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执政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任何政党长期有效执政的重要前提 ;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支撑 ;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必须严格依法执政 ,实现党的执政行为的法治化。     

论政党法治建设的价值意义

政党法治包含民主与法制、权利与义务等丰富的制度意蕴 ;融汇法律至上、权力制约、依法执政等诸多的价值取向 ;涉及政党法治的主体、客体、目标、原则、依据、形态及其与法治国家的关系等若干内容 ;涵盖全部政党生活的各个方面 ;贯穿政党自身事务管理和领导·执政整个政党行为全过程。加强政党法治建设是发展政党民主的需要 ;是增强执政合法性的需要 ;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 ;是坚持依法执政的需要。     

论依法执政与党的执政的合法性

依法执政和提高执政的合法性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必然要求.与西方社会及其政党制度不同,中国共产党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要求而具有双重角色和双重职能的政党,即角色上集革命党和执政党于一身,职能上融政权意义上的执法性和法律意义上的政治性于一体.这一特点决定了依法执政的特殊法治道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依法性和合法性必须针对党自身的特殊问题,研究特殊的解决办法,寻求建设的特殊规律.     

意识形态合法性面临的困境及其超越

专注于提升意识形态合法性,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执政后建构政治合法性的共同战略选择。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一选择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建构起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但单纯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无法支撑工人阶级政党执政的整个合法性基础,而且极易陷入“意识形态合法性困境”。超越意识形态合法性困境的关键,在于加强体现政治共同体价值共识的政治制度体系的建设,从政治结构的合法性中导出政党执政的合法性。     

关于我党执政方式法治化的思考

依法行使执政权,是现代国家各政党执政发展的普遍要求。我们党要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还必须转化为法律合法性。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核心是坚持“依法执政”,这是我党执政方式的法治化选择。     

"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法理基础论析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陷于枯竭,将直接导致执政地位的丧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活动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资源。依法执政是夯实中共执政的法理基础的根本途径,执政效率是贯彻和实现"三个代表",证明和衡量执政合法性程度的依据和标准。     

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一致性的思考——基于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从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来分析,党的领导是政党与国家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法治则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坚持党的领导,是在法治基础上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是在党的领导下的法治建设。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相结合,加速了政党与国家的适度分离,反过来又促进了两者本质上的一致,从而增强了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对依法执政的探讨

党的十六大把坚持依法执政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的着力点,以此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本文拟就坚持依法执政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对依法执政的理解 (一)依法执政的涵义 依法执政,是指一个依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执政地位的政党,依照法律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和行为。这个涵义里面它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指一个政党依法执政的前提条件,即要求取得合法的执政地位。二是指已处于合法执     

合法性维度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争取合法性是各国政党普遍重视的一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执政合法性是指政党的执政得到国家、社会、人民的承认和拥护。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长期执政的党,其执政的合法性决定于它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行为。执政理念和政策的科学化、执政方式的法治化、执政行为的合理化,将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获得越来越充分的合法性。     

执政的可持续性研究

当代国家治理多实行政党政治。按法律程序被选举出来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一个党或几党联合）成为执政党。如何认识执政党执政的可持续性，它与执政的合法性．以及执政能力的关系如何？是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本文仅就社会主义国家一党执政条件下，执政合法性、执政能力同执政可持续性的关系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中国共产党执政新议题:从特定合法性资源到散布性合法性资源的转换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一向非常重视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在中国共产党进行合法性资源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过于注重特定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却忽视了散布性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尽管特定合法性资源有其独特的功能,但从宏观的历史进程和良性的国家治理的视角观察,特定合法性资源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如特定合法性资源的单一性、再生产过程的断裂性以及刚性特征等。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由特定合法性资源再生产模式向散布性合法性资源再生产模式的转型,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政治课题,而且进行这种转换的条件也已成熟,这是因为:特定合法性资源的弊端提供了直接动力,现代政党执政规律是其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的变化是其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已初步具备了模式转换的准备。     

建设法治政党刍议

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必然要求积极推进和实现执政党的法治化,建设法治政党。中国共产党由革命政党经制度政党迈向法治政党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心环节。     

国外执政党提高执政成效的经验与启示

执政成效关系到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是政党维持并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基础。以执政成效为视角,总结国外不同类型执政党提高执政成效的主要经验,对我们党的启示是维护和增强执政合法性,是党取得执政成效的前提条件,开发利用好执政资源是党取得执政成效的依托,坚持科学发展是党提高执政成效的必然要求,政党形象则是影响党执政成效的一个重要因素。     

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对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思考

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实质在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执掌国家政权时,如何处理好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的一致性、党的主张实施与法定程序要求的吻合性,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按照民主宪政的政党执政方式、按照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方式、按照依法治国的执政方式来改革和完善自身的执政方式。     

依法执政:推进法治国家进程的关键所在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执政能力建设中,特别要求不断提高党的依法执政的能力。对于领导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执政党来说,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对推进法治国家的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依法执政是政党执政规律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力量,同时又是国家政     

2011年新加坡大选的观察与思考——兼论一党长期执政如何直面竞争性选举挑战

一党长期执政如何直面竞争选举挑战,是现代政党执政过程中面临的现实课题。廉洁高效的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取得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却在2011年大选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人民行动党的优势地位,新加坡反对党能够赢得6个议席,并在阿裕尼集选区历史性地胜出,此次大选被视为是一场"多赢"的竞选,同时,此次大选也是"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实践证明:一是一党长期执政不仅可能保持廉洁,也可能逐步推进多党竞选政治。二是长期以执政绩效和经济发展为合法性基础的执政党,也可能面临重大的民意挑战。三是缺乏民主传统的东亚威权体制,也可能逐步发展出宪政民主和优质的竞选制度。四是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对现代国家的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民主、科学、依法执政的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五是在非对称性政党体制下开放民主选举并不必然带来混乱、动荡和民粹主义。六是在新兴经济发展国家实现"优质民主选举"是需要具备一些必要条件的。     

论依法治“官”的客观必然性与实现路径

文章认为,依法治国的关键和实质在于依法治“官”,依法治“官”是民主宪政的必然选择,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反腐倡廉的迫切需要。依法治“官”要求执政党的党委机关必须依法执政,国家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国家司法机关必须公正司法,社会团体必须依法办事。     

工人阶级政党文明视角下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研究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与否和执政能力强弱,实质反映的是政党文明建设的好坏.对应到我们党,反映的就是工人阶级政党文明建设的优劣.如果不能从这一高度来认识党的执政合法性,那我们就无法使党的执政永久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本文拟结合当前工人阶级政党文明的研究,阐述其与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     

有法可依:依法执政的前提

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 ,必须依法执政 ,使执政具有合法性。而依法执政的首要前提是有法可依 ,主要是建立健全执政法律制度。中国共产党经过自身建设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然而在法治国家的建设中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法律制度不完善 ,执政方式、程序、权责都不明确 ,使中国共产党执政法律依据不足 ,法律保障弱化 ,成为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障碍。因此亟待完善执政法律制度 ,保障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     

执政的逻辑：政党现代化与手段性回归

现代政党是作为一种手段发轫于西方国家。随着西方现代国家确立和发展,政党出现从手段向目的演变的趋势,这导致党魁集权专制和政党组织涣散,并产生执政合法性危机。西方国家通过把政党纳入国家制度,还政党手段性组织本原,实现国家与政党现代化之双重目的。文章简单考察了现代中国政党。由于民族国家构建的需要,形成了党国体制,中国政党既是政治手段又是政治目的,并向目的性政治组织演变,这导致"寡头统治铁律"不断上演,从而导致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困难和政党与民众关系的疏离,产生执政合法性问题。因而,回归手段性组织本原是政党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必然。这就需要构建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化关系、回归社会、重建基层组织和实行党内民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