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自治边界及其重塑

对于社区自治边界问题,公共经济学与社会学组织分析学派有着不同的界限标准以及划分依据。这两种现象从表面上看差异较大,但实际上是反映了政府和居民之间基于不同的资源控制及其权力配置问题。重塑社区自治边界,提高社区自治效率,需要提高市场化程度,调整政府资源控制及其权力配置方式。     

社区自治组织与社区警务

社区自治组织一般是指由社区居民会议选举产生的代表和组织社区居民实施社区自治职能的社会组织。它主要包括社区居委会和农村村委会。这类社区自治组织所具有的群众性、自治性、基层性、地域性、广泛性等特性,决定了其在组织实施社区建设及社区警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步减少政府干预,加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提高社区自治能力,是有效组织实施社区建设及社区警务的重要保证。     

嵌入性社区自组织:B市一个社区网的自组织实践

社区自治的本质就是实现社区自组织。在社区自组织的理解上,容易形成自组织和被组织、社会与国家在涵义和实践上的对立,即二元论立场。一个社区网的实践表明,社区自组织过程并非独立于政府组织而存在,而是嵌入于自组织和政府组织的相互作用之中。政府在社区中并不简单以制约性的规则力量出现,社区在自组织过程中可以动员政府的资源服务于社区利益。当然,社区在自组织过程中内部可能发生分化而非一体化。社区自组织要承受这种"嵌入"的内在张力,同时也有足够的行动空间来处理与政府组织的合作和妥协,甚至能够促使其作出改变,转而促进社区的自组织。     

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研究及模式定位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通过对杭州市拱墅区社区自治状况的个案调查,本文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在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政府在社区中的角色越位和缺位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重新建构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平等、合作自治模式,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强化自治意识,转变管理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发展社区组织,大力培育和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推进社区实现民主自治。     

业主自治:城市社区自治的新逻辑——基于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的比较视角

城市社区自治存在居民自治和业主自治两种不同的自治机制。依据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的理论,业主自治在动机、组织、制度、知识4个维度上较之于居民自治更符合自主治理的本质特征,从而成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新逻辑。在社区自治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即从合作走向融合,并最终实现社区的真正自治。     

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上海市D区经验的探讨

对上海D区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经验的观察表明,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具有明显的政府强势引领特色,体现为几乎所有的理念、制度和资源都来自于政府,城市社区自治高度嵌入在强大的政府治理体系之中。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面临的主要困境,包括基层政府既是"扶持之手"又是"干扰之手"、社区陌生化与利益分化造成的"众口难调"以及普通居民的参与冷漠和社区骨干的严重老化。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建设要尽其可能地把制度"搞对"、把理念"搞对"、把激励"搞对"、把主体"搞对"和把单位"搞对"。     

城市社区自治的梗阻及其消解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实现社区民主自治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城市建设的基础。十几年来,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仍存在着管理理念陈旧、行政化表现严重、管理体制落后、城市社区自治功能弱和权力缺失等问题。因此,转变观念,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规范城市社区管理,无疑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提升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自治的动力研究

居民自治是有效实施社区治理的基础。分析1794例样本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影响居民社区自治参与动力的最重要因素是自治实际控制感,然后依次为社区社会资本、人格倾向、自治态度、自治认知。有效提升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社区自治动力的途径主要包括:提升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政治效能感;实现经济和政治健康发展,夯实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基础动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提升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借助家庭、学校和职场实践三方合力,塑造良好人格品质;实施积极的社会说服,弘扬社区自治精神。     

城市社区自治动力因素与制约因素分析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城市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的改变和重建,是城市基层民主发展的制度选择。在此过程中,既存在着政府改革的引动力、社会发展的助动力、市民民主意识觉醒的主动力,以及农村基层民主成功的外动力等动力因素;也存在着政府各项改革的滞后与不完善、社区非政府组织发育不足、社区内辖区单位的漠不关心、社区自治组织体系涣散、社区居委会角色混乱和社区自治制度体系缺位等制约因素。     

试论我国农村社区正式组织的角色功能——一个社会学的个案研究

从农村基层社区正式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运作模式实地调查来看,农村社区组织对社区的整体社会生活承担着一种综合的、非专门化的角色功能;农村社区组织在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社区成员的关系时,采取的是制度行动与非制度行动相结合和"综合目标导向之下"的博弈均衡策略.同时,由于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区的退却,改变了社区组织角色的功能定位与扮演的原有模式,虽然增强了基层社区自治与自主的权利,却也带来了资源分散、社区动员困难、失控或脱节的不利影响.     

城市社区自治中居委会职能的转变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也由单位制向社区居民自治转变。社区自治要求改变原有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机制,突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作用,使其真正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性组织。本文通过对居委会在实践中职能异位的分析,提出适应社区自治要求的居委会职能转变及实现社区自治的有效途径。     

社区自治与社区警务拓展

社区自治是社区建设的导向,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最直接体现。社区自治的深化发展,既为社区警务的推行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社区警务的拓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公安机关必须顺应社区自治的发展,不断拓展社区警务。     

公民素养、政府保护性功能与城市社区自治

住房商品化后,公民政治参与诉求随房产权益的出现而增加。学界认为商品房业主维权有利于公民性的增长和公民社会的形成,是社区自治水平提高的表现,只是目前我国基层政府对城市社区自治干预过多,居委会和物业公司也会阻挠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使社区自治面临困境。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维权冲突的方式得出公民性的成长或公民社会的形成的结论有待商榷,因为那只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状态,并且冲突本身就有利于群体凝聚力的增加。因此,社区自治不能忽视常态下群体内部冲突,城市居民能否理性化解社区矛盾与冲突才是社区自治能否成功的关键。本文通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表明,城市社区自治主要依赖于公民素养,其次是政府的保护性功能。公民素养是社区自治的灵魂,政府保护性功能是社区自治的基础,规范的住房市场秩序即物业公司与业主利益的合理界定是社区自治的物质基础,三者相互配合才能形成社区良序。无论如何,社区自治仅靠道德无法持久,只有依赖公民提高素养,依靠政府的保护性功能惩戒违规者,依赖社会道德规范形成舆论压力,明确与物业公司的权益分配,才能达到良好的城市社区自治。     

社区自治：实现公民参与的有效路径

社区自治和公民参与必须从制度上确保社区自治的独立性、保障性,坚持社区需求本位原则,通过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参与渠道的多样化以及参与层次的拓展等具体路径,使社区自治真正成为公民有效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理想平台。     

社区自治——政府主导到居民主导

社区自治,是在基层实行直接民主的一种最好形式。本文认为城市社区自治对基层民主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就城市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就国家的决策层面而言,对城市社区走自治之路持肯定态度,但在地方政府的操作层面上,对社区自治就意味着“分权”,意味着部分既得利益的丧失,这是城市社区自治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根源所在。     

珠海社区民主自治的现存问题及成因探析

推进社区民主自治,是有效整合基层社会管理资源、健全社会管理格局的一项基础性工程.近几年来,珠海以加快社区民主自治建设为突破口,积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先行先试,初步探索出一条珠海特色社会管理新路子,形成共建共管共享的多元化治理新格局.但从整体来看,相对于现代新型社区的要求,社区民主自治建设还有一定距离,尚有一部分社区建设落后于社会转型,社区的自治和服务功能没有充分发挥.以理性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分析问题、总结不足,不仅是珠海推动社区民主自治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社会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资源配置与权力的定位——对1949～1978年中国社区结构演变的解读

建国后新政权接收下来的街坊社区在国家权力的渗透下逐步改变自身的治理结构,并最终形成了与正式的政府机构相对应的街居体制的法定社区和与工作机构相对应的单位社区.这是一个政府改变资源系统以改造社区结构与由社区资源系统的改变以强化政府权力的、互为因果的同步推进过程.政府权力的效力以其为社区提供的有效资源为基础,当社区失去了国家和社会的多元资源系统时,多元的社区治理结构也就没有了产生的空间,完全依赖国家行政体系的资源保障的社区结构必然是结构一元化的行政社区.     

政府的意愿能力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

为了促进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必须增强地方政府实行社区自治的意愿,减少其权利能力;必须更多地考虑到加强社区组织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保障,也应该更多地考虑到社区组织对政府侵犯社区自治组织合法权益的防范、诉讼和赔偿。所以在中国的社区治理建设上,我们应该本着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理想化的构建。     

双轨动员:项目制社区自治的实践逻辑及其影响——对上海市P街道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模式的考察

项目制社区自治旨在以组织、关系和激励结构的变革,形成基层社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轨动员治理,化解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的张力,实现共生式发展。围绕项目制展开的社区自治通过自治金的嵌入、自治团队的协作和自治机制的设计等治理要求,诱发了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重构并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项目制自下而上的“反向发包”特征,不仅释放了基层社区的活力,还促成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基层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的破题之钥,对基层治理具有持续性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项目制的社区自治,将成为贯通基层社区与党、政府和社会的一种新双轨动员治理模式。     

善治视野中的社区居民自治路径探索——基于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的实证分析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政府和民众沟通的桥梁。居民自治是城市基层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社区多元共治框架体系中,政府、居民、各类社区组织等在内的多个管理主体以不同的形式共同管理社区,行使主体性权力。只有真正实现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切实推进居民自治,作为城市管理重要平台的社区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构建迈向“善治”的坚实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