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贤能政治

政治的价值在于为人类社会提供安全、自由、稳定的秩序。贤能政治体现了中国政治的特色。在古代,中国贤能政治以儒家选贤任能的思想为指导,以科举考试为制度保障,以士大夫为实践主体,在维系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国家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中国今天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共享”式治理:新时代地方治理新路径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地方治理现代化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演化出诸多治理类型,其中“共享”式治理成为新时代地方治理的新趋势。“共享”式治理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方位与价值基准,它全面而立体地呈现出国家治理一以贯之的主线。地方“共享”式治理的内在本质在于制度分权和多元共治。为此,地方“共享”式治理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以党和政府为核心,通过市场、社会组织和人民大众为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实现地方治理目标。     

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功能及其治理优势——基于中国民主政治内在规定性的分析

国家权力来自人民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如何实现人民的选择,保障人民权利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重大关切。中国民主政治类属于人民民主,其价值理念与历史实践内在赋予了执政党以领导核心地位,并要求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实现广泛、真实的民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制度安排,在利益代表、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等政治功能方面与民主政治的规定性要素相契合,并在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政治平衡、政治稳定、政治整合的显著治理优势,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奠定稳固基础。     

文化自信的治理性内涵研究

文化自信是主体对自身文化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同的心理状态和深厚感情,表现为主体对其文化身份和文化规范的高度认同。从文化领域"自我教育"到作为"四个自信"更基础的自信,文化自信强调文化建构主体、整合集体的功能,以文化的身份认同和规范性层面实现主体的文化治理。文化兼具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的双重属性,以文化自信增强政治认同和民族认同,使文化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因此,文化自信逐渐突显出独特的治理性内涵,成为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新方略,并由此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实现机制

基于中国共产党在缔造新型现代国家和推动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形成了政党与国家相互嵌入、政党主导型现代国家建设模式。在该模式中,“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协同推进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性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历史必然性之间的相互促进为内在机理;以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执政能力和全面从严治党能力来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统筹规划功能、系统推进功能和激励凝聚功能为互构联结的整体呈现;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同向同行的价值目标。三者共同彰显了中国特色治理框架下的独特互动逻辑。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治理：逻辑转换、体系革新与路径选择

在第二个百年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解决乡村相对贫困、提升乡村发展水平和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营造一个能够充分保障农民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的乡村善治环境，已经成为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致力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关键的“最后一公里”。在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将发生相应的逻辑转换：在治理价值上，从秩序取向拓展为兼顾秩序与发展取向的综合取向；在治理内容上，从生产、行政、社会建设等局部治理拓展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治理；在治理主体上，从乡镇政府、村庄主体等有限主体拓展为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不同层级政府力量的多元主体；在治理场景上，从城乡分离拓展为城乡融合。在此过程中，我国的乡村治理体系将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乡政村治”架构，发展为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的制度构造。下一步，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需要统合理念变革、制度优化、主体协同以及民生服务，全方位破解乡村基层治理的瓶颈，释放、激发乡村潜力和活力，走出一条以共同富裕促进乡村现代化和善治的道路。     

用实学理念服务治国理政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为加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学理念融入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近日,中国实学研究会特邀全国著名学者、专家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实学的内涵与价值、实学人物及其思想、实学思想与法治实践、实学文化与书院建设、实学理论与城市发展等一系列议题展开学术研讨。本刊特派记者参加此次研讨并摘编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敬请大家关注。     

以农村法治发展促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枫桥经验”的实践与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村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枫桥经验”中以农村法治发展促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做法．体现了农民的主体意识,反映了农民要求法治的诉求,代表了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为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论乡村治理中项目制的优势与限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项目制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透镜”审视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其优势在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以及二者的统一。即项目制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底色、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要素。然而,由于项目主体行为逻辑间的张力,导致项目制辩证性地存在限度。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与农民等主体之间行为逻辑的差异,使得“项目”主体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利益判断存在罅隙。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主体结构,理顺项目主体间行为关系是充分发挥项目制治理优势的基本前提。     

从权利获取到责任承担:治理视域下社会自主性困惑解析及破解北大核心CSSCI

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离不仅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图景,也造成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难题。现代社会自主性的实现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而在社会自主性中融合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更是这一目标实现的逻辑必然。而当前盛行的以权利获取为径路来实现社会自主性的思维逻辑容易产生以下误区,即国家权利让渡必然导致社会自主性的产生、国家应该在社会自主性的困惑中承担无限责任,这种认识方式无视社会主体的责任承担,体现为以预防国家权利侵略的消极防御性治理方式,彻底将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而在现实性上,权利获取本位下会产生的社会意向的价值流失、社会组织的公共性阙如、集体行动的暴力倾向,造成了社会发展的无序化。以社会主体为分析视角,能揭示出以权利获取为导向的社会自主性实现的困惑,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自主性建设中不能忽视社会主体的责任承担。于此,社会、社会组织、公民三个层面的责任回归,无疑是破解社会自主性困惑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