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性：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的第三种研究视角——基于全国七城市调查数据

理性选择论和结构决定论是研究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的两种主要分析范式,但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关注不足。本文指出,实现传统乡土性向现代城市性的转化是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的另一面向,并且是农民工城市化和市民化完成的根本性标志。本文从生活方式、社会联结、现代组织生活、公共规则意识（现代社会控制机制）等方面考察了农民工城市性的基本情况及其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且探讨了非农流动经历对农民工城市性的建构作用。初步构建了非农流动经历→城市性→永久迁移的分析框架,丰富了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认知。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与机制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城市持续稳定繁荣的重要保证。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具有显性与隐性、分期分批性、区域性等特征。农民工个人(家庭)与政府是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的主要责任主体。在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时,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输入地政府与输出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当期成本与远期成本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程度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规模之间的关系、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劳动合同法与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意愿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影响了农民工就业的成本和收益,进而影响了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前后收益的变化将直接决定农民工选择签订劳动合同与否。文章在调查的基础上,通过logistic模型检验了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意愿的因素。《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农民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影响与农民工的个体特征、所在企业特征、农业和非农收入及制度因素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意愿也是不同的。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流迁模式的多元分化及其差异性特征——基于东南沿海四地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在朱宇和林李月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东南沿海苏州、温州、泉州与东莞四地2250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流迁决策的多元分化以及多元流迁模式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差异性特征展开分析。文章有如下发现:其一,与不少学者和社会大众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愿望强烈"的"刻板印象"不同,在流入地城市定居并非是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共同选择;其二,户籍制度本身并不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苏州、温州、泉州与东莞四地定居意愿偏低的主要原因;其三,基于流迁模式多元化的事实,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分化出"定居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型"新生代农民工与"循环型"新生代农民工三个亚群体;其四,"短工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落户意愿低的重要原因;其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与其流迁意愿之间存在高度关联性。     

农民市民化的新议程

当前，合理应对城乡、区域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事关我国新型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全局。基于农民工政策在国家层面的由重劳务转向重市民化的转型，以及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约束，我国农民市民化政策应实现“物物交换”逻辑向“公民权利”逻辑的转变，重视农民市民化和城镇化质量，切实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分享机制。农民市民化的政策目标是要实现由农民工市民化向全体农民市民化的整体推进。在政策内容中，应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不仅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更要提升其从市场中获得收入的能力和参与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在政策行动中，既要发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供应和兜底功能中的主导作用，也应积极发挥农民（工）在自主就业、创业与社会参与中的主体作用，还应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在农民就业选择、要素流动、资源开发与资金筹集等方面的作用，形成推进农民市民化合力。     

新时期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民工群体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由于受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等制约因素的影响,农民工群体难以实现市民化,长期被隔离在城市社会体系之外,成为"边缘人"、"候鸟式人群"、"两栖类"人口,不能充分享受到城市化带来的发展成果,这势必阻碍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化的发展,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长期化和家庭式的趋势愈加明显,加之各种社会矛盾和群体利益冲突的凸显,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势在必行,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国城市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误区及矫正

现有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既有测算上的技术偏差,也存在整体上的战略误判。农民工市民化固然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但同时也会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长远看农民工市民化的收益远大于成本。对于研究者来说,要走出拘泥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细节的误区;对于决策者来说,当务之急是在中央政府、输入地政府、输出地政府、企业与农民工之间构建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通过制度设计激发各方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     

流动人口市民化政策目标偏差研究——以东莞市为例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市民化政策,旨在让农民工逐步享受与本地户籍人口平等的市民权利,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地方市民化政策却出现了目标偏差的现象。文章以东莞市为研究个案,聚焦于公共教育、住房保障和就业服务三大公共服务领域,考察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存在的目标偏差。这种现象的表征在于政府所提供的市民化政策与农民工需求之间存在张力,并在不同的公共服务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目标偏差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存在着目标替代、手段优先以及注意力转移三种主要路径,而在影响因素分析中,资源依赖、绩效压力以及参与缺失是导致目标偏差发生的根源性因素。通过对影响政策效果因素的分析,推动我国市民化政策的真正发展。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环节,没有农民工的市民化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新型城镇化。目前,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面临身份焦虑、角色转换艰难、市民意识培育任重道远等多重困境,鉴于此,相关部门必须采取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加强社会参与体系建设、加大教育培训力度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共生理论视角下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研究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程度,既会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进度,也会影响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观点看法,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好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通过对杭州、烟台两地农民工与市民的问卷调查发现,当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双方的社会交往呈现了较为积极的态势,但仍存在主动性不足、交往内容欠深等问题。影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的因素主要包括城市和农村不同的文化习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认识上的偏见,农民工的群体因素以及媒体的负面宣传等。为此,需要通过提高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地位、培养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现代市民意识、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来不断改善两者的社会交往。     

中国乡城流动人口留城意愿研究综述

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城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是"农业人口转移市民化"的关键。结合现有文献资料,文章论述了农村迁移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经济条件、社会因素和区位地理等因素对其留城意愿的影响,藉此形成一个综合分析框架,为考察该研究成果提供较为全景式和逻辑化的展现。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进程中一个重要方面,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农民工的"候鸟现象"、"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工的整体素质不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政府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缺失都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在协调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要着重解决几个问题,即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保护农民工的土地权益,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农民工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的路子。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服务及其创新——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的经验与启示

我国农民工问题因政府政策偏离而产生，故应以政府服务回归而终结。而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堪忧，政府服务虽有一定改善，但仍存在服务体制不顺、服务动力不足、服务措施不全等诸多问题。宁波市海曙区政府因农民工数量较大。由于实际需要而通过一系列理念、制度和服务创新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农民工服务模式，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由此我们总结出由政府人为的历史政策和不舍理制度导致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需要政府依托公共服务来解决。因此转变政府对农民工的服务理念、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赋予农民工市民权利和在城市生活的能力，成为了城市政府服务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     

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与重点

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其市民化有比较优势,这主要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宏观政策环境在优化,城市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水平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能力在增强。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带来新挑战。一是经济结构进入优化期,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将自然减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三是发展动力进入转换期,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度。因此,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应放在:一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为重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二是以构建高效就业信息平台为重点,进一步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三是以就地城镇化为重点,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城镇化相结合。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经济的加速转型及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农民工的方式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城市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进程中，存在着经济发展与较低的农民工素质之间、制度缺失与城市劳动力市场拉力扩张之间、社会歧视与农民工市民化适应进程之间的矛盾。为此，我们要通过消除制度障碍、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途径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浅议“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主要障碍

“农民工”市民化 ,是指在我国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 ,借助于“农民工”已经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优势 ,使其在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但是 ,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 ,仍然存在着思想认识的偏颇、城市政府的担忧和困惑、既得利益集团和群体的阻力、户籍与土地制度的障碍、城市基础设施的限制、“农民工”自身素质以及与市民的“油水”关系 ,使之融入城市社会困难重重等方面的障碍 ,阻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顺利推进。     

农民工市民化现实困境与制度环境建设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有别于以物为主的传统城镇化,承载着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缩小城乡差距的历史重任。新型城镇化的显性特征是生活在城市、城镇的人口比例相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口比例的相对上升,其本质性、关键性问题就是农民工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市民。现行的城镇化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难以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难以为农民工的市民化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要围绕农民工的市民化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和发展思路调整,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之政府责任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和生力军,已经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市民化问题也是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一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收入低、就业难、治病贵等一系列问题,因而政府作为城市治理主导者,应该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上担负起应有的责任,积极深化制度改革,转变管理模式,更好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和实现途径

农民工市民化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以及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农民工市民化符合我国城镇化建设战略的要求,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所在。     

社会合作视野下的农民工市民化

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特征是农民工主体一直作为他者、客体而存在,政府、市场和城市社会等外部力量在主宰着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这种农民工主体缺位现象背后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因素在发挥作用。未来推进的新型城镇化亟需引入社会合作理念,通过政府、城市社会和农民工的合作共变,最终达成城市社会的共融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