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以此身护长城(下)

第三个回合:迎着上海刮来的“一月风暴”,竭尽全力保护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不让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稳住阵脚,控制局势。 1967年元旦一过,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为了配合“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林彪等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1月4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1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主任。1月10日,江青授意中央文革     

谁是“祸水”

领导干部犯错误，是不法分子把你打倒了？是你的亲戚朋友把你打倒了？是你的老婆孩子把你打倒了？归根结底，是你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在浙江省杭州市，有一 场特殊的报告会引人 注目。来自浙江全省经过层层遴选产生的１６名“廉内助”，在会上介绍了自己协助配偶处理好家与国之间的关系，把住家庭拒腐关的先进事迹。 在浙江省纪委、组织部、妇联等七部门组织开展这次活动之始，就已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人说，领导干部走向腐败往往是女人造成的，所谓“红颜祸水”；有人则认为，腐败是领导干部自身的问题，不应把配偶牵扯进去，是领导干…     

“有盐同咸”赞

红军长征这一历史事件已远离我们而去,但红军创造的“长征精神却永远不朽。回首当年,人们总是念念不忘红军内部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那种真挚纯洁的战友情谊。长征路上,后面有追兵,天上有敌机,要爬雪山、过草地,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红军的口号是:“强帮弱,大帮小,走不动的扶着走,扶不起的抬着走,不落一人,不掉一马!有人滑倒了,爬起来继续走;有人掉到雪窝里,别人就把手里的木棍、绑腿带子递过去,把他拉出来,继续攀登;有人走不动了,战友便过来扶着他走,背着他走;有人饿昏了,战友便把自己仅有的半块干粮递给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也拄着…     

名字绿化

1953年，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陪同在杭州的毛泽东吃饭时，罗瑞卿建议王芳把“芳”字上的草字头去掉，否则很多人会以为是女同志。 听罗瑞卿说完，毛泽东说：“这可不行。王芳，你是山东人？你们山东的绿化怎么样？”     

“谁把你打倒了?”

前不久，一位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谈到反腐倡廉时说：“有些干部犯错误，谁把你打倒了？是你自己把自己打倒了，是你的亲戚朋友把你打倒了，是你的老婆孩子把你打倒了……” 这个问题确实问得发人深思，答得一针见血。“自己把自己打倒”的典型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亲戚朋友打倒”的典型如湛江市原市委书记陈同庆；“被老婆孩子打倒”的典型如浙江省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广东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飞。这些反面典型给我们提供了十分深刻的教训。 为了防止重演“三个打倒”的悲剧，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做到“三个管住”，即在真正…     

一篇社论的诞生

１９７２年 ,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撰写国庆社论 ,重点讲国际形势和斗争任务 ,阐明我国的原则立场和战略方针。社论起草后送中央审阅。周恩来当时正忙于准备接待田中访华、谈判中日建交的大事 ,还是于９月２３日亲自召集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 ,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报社同志反复修改 ,改出了一个稿子。９月２９日周恩来又提出修改意见 ,因为下午要陪同田中去上海访问 ,因此指示报社同志要在当天下午把稿子修改出来 ,于当晚送到上海让他审阅 ,他还亲自为报社同志安排当晚去上海的专机。这一天 ,周恩来忙到晚上１２点多才告一个段落。他一…     

父亲蒋光鼐的晚年岁月

蒋光鼐在我们的记忆中有两件大事，一是率领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二是在“闽变”中建立了反蒋政权。“闽变”失败后，他败走香港，从此离开了政治中心。其实他并未走远，从抗战中担任战区大员，到建立民主促进会，再到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文革”中他是周恩来特批必须保护的13位民主人士之一，又是第一个在“文革”中去世的民主党派部级高官。     

“决策”与“科学”——采访胜利油田党委书记李晔断想续篇

有人说:“油是跟着李晔走的:他到东濮,东濮出油;他回胜利,胜利出油。”也有人不服气,说:“不是李晔有本事,是他运气好,油都叫他碰上了!”其实,并不是李晔有什么“好运气”,而是他善于把“决策”同“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还有数以百计的科学工作者给他当“参谋”。     

外商并非无道理

“你听说没有,一家企业的总经理招待一个外商,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可合作意向没有达成。”“人家那样招待,老外好意思走,没道理。”“外商觉得太浪费,将来怕搞不成事。”“招待得太简单了,他不会说没把他当人?我看还是没诚意。”     

1973年周总理为何挨批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利用“批林整风”运动的机遇，尽力倡导批判极“左”思潮，深得人心。但是，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进行，不可避免地要牵连到江青。“文革”之初，《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笼，曾经为“文革”鸣锣开道，江青更曾因有“林彪同志委托”而得意洋洋。而且，如果要认真深入地批判林彪，这就势必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因此，江青极力阻挠，毛泽东也不能容忍周恩来总理继续批极“左”。     

领导干部讲政治的着重点在于搞好“三抓”

领导干部讲政治的着重点在于搞好“三抓”张俊瑞，李秋喜江泽民同志从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之后，各级领导都在认真进行学习、贯彻和落实江总书记的这一指示。要想把这一指示真正落到实处，着重点在于搞好“三抓”，即抓根本、抓核心、抓目身。...     

弘扬公民意识

说起公民杨立荣,有人称他为“告状大王”,有人把他叫做“杨大胆”,还有人笑他是“瞎折腾”、“太荒唐”,甚至有人竟说他“无事生非”、“神经不正常”。褒贬不一,众说纷纭。     

毛泽东如何对待群众激烈言行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尖锐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随后，他举了一个典型事例：“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     

慎用“文革遗风”

某厂一位年轻技术员,因呈报上去的计划久久得不到回音,技术改造任务又急待完成,一气之下,跑到厂办公室发了一通脾气。这本是该厂领导的官僚主义所致,但几位领导反给他扣上“文革遗风”、“造反派脾气等大帽子。一翻老底,这位技术员“文革”中还果真当过几天红卫兵,这下更不得了了,厂领导勒令他停职检查,延长党员预备期一年。“文革遗风”目前确实还有,但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一切不好的东西统统斥之为“文革遗风”。扫清“文革遗风”,必须搞清什么是“文革遗风”,什么是人民内部间的善意批评和不同意见,不可在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的同时出现“左”的做法。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把“文革遗风”当作一个标签,到处贴用,似乎非如此,就显不出警惕程度之高。这种做法虽然省心省力,但长     

纽约市长与熊猫

纽约专电 “当熊猫来到纽约时,纽约人都要着了魔。”说这话的不是一般平民百姓,这是美国最大城市纽约的市长郭德华2月4日在市政厅亲口对本刊记者说的。 “但我不相信纽约市能有人比我更喜欢熊猫,”市长又笑嘻嘻地补上一句。原来这位62岁的犹太裔市长还是个有名的熊猫迷。其实,说来也有意思,这位市长在1980年参观北京动物园之前,还从未见过熊猫的“芳容”。那次,据他回忆,一下子看见了大约15只活生生的熊猫。可是他究竟是什么时候     

郭沫若秘密回沪前后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劝说郭沫若去日本与安娜团聚。他人在异地,心向祖国,韬光养晦,以待时机。周恩来指示1921年就入党的法学家刘伯垂与郭老保持单线联系。“卢沟桥事变”唤起了郭老要参加抗日的决心。刘伯垂也及时向郭老传递了周恩来的指示,加速了郭老回上海参加抗日的进程。     

君臣之间

贞观十九年，李世民御驾亲征高句丽，诏命房玄龄留守长安，把朝政大权全部委托给他，让他“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有一天，房玄龄正在留守衙门办公，有人突然闯进来，口口声声说要告密。房玄龄问他告谁的密，那人说：“告你的密!”房玄龄一听，连想都没想，立刻命人准备车马，把这个告密者直接送到了前线。     

“赶考”永远在路上

正众所周知,1949年3月23日,在中共中央离开河北西柏坡奔赴北平(北京)之时,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进京赶考”的话题。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能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     

“文革”中的周恩来(三)

三、“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经济战线。周恩来既要应付“文革”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缠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暗箭,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他     

“保龄球效应”

行为科学有一个著名的“保龄球效应”;保龄球场上的指导者评价打球人,一个人一球打过去,打倒了七个瓶子,剩下了三个。面对这样一个确定事实,有两类指导者。一类指导者板着脸孔指责说:“怎么搞的!还有三个没打倒!”另一类指导者则微笑着用期待的目光和肯定的语气说:“好!打倒了七个!”这时候,在被评价者心里大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反映:第一个指导者评价以后,被评价者心里不大痛快地想:“你怎么就没有看见我已经打倒了七个!”很是不服气。后一个指导者评价以后,被评价者内疚地想:“我怎么搞的,还有三个没打倒,下一次一定把它干掉!”这就告诉我们,在静态确定性评价与动态指向性评价相结合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应把鼓励和期望看得比批评更能达到评价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