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适用法律的最佳方法──由一起“民间讼师索酬案”看法官对法律的适用

法官在审判实践中是成为机械地运用法律的法匠，还是通过解释法律、发现法律的方法而创造性地适用法律，亦或是法官自我创设可适用的法律和规则？特别是在法律存在漏洞的情况下。法官如何正确适用法律来公正裁判，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课题。作为这起“民间讼师索酬案”的主审法官，本文作者在审理此案过程中，对如何理解、适用和解释法律有自己的理解，并作出了判断。希望本文能使广大法官对法律解释方法有进一步的感性认识。     

信赖保护原则的类推适用

法官的裁判与标准化裁判的区别就在于,法官作为具备专业法律知识与法学素养的主体能够通过其主观能动性来解释法律,运用法学规则来填补法律漏洞,并将其应用于具体的案件裁判当中。行政审判中能否将《行政许可法》所确立的信赖保护原则类推适用于房屋登记类行政案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鉴于目前我国行政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性,以类推适用法律的方式无疑能够起到很大的法律漏洞的填补作用。房屋登记属相对法律保留事项,并非如行政处罚讲求的绝对法定性,因此在允许的行政法领域,以类推的方式裁断案件应该得到支持。     

形成法官职业共同体:法律适用统一的一种路径选择——关于法律适用沟通交流机制的实证研究

一、有关法律适用统一的理论设定(一)法律适用不统一的主要根源——法官在裁判过程中的认识不一致1．裁判的过程是法官主观认识的过程。首先,现有的理论与经验表明,在立法上制定一个包罗万象、逻辑统一、内容完备的法典是不现实的。法律的确定性只是相对的,法律规范存在冲突、模糊、不周延、滞后甚至漏洞已是不争的事实。甚至说,规定明确的法律也需要解释。其次,法官是法律从文     

民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民法基本原则是抽象的法律原则,不能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当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则时,从法律解释学的立场来看,当法官面对个案时,应努力寻找适用与案件相关的法律,或者类推适用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而不能随意认定法律漏洞,直接以诚实信用、公平等基本原则为理由做出判决。在有具体法律规则的情况下,法官直接援用民法基本原则裁判案件,做出与法律明文规定相悖的判决,则是法律适用错误。     

债务加入类推适用的对象、范围和限度

我国现行法未对债务加入进行规定,构成公开的漏洞。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无名合同“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7条关于“民事案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法官应当首先寻找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作出裁判”等规定,在填补债务加人漏洞时,法官应当首先尝试类推适用方法。     

论法律预期目的冲突司法救济的默会维度——一个默会正义的思考

法律不仅是能通过语言表达的逻辑化、体系化的明述知识，而且很多时候也是无法通过语言表达，只可意会的修辞性、亲知性的默会知识。司法通过个案救济法律预期目的冲突时，既面对着在冲突的法律预期目的之间的选择，也面对着在冲突的诉求和“证据”面前的采信，还面对着法律适用于案件事实中的妥适性、可接受性等问题。这些都是法官面对的默会知识。藉此，法官在个案裁判中追求的正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默会正义知识。此外，法官在裁判相关问题时，其本身的经验、亲识，以及判断是非、运用法律、协调正义的独特能力等，更增添了司法救济法律预期目的冲突时的默会内容。     

法律发现：发现“活的法律”

法律适用过程中,不仅法官为居中裁判而需要进行法律发现.而且当事人及其律师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亦需要进行法律发现。因为,法官的法律发现会存在知识、能力、认识的局限,而律师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后,就具体个案提出的辩护意见或代理意见.作为律师法律发现的载体,对于弥补和完善法官法律发现的缺陷,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事实上,众多的律师辩护意见或代理意见能够说服法官并得到法官的采纳,便是例证。虽然法官和律师所处的立场、所代表的利益不尽相同,但都应遵循共同的法律发现规则。目前,对法律发现的研究大多由法官来推动和开展。律师作为最经常与法律发现打交道的职业群体之一,亦很有必要重视和研究法律发现理论,以共同推进法治实践。所谓法律发现:是指发现处理案件的法律依据的活     

法律约束、个案正义与司法论证——对自由法学的另一种解读

19世纪末的自由法学认为,实在法是存有漏洞的,法官的任务便是进行漏洞填补.为解决法官"法律约束"与"个案正义"难题,自由法学将法官裁判区别为"主观动机"与"客观论证"结构,并将法律约束置于"客观论证"层面,通过公开论理使暗含在判决中的法官"主观动机"以客观化的方式展示出来.对此,纯粹法学通过法位阶秩序理论予以批判,然该批判误解了自由法学的理论诉求,同时也就无法洞悉司法过程的真实状态.     

论法律发现及其方法

法律发现是指法官判案时生成裁判规范的活动。在实际进行法律发现的各种方法中,有古老的,有现代的;有简单的,有复杂的。不过,集中体现法官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方法主要有比较适用的方法;冲突解决的方法;法律解释的方法;漏洞填充的方法;利益衡量的方法等。这些方法各有其特色,其运用皆体现了严格规则主义与自由裁量主义的有机结合。     

法律原则适用与程序制度保障——以民事法为中心的分析

法律原则因为没有明确、具体的事实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而无法像法律规则那样为当事人提供行为准则,为法官提供裁判根据。适用法律原则处理个案纠纷就是法官以自己所“造”之法进行司法裁判,其适用困境的实质在于,以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律规则为中心运行的司法制度(尤其是司法程序)难以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有效的正当性论证。在实体法、法律适用技术的范围内,以构建适用条件、适用规则,完善适用方法等方式来破解此困境,作用极为有限。重构司法程序制度,使当事人、社会能够以恰当的方式参与到具体的裁判过程以制约法官的裁量权,或许是解决此难题的可能途径。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发现及其方法论析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发现有二层含义:其一指法官从现行法体系中找出那些能够适用于当下案件的法规范或解释性命题的活动;其二是指在没有明确法规范或解释性命题可以适用的情况下进行漏洞填补或自由造法的一系列活动。法律发现方法主要有法律识别、法律解释和漏洞填补几种。在适用法律中,法官关于法律的认识、法渊理论、诉讼参与人等因素都会影响法官的法律发现。     

论民事案件裁判方法——在事实和法律之间探寻

法官裁判案件的活动,从理论上观察,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发现事实,二是寻找法律,三是将所寻找到的法律适用于所发现的事实,形成裁判结果。因此,在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法官发现事实、寻找法律和适用法律的方法,可总称为裁判的方法。在学界,对裁判方法的研究,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发现事实的活动,基本上属于程序法学者的研究领     

司法中的社会科学判断

在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律人需要法律逻辑推理,也需要社会科学判断。在事实认定阶段,社会科学主要通过转化成为证据来认定事实。但如果证据规则不发达,社会科学只能作为证明材料成为法官心证的来源,就会增加裁判的不确定性。在法律适用阶段,法官在审理有潜在影响的案件时,遵循先做后果判断再找法条解释的过程。社会科学的引入,有助于提高法官对后果预测的准确程度。总体而言,法律说理和社会科学理由同时存在,会增强裁判的说服力。在司法中进行社会科学判断,有助于减少法律与社会之间的隔阂,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论经验法则在民事审判实务中的运用

在事实真伪不明、法律适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法官运用经验法则裁判案件显得尤为重要,有必要从经验法则的现实困境入手,通过剖析经验法则在民事裁判中不当适用之原因,以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波普尔的证伪规则、社会效果评价规则对经验法则的运用进行合理界定,并从加强民事审判中的释明、加强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强化法官继续教育培训四个方面着手,引导法官妥当、准确地适用经验法则。     

论裁判文书中法律适用的公开

近年来,裁判文书作为司法改革中的一个热点和重点,其中尤以判决理由备受关注。应当承认,重视判决理由的论证,强化法官的法理分析能力,在实现法律适用的公开方面有着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但值得指出的是,过去改革中部分法官存在一种看法,似乎认为裁判文书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论创制型案例：概念、标准、类别与价值

法律规则缺失是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景象和现实难题,法律解释弥合说、法律续造补充说和法律论证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困境。从司法实践的结晶＂创制型案例＂出发,能够为解决＂大前提＂缺失提供实践性思路。作为法官实践智慧的载体,创制型案例是法官在＂无法可司＂与＂不得拒绝裁判＂的夹缝中裁判的案件,＂规则创制＂和＂法律认可＂共同构成其判定标准。以创制型案例中规则创制的外观形态和必要性为维度,可将创制型案例分为形式性、实质性、刚性、柔性四个类别。在法治实践中,创制型案例对填补法律漏洞、补充制定法、裁判争议和疑难案件、提升法官裁判说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而将创制型案例类别化,则对指导法官裁判和法治价值的维护起到积极作用。     

论裁判境域中诚实信用原则之适用

诚实信用原则通过对当事人与法官提出诚信要求,并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妥当处理疑难案件,使司法功能得以最大化发挥。诉讼法与实体法分离之初,诉讼竞技观与工具论盛行,遮蔽了诉讼领域诚信的重要性,诚信原则立法二元分离,在裁判视域中仅重视对实体法律关系的诚信裁量。随着民事诉讼立法中诚信原则的确立,需要重新解读裁判视域中诚信原则的适用。法院应遵循统一诚信裁判观,既对各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进行诚信裁量与失信制裁,又应运用自由裁量权弥补法律"漏洞",并且应诚信行使裁判权。     

论法官与法律解释

在司法过程中,所有的裁判都始于解释也终于解释,法律规范的大部分是法院在裁判中找到的。而做出这一裁判的主体正是法官本人。法官的判决书,是法律适用的最明显体现,是法律精神的最终产出。本文试从法律解释的对象和立场,法律解释的适用中的法官个人的独立价值判断,法律解释的填补功能与造法性,法律解释答案所存在的非唯一性,来分析法官的主体地位。     

审判实务中的举证责任问题研究（上）——庭审方式改革论之一

法院裁判案件所依据的事实，是法律事实并非客观真实。法律事实的认定，只要程序合法，适用举证责任正确，即使与客观真实不一致甚至完全相背，法官也不承担错案责任，否则就应受到追究制裁。然而，举证责任制度由于学术理论研究脱离审判实践，有的淡化或误导了审判实力中举证责任的适用。可以说，法院裁判认定事实的错误，都是由于法官不能正确适用举证责任造成的。笔者认为，注意区别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承担的举证责任与法官裁判案件所适用的举证责任的不同性质，正确运用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严格掌握举证责任转换的条件，科学理解举证责任的倒置，是法官正确认定法律事实和公正裁判的四个关键环节。     

法官办案如何做到法律安定性和裁判正当性的统一

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当面对高度抽象的、概括地法律条文时,面对发生冲突的法律规范时,面对政策的考量对法律标准的影响时,法官怎样才能做到既能保障法律的安定性,维护法治的尊严与统一,又能做到保障个案裁判得公正性这就要求法官要对法律的适用方法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熟练的应用,以做到二者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