、民主性。回应型司法追求实质合理和形式合理的融合、目的合理和结果合理的统一、主体合理和行为合法的统一。在制度建构方面,回应型司法的基本理念是体现适度回应的渐进改革,通过建立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建立通畅、理性的沟通与回应渠道,促使中国司法走出目前的困境。     

案例指导制度与法官能动性

法律确定性与实质正义都是法治的组成部分。换用中国的现实语境来表达,也就是人民法院的基本司法政策: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两个效果的统一。但是,法律确定性有可能与实质正义发生冲突,或者说,法律确定性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局限,为了保证确定性有可能导致个案的不公。在此情形下,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道横亘在司法者面前的难题。本文拟从案例指导制度的角度观察和分析法律规则与司法活动之间的能动关系。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及运作"司法是确保法律回应性的根本方法。"①法律适用的核心就在于将普遍性的法律规范运用于具体个案当中。由于制定法自身可能存在法律漏洞、前后矛盾、过     

中国传统的慎杀理念与死刑控制

在中国古代,死刑制度的运作主要是以慎刑主义理论及其慎杀理念做为支撑的.基于“人命至重”、“杀一无罪非仁也”的认识,慎杀理念强调死刑运用的“不得已”性,主张“义刑义杀”,追求“生道杀民”、“缓死求生”.在传统慎刑观的导引下,中国历代统治者大多着力将慎杀理念贯彻于国家有关死刑的立法与司法之中,上升为法律规则,具体化为各种慎杀制度与配套措施.一方面,从立法上对死刑之数加以控制,对死刑等次进行简化;另一方面,通过死罪类型区分制度、特殊主体宽恤制度以及减死之罚的设置等,对死刑的实际适用进行消解;此外,通过死刑复核、死刑复奏、录囚与伸冤直诉以及赦宥等死刑的救济程序与纠错机制,进一步“化死人生”,控制和减少执行死刑的数量.     

论形式理性对实质理性之优位性——兼论传统与现代司法理念之碰撞

法律是立法者理性思维的产物,司法是法官凭借其理性思维将理性的法律运用到纷繁芜杂的案件中去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求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兼备,缺一不可。形式理性追求司法活动过程的合法性,强调司法过程的严格和平等,主要体现于程序法之中,它在法律上表达为程序公正。实质理性则追求司法活动结果的公正及裁判内容的公正,注重个案解决过程中情理与     

试论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与“程序正当”

“正当程序”所蕴含的价值理念是现代法治国家所积极追求的目标。“正当程序”的内容及其受尊崇的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民主与法治程度的标志。一般说来，“正当程序”多从立法上体现出来，而“程序正当”则更多是通过司法途径体现出来。一部制定得无论多么完美的法律，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执行，其蕴含的价值理念仍不能转化为现实生活的内容。也就是说，“正当程序”要通过“程序正当”来体现。而要做到“程序正当”，首先要制定一部完整体现“正当程序”的刑诉法典；其次要确立一个合乎诉讼实践规律的证据制度；最后要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准的法官队伍     

司法理念的更新与冤案的终结——以对刑讯逼供深度分析为切入点

在我国近年发生的影响较大的冤案中普遍存在刑讯逼供现象,这是口供中心主义的刑诉传统所致,而偏重口供证据则根源于追求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司法理想。但这一司法理想很难通过构建一整套标准清晰、便于操作的制度体系将其转化为现实。当前"口供——事实——客观事实"这一闭合链条,使最理想的司法追求在实践中通常会转变成最现实的司法,想尽一切让当事人"把事实说出来"。这既是口供被视为"证据之王"的现实动力,亦是刑讯逼供难以根除的文化根源。要想从根本上破解这些难题、彻底终结冤案的发生,应当以理智的态度努力完成从以客观事实到以法律事实为基础的司法理念的更新,重新构建司法公信力。     

司法理性与理性司法——以法律推理为视角

司法理性是指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运用程序技术进行法律推理和判断、寻求结论的妥当性所体现出的一种睿智和能力。司法理性是形式理性、实质理性以及实践理性的统一。法官在司法裁判时运用法律推理的过程,同时也是彰显司法理性的过程。因此通过法律推理促进理性司法,从而实现司法公正是我们追求的法治目标。     

新《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对诉讼效率价值的坚持与完善

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法》应始终追求的重要价值,诉讼效率应当包括"效益"和"速率"两层含义。其中的效益是指通过诉讼程序办理的案件质量较高、结果合理,强调效益有利于司法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良好统一;而速率是指遵循诉讼程序使得刑事案件处理较快、过程迅速,强调速率有利于对司法资源的合理调配和充分利用。但效益和速率并不能完全地同步实现,任何诉讼程序都可能向其中一者倾斜而忽略另一者,尤其是忽略对效益的追求。同样地,新《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也应当尽力保持这两者间的平衡,通过一定制度设定弥补因速率带来的效益损失。     

同案同判:法律义务还是道德要求

法律实践中的一个悖论是:一方面,司法裁判受到同案同判的拘束;另一方面,某些情况之下的特殊对待又被认为是合理的。要想化解这个悖论,必须仔细考察同案同判的基本性质。近年来,案例指导制度已经成为中国司法实践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统一法律适用"被视为案例指导制度最重要的优点,必然要求在司法实践中来落实同案同判。案例指导制度所肯定的是一种有关同案同判的"强主张",即"同案同判"是不可放弃的司法要求,是不可摆脱的法律义务,因此只有在证明"表面上相似的案件并不是真正同案"的基础法     

刑罚效益的最优状态

法律经济学主张以经济效益及福利最大化来判断法律制度的优劣,如果一个制度是＂无效率＂或者是效率低,那就需要改进;同样一项改进措施如果违背效益原则,也将归于＂无效率＂。刑法在现代法治化进程中,要求体现一种经济效益的现代法律精神。本文将从法律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来探讨刑罚严厉性与司法成本的关系,以论证有关我国罚金刑广泛适用是否合理以及如何改进。     

论法律形式合理性的十个问题

法律制度的理性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实质合理化,一为形式合理化。法治原则在司法领域必然意味着形式合理性的优先,即,在司法过程中,当个案处理结果的实质合理性与法律本身的形式合理性可以两全时,司法者应当而且必须兼顾这两种价值,在司法裁判中同时实现个案中的实质合理性与法律的形式合理性;然而,当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发生不可两全的矛盾而不得不有所牺牲时,司法裁判则应当以优先实现形式合理性为原则,以牺牲形式合理性为例外。无论是对于持有社会本位价值观念的人们而言,还是对于持有个人本位价值观念的人们而言,只要他们遵循理性的指引来选择达成目的的手段,以优先实现形式合理性为原则、以牺牲形式合理性为例外的司法公正,都是唯一合理的选项。     

程序异化的法社会学考察论纲(下篇)——以刑事冤案和刑事司法程序为视角

在犯罪嫌疑人与追诉机关之间,现行法律不仅没有制定体现"控辩平等、控审分离、审判中立"等理念的制度和规则,而是要求三者"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事实上,三者往往一致对外,徒具"分工"之名,而无"分权"之实,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实践中,这种不应有的合作是造成冤案的基本原因。目前应改变"自错自审自纠"的做法,将待查冤案交由上一级司法机关或异地司法执法机关审理。刑事协商制度作为被告人与国家之间协商对话的制度样本,可以充分体现追求刑事司法和谐的思想,从而有助于寻找一条通过刑事司法实现刑事司法和谐,通过刑事程序法治实现法治的道路。法的对话理性为包括刑事协商制度在内的刑事司法制度提供一个宪政意义的对话途径。以人为本的程序和关怀人的程序是克服程序异化的根本途径。     

浅析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兼论其对我国司法审查的启示

司法审查制度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普遍设立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如果机构的权力影响到公共利益或个人以及组织的权利或实质利益,那么该机构如何行使该权利就应该接受司法审查.司法审查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是指最高法院对立法机关的法律以及行政机关的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制度,此制度在政治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对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初步分析中提出了相关完善我国司法审查的有益对策.     

宗教文化对中国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制约与影响

宗教文化对中国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渗透与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表面看来宗教对中国传统司法审判制度影响甚微,实际上宗教与传统司法审判制度有着深层的纠葛,宗教成为历代政治话语中法律权威性和神圣性的合理来源。其对司法审判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度层面、司法理念层面、法律器物层面。     

《尚书·吕刑》司法理念与制度管窥

《尚书.吕刑》作为一篇言刑专文,其所蕴涵的司法理念,初步完成了从"神判"向"人判"的历史性跨越。《吕刑》篇所体现的两造具备、察辞于差、简孚有众、惟察惟法等诉讼制度,环环相扣紧密结合,不失为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基本程序保障,而其中关于哀敬折狱、惟良折狱、戒不勤、绝五过之疵等要求,更是司法者能够"中正"司法的必备素养条件。     

新当事人主义论

当前司法实践贯彻当事人主义所产生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法律真实过分背离客观真实、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不统一、诉讼程序拖延、诉讼成本高昂.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实现审理模式向"新当事人主义"转型.新当事人主义在理念上强调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在基础上坚持当事人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实质内容上强调法院在保障当事人诉讼能力地位对等、推进诉讼顺畅高效进行等方面的司法能动性.     

中国梦视域下的社会公正建设探讨

所谓梦想,就是社会成员通过努力追求可能实现但又尚未实现的事情。中国梦既是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之梦,亦是追求生活幸福的个人之梦。社会公正作为实现中国梦的应有之义,构建公正的社会环境,逐步解决当前社会公正问题,需要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实施更为完善的分配制度;坚持法律制度和司法建设,构建更为全面的监督体系;坚持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保障社会成员的多层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