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新型城镇化的对策探讨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任务要求和内外部条件发生了诸多变化，仅依靠大城市和城市群难以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全面提质增效，需要适时对建设方案作出调整，激发县城在城镇体系中承上启下的作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县城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但不合理的土地规划、薄弱的产业基础、人口集聚效应不强等问题制约了县城城镇化建设。对此，应以产业发展为基础，分类引导县城建设方向；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各类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有序流动；以技术进步为动力，提升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县域自主性治理——基于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典型案例的考察

“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作为当代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与实践展开的“历史性—空间化”范畴,为“城乡中国”时代“并联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破解城乡之间结构性难题、重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既有实践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要素结构”和“空间结构”整合的县域自主性治理过程,仅从“家户—村落”的“村庄治理”小尺度,或模糊“家户—村落—乡镇—县城”外向贯通性的“县域治理”大尺度、不从“家户微型圈—村落小型圈—乡镇中型圈—县城大型圈”构成的“空间连续体”“功能有机体”和“市场统一体”的“县域单元”出发,将极大制约各类资源要素向“乡镇”和“村庄”融入,影响城乡融合引领乡村振兴质效。考察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党建体制融合型”“空间结构融合型”“文旅业态融合型”“人口流动融合型”“数字技术融合型”等5个城乡融合发展县域自主性治理模式发现：建构基于“空间—要素”结构共治框架的县域城乡融合自主性治理共性范式,以“主体推动—过程驱动—政策联动”三维互动实施机制全面提升城乡融合发展县域自主性治理能力,对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和实践意义。     

县域、县城与乡村振兴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立足“乡村”,但又不能囿于“乡村”,而应从统筹城乡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予以认识和把握。这既是由我国城乡发展的主要矛盾所决定,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县域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与县城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导向不同,县域发展的基本导向是乡村振兴,其主要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县域居于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国家与社会的关键节点,具备有效推进乡村振兴的载体功能和支点作用。以县域为载体推进乡村振兴,应坚持农业农村农民为本位的基本原则,以县域城乡融合为基本路径,围绕产业融合、公共服务、乡村发展等重点领域纵深推进。     

复合型城乡关系的形成与公共服务一体化探析

在城镇化带来的各种变迁中,城乡关系经历了从空间区隔到流动性嵌入的转变,并推动着复合型城乡关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对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带来了重大挑战,引发公共服务内容、形式及运行机制的深层次调整。在这种形势下,要不断推进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公共服务的体制创新,以要素融合消解空间区隔,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     

加快县城扩容提质 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新型城镇化是一条人本、集约、节能、生态的城镇发展新路子。加快县城扩容提质对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具有事半功倍之效，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和突破口。我们要在科学规划、多方筹资、做强产业、抓好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人口规模等方面加大力度，发挥县城对农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机理与进路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是优势互补、互促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两者深度融合既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破解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难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加快城乡资源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现实需要。乡村要实现全面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优质要素的带动，以解决乡村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土地利用率不高以及资金缺乏等难题；新型城镇化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样离不开乡村振兴释放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资本红利的坚实支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需要以现代产业体系引领城乡“统筹联动式”发展，以生态文明建设力促城乡“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赋能城乡“协同高质量”发展，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城乡“包容一体化”发展。     

基于产城融合的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初探——以珠海市金湾区为例

产城融合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以珠海市金湾区为例,分析城镇化产生的系列社会治理问题,探索基于产城融合的社会治理创新路径,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力图破解城乡结合类区域的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带来的共性问题。     

城乡协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新思路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且开始实施。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诸如乡村社会分层加剧、乡村基层组织冲突加剧、精英分子流失、乡村文化流失等问题将逐日呈现,而传统"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难以再维持治理的高绩效。协同治理模式是克服"乡政村治"模式弊端,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模式。在新型城镇的进程中,协同治理要遵循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发挥城乡各自资源优势,通过城市和农村之间、工商业和农业之间、市民和农民的协同发展实现乡村治理之善治目标。为此,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互助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相互支持;形成城乡基层组织整合机制,促进城乡组织相互合作;形成城乡制度互融机制,促进城乡制度相互融合;形成城乡文化的"互哺"机制,实现城乡文化相互促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新型城镇化治理模式的创新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国家的治理目标。适应这一目标要求,新型城镇化要创新治理模式:治理主体由政府单中心向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转变,治理方式由运动式向制度化转变,治理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构建这一模式,就要加快政府革新,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新型城镇化重点领域改革,推动制度创新;完善新型城镇化利益协调和监管机制,化解冲突。     

习近平关于新型城镇化思想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贡献

城乡融合是习近平关于新型城镇化思想的路径创新,以人为核心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指导原则。习近平关于新型城镇化思想为我们构筑了城乡一体化的崭新景观,婚姻机制和教育机制等农民的微观动力机制以及相应的确权机制和扶贫机制等政策机制是社会基础和顶层设计保障,习近平关于新型城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运用和贡献。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就地城镇化”与行政区划调整简

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是“就地城镇化”,其重点在于推进县（镇）的城市化,而后者的推进需要改革“市管县”、“县管镇”的行政体制,这就必须调整行政区划,以行政区划调整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即邻近较发达城市的县（镇）,宜“撤县设区”或“撤镇设区”;而远离大城市的县（镇）,宜“撤县设市”或“撤镇设市”.     

特色产业引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与启示

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基本单元，也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县城的五种类型功能定位，各地从不同类型县域的优势和特点出发，结合各自功能定位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产业，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江苏昆山市、四川青神县、湖南长沙县、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等地分类引导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做法，为推进全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成功经验和启示，为特色产业引领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参考。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基于多元主体合作与整合的视角

加强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是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时代背景下,研究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治理主体的历史演进及角色定位,分析实现多元主体合作与整合的制约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创新治理形式、明确行政与自治的关系、厘清基层党组织与自治组织的职责、扩大居民参与、发挥社会组织协同作用,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对于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的意愿分化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生产要素实行市场化配置,农村土地和人口作为两大基本生产要素,其交换和流动效率直接影响乡村发展的活力与动力。农村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存在明显的意愿分化格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受阻,制度根源是土地市场与人口管理的双重非融合格局,打破困局的关键在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利益重新分配,优化现行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农村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的城乡协调发展需要在相互激励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改革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完善社保、户籍、规划、监督等保障机制。     

关于湖南省县城和县级市发展的几点探讨

推进城镇化是湖南富民强省的重要动力。湖南县域城镇化是全省城镇化的“短板”，要提高湖南城镇化水平必须全面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必须大力发展县域范围内起“龙头”作用的县城和县级市，提高县城和县级市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走访调研、召开座谈会和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湖南省县城和县级市发展过程中存在承栽能力不强等一系列问题，基于此，提出加快湖南省县城和县级市发展的对策建议，主要有：一是坚持政策配套，协调发展规划；二是坚持分层推进，明确比较优势；三是坚持产业支撑，优化经济结构；四是转变发展模式，解决瓶颈制约；五是坚持功能配套，提升管理水平；六是坚持体制创新，突破资源障碍。     

用系统哲学指导中小城市新型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一种过程。而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城镇化未来将成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更是撬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我国中小城市数量巨大,已经成为提升我国城镇化建设质量和促进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从分析我国中小城市城镇化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入手,运用系统哲学的理论原理分析解决在中小城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在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方面做出的积极尝试。     

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多维融合的理论机制与实践方略

重塑城乡关系、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经济数字化转型作为驱动经济新动能集聚的核心要素能够为乡村建设提供内生动力，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数字经济通过数字要素促进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数字产业驱动城乡产业结构优化、数字技术带动公共资源共享，为实现以城乡经济融合、社会融合以及空间融合为主的多维融合提供动力。现阶段，数据要素共享、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数字治理水平提高以及数字政策保障等有助于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多维融合。为此，需要通过切实可行的实践方略引导，夯实数字经济在城乡发展之间的联结作用，探索赋能效力充分发挥的途径。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研究——以南京江北新区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以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等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以行政命令为代表的传统治理工具已经不能满足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政府需要对治理工具进行创新,政府、市场与社会等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分析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的角度之一。从南京江北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来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框架包括:一是以整体治理为主要理念、以联动治理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二是以合作治理为主要理念、以PPP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三是以行动主义为主要理念、以法定机构为代表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     

城市社区治理质量的属性、内涵和评价维度——基于社会行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

城市社区治理蕴含系统调适居民多元利益需求,有序协调组织多重运作逻辑,创新融合多层体制机制模式,以推进社区形态变迁并实现治理目标的质量属性。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是系统化的行动呈现,社区治理的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形成于该质量系统的动态演进中,系统中的服务精准、组织协作、治理精细和共识构建等四个子系统相互依存、多向互动、协同演进,维持系统的整体性、均衡性和自我调节性,实现社区治理质量的提升。社会行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既阐释了社区治理质量子系统的自主运行与系统融合,也指出了各子系统面临外部冲击时相互调适、实现适应性升级的动态演进路径。     

农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路径探析

农村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融合是当前农村治理领域的重要课题,关乎农村有效治理的实现和乡村振兴的大局。农村外来资源流入不断增加、利益结构日趋复杂和农村日益开放等,对"三治融合"提出新挑战和新要求。结合农村利益结构变化新趋势以及国家对农村治理和农村发展的新要求,"三治融合"的实现需要以利益主体为中心推进"三治融合",以政治权力为依托建构"三治融合"权力体系,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统合农村多元组织,以村民会议为基础激活"三治融合"决策机制,以村民自治为载体推进外德内法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