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代外交机构近代化

晚清的外交机构,经历了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到转换为外务部的发展阶段。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虽是清政府在列强威逼之下的无奈之举,但它却有力地推动了晚清外交的近代化。晚清外交机构的各项制度不断完善,权力由分散不断集中统一,日益与西方列强的外交制度趋同,这种艰难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在民族矛盾加深的情况下对外交认识的深化,增强了清政府独立办外交的能力和信心。     

遗产赠与的伦理与法理--杭州"小保姆受遗赠案"的几点分析

遗产赠与是继承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实际上的继承方式之一,遗产赠与不得违背作为继承法基础的伦理和法理.杭州小保姆受赠百万元遗产一案的判决,虽然符合现行成文法,但实际上已经违背了伦理和法理.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此案判决对伦理和法理的损害,认为法律不应允许被继承人用遗嘱方式实际剥夺无过错的继承人的继承权,应尽快设立遗嘱遗赠情形下的"特留份"制度.     

两个世界的碰撞——蒲安臣使团与近代中国外交的发端

康熙十七年(1678),清政府下令海禁,此后,清政府绝大部分时间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始终以“泱泱大国”自居,维系着“天朝大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华夷体系,与这一体系之外的欧洲等其它国家,根本没有外交可言。然而,鸦片战争后,华夷体系受到挑战,清政府被迫以“平等”的关系发展与“有约国”间的关系。1868年2月,清政府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以美国离任的驻华公使蒲安臣为首组成,开始走出国门,出使与清政府有条约关系的国家。7月28日,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由西华德起草的《蒲安臣条约》。本丈通过对蒲安臣出使各国所采用的礼仪以及条约的内容进行分析,还原其在近代外交中所扮演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中的角色,力求给其以客观的历史地位和评价。     

评"弱国无外交"

作者对流行的"弱国无外交"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一说法不宜当作一个科学严谨的定论.作者以史为据,并从外交的职能和作用方面论证了强国有强国的外交,不能因其强而称其有;弱国有弱国的外交,不能因其弱而谓之无,进而论证处于劣势的弱国往往不仅具有其独特风格的外交,而且,国弱未必外交弱,兵败未必外交败,从外交的角度来讲,有时弱国的外交不仅不弱甚至有时强于强国的外交.     

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中对外报的重视与应用

报纸在近代外交中具有重要作用。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外交部门的机构设置中凸显了对外报的重视。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清政府也能够将外报作为获取外交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并以此作为外交决策的重要参考。对外报的重视与利用体现了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外交心态的转变。     

论太平天国在外交上的失误

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外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走向了失败．西方列强的干涉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太平天国本来是有机会争取到西方的中立的，然而由于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以及外交上的种种失策导致西方最终倒向了清政府一边．研究其在外交领域的失策对思考其外交失败的原因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也给后世以反思和教训。     

日本外交的选择:概念、议程与方向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战败后,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家基于对国家特性的重新认知,确立了以全力发展经济、轻军备及对美协调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吉田主义",为日本描绘出复兴的蓝图。在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及外交本质的合力之下,日本外交得以挣脱战前的扩张路线,在摸索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其主要特征,则系于"宪法九条"、"日美同盟"、"经济中心"与"历史遗产"四位一体。其中,"宪法九条"与"日美同盟"这两大选择的目标、路径与方法并不相同,因此也屡遭质疑与局部修正,但"吉田主义"凭借其内在的强韧性,即使在冷战后依然维持了整体结构上的相对稳定。然而,这一局面在第二次安倍执政时期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外交的和平主义精神正经历实质性考验。日本明显加快了战略转型的步伐,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突破既有思维、法制及惯例的框架,外交体制也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总体战略形态及外交体制的变化,无论对日本自身,还是对亚洲各国,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涵。展望未来,能否真诚反省历史,致力国际协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是日本外交所面临的"世纪性"课题。一个不甘衰落而积极挑战自己的日本,如何融入日新月异的亚洲?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日本须减少战略误判,戮力合作。没有健全的亚洲外交,日本外交难有未来。     

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国际法运用比较分析

甲午战争中,日本从法理上束缚中国手脚,利用国际法掩饰其侵略行径,抹黑清政府,博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不断巩固其既得利益。而清政府消极应付,以致处处被动。中、日在国家转型战略、外交策略、国际法认知理念上的差距,决定了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中国际法运用的巨大反差。分析这段历史,对于现代国际法运用有着重要的启示。     

中国外交礼宾的发展变化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展开研究。外交礼宾是一项重要的外交职能,是外交活动最直接和最显著的表现。由于礼宾工作操作性强,学理性相对薄弱,受重视程度与其在外交中的地位是不相符的。本文试图从外交礼宾的视角探讨中国外交的特色和风格,以期加强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解。自改革开放至2012年,在融入国际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外交礼宾具有国际化与简化的特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礼宾发生鲜明变化,在国际化的基础上呈现出大国风格与大国气象。外交礼宾礼仪是表象,背后折射的是中国的内政、外交、国际化进程以及与世界的关系。通过对中国外交礼宾发展变化的梳理,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格局与气象。     

晚清使才薛福成

晚清使才薛福成胡代聪一、“弱国无外交”历史条件下的外交人才清政府派遣常驻外国的使节，始于１８７６年，①从这时起，陆续派出驻外使节，薛福成就是其中之一。他在１８９０年受清政府委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１８９４年离任。时间并不算长，但被时论认为是晚清...     

立宪派:辛亥革命的“发端”

本文回顾立宪派的出现和总结其在辛亥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并分析了立宪派为何从支持清政府到反对清政府的原因。     

清末总理衙门的设立对中国外交体制和中外关系的影响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清王朝结束,这期间中国的外交体制以及中外关系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而这重大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总理衙门的设立,使之前"交涉与决策相分离"的外交决策局面结束了,中枢外交决策机构也由军机处变为总理衙门。中外关系的发展较之前相比,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总理衙门的设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适应了中外关系发展的需要。     

普京外交思想的演变:由现实主义到新斯拉夫主义

从2000年到2008年,在普京总统执政期间,俄罗斯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经历了重大的调整和变化,并且深深烙上了普京外交思想的印记.在其总统第一任期(2000-2004),普京强调要恢复俄罗斯的强国地位,就必须与世界经济实现一体化,展开东西方平衡的多向外交以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融入欧洲,维持全球战略平衡,外交政策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这些思想显现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特征.而在其第二任期(2004-2008),由于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普京放弃与西方实现一体化,否认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普世价值,提出并阐释了"主权民主"的思想,强调本国发展道路的独立性与合理性,俄罗斯应该根据国家的特性和具体情况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和强国之路.普京的外交思想因而也转向了所谓"新斯拉夫主义".     

试论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及预防机制──广东"黑龙会"覆灭的启示

从"黑龙会"案探讨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如教育的功利化、家庭教育缺陷、治安管理失范、犯罪亚文化的牵引等等,并以此案为切入点分析了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在青少年犯罪预防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简述湖广铁路债券案的终结

1979年11月13日,美国公民杰克逊等9人在阿拉巴马州联邦地方法院提出起诉,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还清政府1911年举借的湖广铁路债券。法院决定受理此案,从而制造了举世瞩目的“湖广铁路债券案”。1982年9月2日,该法院做出缺席判决,要求中方偿还被告4,130万美元。在中国政府的坚决抵制下,法院又于1984年8月重新开庭决定撤消原判。原告不服,上诉到美国联邦第十一巡回法院。1986年7月25日,     

当代中国文化外交战略的历史嬗变

文化外交是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外交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重大变化:在战略地位上,实现了从依附性到独立性的转变;在外交理念上,完成了从意识形态性到超越意识形态性的转变;在交流形式上,实现了从单一性到多样性的转变。     

美国在印尼试验"转型外交"对地区关系的影响

美国公开提出“转型外交”前,已经在印尼试验“转型外交”。本文在简述美国“转型外交”核心思想和特点的基础上,从实证角度分析美国在印尼试验“转型外交”的案例——棉兰驻外点,并从该驻外点的地理位置选择、规模、人员配备以及工作内容和方式上进行剖析,从中了解“转型外交”的运作概况,透视“转型外交”在亚洲进一步扩散和推广的基本路径和方式。美国在印尼推进“转型外交”,并对其寄予厚望,对地区事务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以侨为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网络

为化解"中国威胁论"、改变被西方媒体"妖魔化"的中国形象,开展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势在必行。四五千万海外华人华侨是我国开展公共外交的优势资源,中国政府应当深入剖析华人华侨群体的现状,明确其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其参与公共外交的天然优势。在此基础上,着力从"经济网络"、"信息网络"、"心灵网络"三个维度探讨以侨为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网络的基本路径,从而有力地增强我国公共外交空间与能力。     

保守主义与里根政府的第三世界政策

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具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其第三世界政策是新、老保守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在保守主义内部,围绕“里根主义”和人权外交,传统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在里根的主导下,两股保守主义政策形成某种整合。虽然时过境迁,小布什政府的保守主义对外政策不是对里根时代的简单复制,但里根政府却为冷战后的美国留下了一笔外交遗产,这笔遗产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已经产生,并可能继续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抗战时期蒋介石对日外交思想解析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蒋介石作为掌管国民政府党政军大权的核心人物,他的对日外交思想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对日外交决策和军事决策。这期间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思想主要表现为“抵抗中求和平”、“抗战外交”、“和谈外交”,其外交思想反映了他既战既和的矛盾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