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观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文章认为 ,学术界对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各种观点总的来说可以划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 ,法律真实说与客观真实说。但是 ,两种观点在批判对方的时候都对对方观点的理解存在误解 ,实际上无论是法律真实说还是客观真实说都包含着对程序正义的尊重 ,也包含着对实体真实的追求 ,选择哪一种作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只是一种价值取向的问题。在我国采用法律真实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而且这样的证明标准理论所产生的具体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也更具备可操作性 ,所以 ,立法应当采用法律真实说作为其指导理论 ,并规定排它性证明标准。     

诉讼证明标准在价值论上的趋同

证明标准理论中的“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是基于相同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和相同的现实时空 ,所以在操作层面上得出相同的证明标准是必然的。“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都趋同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诉讼证明标准 ,则源于诉讼价值论上的趋同。     

法律真实说与客观真实说——刑事判决证明标准之争

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争,法律真实说与客观真实说在理论上虽然存在着差异,但在差异中又存在着一致,两者是在以不同的视角阐述着相同的理念。因此,我们应在坚持客观真实说的同时,批判地吸收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优点,从而满足证明标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双重要求,既体现对法律程序的尊重,又达到保障人权的目标。     

略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出发,结合两大法系的证明标准理论,探讨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改进和完善问题。否定了客观真实说,对法律真实说和排除合理怀疑进行了论证。对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提出遵循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和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的两条思路。     

中美刑事证明标准比较研究 --兼谈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建构

刑事证明标准是美国宪法和刑事实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没有明确的"证明标准"的表述,中美在证明标准上差异较大,中国学界在刑事证明标准上就是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形成了三种观点.     

实事求是证据制度理论之评析

学界有关实事求是证据制度讨论的争点可概括为"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客观真实说"对案件事实的"再现"提出了绝对化的要求,导致了追求客观真实与实现其他诉讼价值之间的冲突."法律真实说"从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全面理解出发,承认诉讼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和认识时空范围的有限性,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证据制度中的真实反映.尊重实事求是原则,就是要求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为依据,证据的证明价值有多大就认定多大,既不夸大证据的证明力,也不缩小证据的证明力.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反思与重构

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改革的探索与争鸣过程中,形成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两派,提出了诸多证明标准的改革建议。通过分析和比较"排除合理怀疑"、"内心确信"标准可以得知,以"形成确信并排除有根据的怀疑"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适合司法实践需要的。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反思与重构

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改革的探索与争鸣过程中,形成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两派,提出了诸多证明标准的改革建议。通过分析和比较"排除合理怀疑"、"内心确信"标准可以得知,以"形成确信并排除有根据的怀疑"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适合司法实践需要的。     

对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统一的再认识

我国证据法强调诉讼过程中的客观真实应与法律真实相统一,但随着人们对客观真实原则的质疑,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统一也成为司法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在司法实践中的冲突进行分析,提出了证据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统一的观点,以期与同仁进行探讨。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旧瓶与新酒——由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的经济分析

有关“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争论,一直以来都是当代中国司法制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本文试图采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从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起源人手,来探讨支撑这两个理论的背后的条件,并据此揭示出“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的出现,其背后都是有特定的条件支撑的,在条件变化了的情况下,人们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工具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无论是“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在本质上都具有功能性的内涵,是一种工具性的概念.鉴于三大诉讼法的性质和功能各具特点,不能一概而论,故此,本文的讨论仅限于刑事诉讼的范围.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新论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主要有狭义的证明责任分担说和广义的证明责任分担说两类。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主要活动有立案证明活动、提起诉讼证明活动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的证明活动等 ,都存在证明主体、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认定权问题。以案件客观真实作为我国刑诉证明标准在逻辑上出现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确定、充分”和西方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等证明标准并无质的不同     

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证明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刑事诉讼法》第53条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构建,立法论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实现刑事证明标准,首先要明确刑事证明标准应该以法律真实说为理论基础;其次,证明标准就是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最后,关于具体适用问题,一方面需要强调《刑事诉讼法》第53条的适用范围并不是指所有的案件事实与量刑事实,而是指定罪事实和从重处罚事实。另一方面则要强调排除合理怀疑旨在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还未完全建立,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外部和内部保障制度。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与发现真实——兼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构建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混淆了证明标准和证明要求的内涵。受此影响，三大诉讼法长期奉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即都是以客观真实或者“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证明标准，忽略了三大诉讼法性质的不同以及案件具体情况的不同。比较两大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我国民事诉讼应该以形式真实为证明要求，以“高度盖然性”为证明标准。同时，根据案件性质、证明对象和结案方式等的不同确立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体系。     

解读人身辨认照相

考察人身辨认照相的历史及其延用至今的传统 ,从刑事人像摄影活动的角度 ,认识司法实践中权力运作与真实性问题之间的关系 ,辨认照相“客观真实”的标准是值得质疑的。从司法实践借重科学技术所能实现的“真实”的实质来看 ,应以“法律真实”的概念代替“客观真实”     

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密切相关.我国当前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此相适应,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也有必要作相应的调整.影响证明标准的因素主要有:诉讼的性质、诉讼的价值构成、诉讼的平衡性.由此决定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民诉而低于刑诉.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可分为"排除合理怀疑"、"清楚而有说服力"和"优势证明"等三种.     

论民事证据的认定及自由裁量权

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的核心。文章探讨了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这两种证据的具体认定规则;进而通过分析认为,相对于"主观真实"和"客观真实"而言,"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有其积极的价值,但也容易导致打着"自由裁量"和"自由心证"的幌子行擅断和鱼肉百姓之实,以致影响法律的尊严,破坏法制的统一。文章对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证据的认定以及法官在证据认定中的自由裁量权均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国际私法调整对象相关问题研究

关于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这一点，我国学界已达成共识。但是在对“涉外”二字进行考量时，理论界仍存在“广义涉外说”与“狭义涉外说”之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现行司法解释沿用了移植于前苏联的“法律关系三要件说”标准，但是随着对外经济交往形势的发展，有些法院对该司法解释标准进行了突破性的适用，大部分法院却还是墨守成规，导致客观上法院对同一标准的把握宽严不一。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部署，2010年将进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起草甚至审议工作，立法者应以此为契机，在条文中科学界定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     

论刑法中的违反注意义务标准

刑法中的违反注意义务标准在刑法理论上分歧较大。英美法系存在着客观说与主客观统一说之分，大陆法系存在着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之分，而中国刑法学则存在着主观说与主客观统一说之分。通过对刑法中的违反注意义务标准的比较研究，本文提出客观注意的主观化标准学说。     

浅议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的关系

证明标准即为证据充分或证据不足的分界线———线上则为充分,线下者为不足。证明标准的确立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两重意义,是证明完成从而使证明责任得以卸除的客观标志;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证明要求的问题。对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的关系,我国学界存在“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但总的说来,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试就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的关系进行理清。     

我国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基础探析

各国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一般均以一定的学说、理论为指导,我国的民事证据法律也不例外。一般认为我国民事证明责任分配是以大陆法国家通常奉行的“法律要件分类说”为理论基础的。本文从证明责任理论的历史沿革入手,在对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我国民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在广泛吸收、借鉴历史经验和两大法系主流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和立法实践的基础上确立的,并非局限于“法律要件分类说”。所以,我国民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从理论基础上看是比较成熟的,超越了大陆法传统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