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法中商业判断规则的司法适用及对我国公司法的启示

美国公司法上的商业判断规则是一个司法程序上对董事行为的评价标准,它与董事的受信义务密不可分。在司法中,它的运用往往与当事人的举证是密切相联的。如果董事能够证明其做出的决策是在充分了解相关的情况下,经过了合理的调查,并且是善意的,同时诚实地相信他的行为是为公司的最大利益,那么商业判断规则的运用就被加重视,法院也不会对董事的行为进行进一步的审查,董事也不用对经营行为承担个人责任。     

美国法上董事注意义务的善意要求及借鉴

美国法对董事注意义务的规定都引入了善意的要求,尤其是将对善意要求的违反作为规避商业判断规则的条件,即违反了善意要求就可以追究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的责任。从善意的界定及其与董事注意义务的关系出发,探寻"善意要求"在这些具体义务上的适用情况,从而明确"善意"尺度对于注意义务的重要意义,并结合我国公司法的现实情况,进一步提出立法建议,有助于对我国董事注意义务制度完善。     

论注意义务的判断基准

注意义务作为过失犯的基本要素,其判断基准存在三种主要学说.客观说认为注意义务的确定应当以一般人的注意能力为限,主观说认为应当依据个别化的注意能力确定注意义务,折中说则尝试进行主观说和客观说的调和.双重标准说把注意义务区分为两个阶段,分别用一般人标准和个别化标准进行判定,具有合理性.     

论美国法上的证券交易适合性规则

在证券交易中,证券商在向投资者推介、销售证券时应了解投资者的教育背景、投资目的、经济地位、投资经历,所推介和销售的证券应适合投资者的需要,并具有合理的根据。在美国法上,适合性规则主要是一种自律规则,适用于证券市场。在司法实践中,违反适合性规则也可能构成证券欺诈。该规则对于保护投资者特别是散户投资者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欧盟以及日本、韩国等立法中已经规定了明确具体的适合性规则。我国的证券立法中应积极加以借鉴。     

论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中商业交易的判断依据

对于国家豁免中的商业交易判断依据,理论上素有"性质"说和"目的"说之争,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一般偏向于性质依据。《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采取了以性质依据为主、兼顾目的依据的折衷方案,但公约对目的依据的限制意味着那些原来一直主张性质依据的国家仍然可以只适用性质依据。因此公约并没有从根本上统一各国在商业交易判断依据上的立场。在审查合同或交易的商业性质时,不应该局限于"性质依据"或"目的依据",而应该从行为的全过程着手,全面考虑与案件有关的各种因素。     

试论我国董事注意义务的完善

注意义务是董事作为公司业务管理人对公司所负的积极善管义务。它是董事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董事法律制度不可缺少的内容 ,各国公司法对此都作出了规定。而我国的公司法仅规定了董事的忠实义务 ,对注意义务只字未提 ,导致公司董事的权力和义务、责任严重失衡。所以应借鉴美国、日本等国的相关立法 ,设专节对这一义务和违反该义务的法律责任进行规定 ,包括责任的限制、免除和实现 ,经营判断规则的确立 ,股东代表诉讼的引入等 ,以规范董事的行为 ,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制度     

航空损害赔偿的"过失"判断规则及判例考察

在航空损害赔偿的过失判断中,"违法视为过失"、"事实自证规则"、"成本效益规则"和"信赖规则"是常用的规则和标准。有的规则创造了判例,而有的规则是由判例所创造。违法视为过失和事实自证规则体现了过失判断的客观化,成本效益规则突出了过失判断的经济考量,而信赖规则注重了过失考察中对诚实信用原则的捍卫和弘扬。     

规则与裁判：反收购中董事忠实义务的法律判断

在反收购中强调董事忠实义务,是由于其中存在着董事利益冲突.如何判断董事在反收购中尽到了忠实义务,英美国家有不同的方式和规则.对此,文章认为我国法律应解决三个问题:(1)明确董事在反收购中的行为权限;(2)确立正当目的标准;(3)完善收购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     

关于海盗罪的国际法规则的发展观察

海盗一直是主权国家海上贸易的最大威胁之一。索马里海盗对各国商船的一系列劫掠事件以及去年各国纷纷派遣舰队打击活跃在亚丁湾海域的索马里海盗的行动,说明了国际法在应对和惩治海盗罪方面的不足。联合国安理会1816号决议以限制索马里政府国家主权的特别方式授权各国积极打击海盗。这一特别措施虽然仅仅针对索马里海盗适用,但却在法律上引起了很多问题,突出表现在：海盗罪定义的扩大、对海盗罪的管辖权以及国家在领海内防止和惩治海盗的谨慎注意义务。本文以安理会1816号决议为基础着重分析上述关于海盗罪的新的法律问题。     

商业贿赂的概念、特点与规律研究

商业贿赂表现形式纷繁芜杂,对商业贿赂的治理带来诸多难题,科学界定商业贿赂的概念,分析其特点和规律,是治理商业贿赂的首要和前提。对商业贿赂的商业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能仅仅包括商品的买卖活动;商业贿赂具有主体的广泛性、商业贿赂行为所侵犯客体的多重性、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性和行为客观上的违法性等特点。贿赂是一种以财物为媒介物的由行贿方和受贿方组成的相互关系的链条。行贿是贿赂链条的起点,起决定作用的是受贿方。商业贿赂与其他贿赂相比,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贿赂物数额较大,贿赂手段形式更加多样,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特别权力关系法治化研究

特别权力关系是受公法调整的特别法律关系之一种。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发端于19世纪君主立宪时代的德国,并在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经历了一个不同程度的发展和修正过程。我国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大量特别权力关系由于缺乏相关的理论支撑和立法规范,游离于法治之外,因而有必要从我国行政法治并不理想的现实出发,引进“修正后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积极、合理因素,顺应我国法治发展的趋势,以现代法治理念为指导,将特别权力关系纳入法治轨道,使之逐步法治化。具体进路为:优先保护特别权力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尽力规制特别权力的配置;对特别权力主体的自治行为进行程序控制;对特别权力关系的司法审查体现特殊性。     

公法文化传统与中国法治建设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浓厚的公法化特点。传统公法文化今天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为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必须完成对传统公法文化的现代改造。     

依法治国中的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转变的必然结果和应然目标,是中国法治发展的时代要求。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历史性转变,它对党的领导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与依法治国具有内在的联系,它需要通过特定的具体方式来加以实现。文章论述了依法执政确立的历史根据,阐述了依法执政的重要意义,探讨了它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和实现依法执政的具体路径。     

增强法治理念 推进依法行政

理念是行为的先导。要全面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必须增强法治理念。政府及其公务员要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树立现代意义上的权力观,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控制行政权力,建设和谐社会。     

论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法治与德治

迄今为止 ,人类的社会治理主要是由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所构成的历史发展过程。近些年来 ,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趋势 ,那就是人类社会治理行为中出现了公共管理这一新的社会治理方式 ,它意味着人类的社会治理活动将又一次出现全面的变革 ,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即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出现。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是以权力为基础的治理 ,可以称作为“权治” ,即权力的治理。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是以权力和法律的互动为基础的 ,所以具有法治的特征。因而 ,人们倾向于把这种社会治理称作为法治 ,即法律的治理。公共管理所追求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是建立在权力、法律和道德有机协调的基础上的 ,是法治和德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     

法治的偏离与回应

顺应社会变革,法治建设也步入其后,然而因为本土原因及现实客观实际,法治现况偏离了初衷,远离民众的视野,透究其因,寻求有力的回应之路。     

“审计风暴”呼唤法治社会

“:审计风暴”刮过之后,在震惊之余,我们也做了许多思考,认为之所以会不断发生如此之大、如此之多的问题,关键在于一些政府官员和部门负责人没有法治观念,没有责任意识,执政不为民而为已。因此,审计风暴”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是要进一步完善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