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听的法治分析及本土架构

监听是指通过安装监听设备秘密听取当事人通话内容并将其内容及时固定的一种技术侦查措施。本着对制度创新的关怀和变革法治的理想,我们需要对监听法治化的理论基础进行考量,以法治视野进行考察,吸收国外监听制度的合理内核,架构具有我国本土特色的监听范式。     

世界主要法治国家监听法综述

世界主要法治国家在监听立法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设立监听单行法;二是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专节或专条确立监听法律制度。从其监听立法情况来看,普遍遵循重罪原则、必要性原则、特定原则、书面许可原则。而且将适用范围、审批制度、监听期限、监听获取通讯内容的使用与管理等方面作为监听立法应具备的“骨干”内容。这对完善我国有关监听立法有重要意义。     

论完善我国监听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监听的规定依然不够完善和充分,而监听作为以侵犯公民隐私权为代价的侦查方式,一旦被滥用将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完善我国的监听制度具有一定的必要性,结合我国的国情以及对监听在理论上的研究来看对其进行完善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本文就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述,希望能对监听制度的完善起到一定的作用。     

秘密通信自由下的通信监听

秘密通信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通信监听必须符合最小限度侵害原则。目前我国通信监听未纳入程序法,也没有专门的通信监听法对通信监听的实施做具体规定。必须以寻求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价值目标的调和为指导思想,在借鉴国外有关通信监听的立法通则、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的监听制度进行完善,以有效防止通信监听被滥用。     

监听制度立法研究

监听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增强了打击和控制犯罪的力度。监听既侵害公民基本权,又从根本上保障公民基本权的实现。世界各国大都通过立法对监听进行必要的限制,我国在这方面仍处于空白,亟待建立符合现代法治需要的监听制度。     

监听的立法及其在证据法中的地位研究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监听是一把双刃剑,如对其不加任何制度约束和限制则易于侵犯公民隐私权。尽管监听在实践中经常被我国侦查机关采用,但刑事诉讼立法上对该强制措施却缺乏明确规定。规范监听立法及正确界定监听形成的证据之效力已成为我国刑事侦查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附带监听资料证据能力研究

附带监听资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我国立法与实践并未作出回答。但在充分汲取域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监听基本原则及刑诉价值权衡为标准进行分析对于同一对象的附带监听资料,可以通过关联性标准及重罪标准获得证据能力;对于不同对象的附带监听资料,在一般情况下无证据能力,但在重罪情形下可获得证据能力。同时,附带监听资料若想真正取得证据能力,尚需通过事后补正制度与证据调查程序检验,从形式与实质层面对其进行治愈。     

论网络通讯监听——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网络通讯监听，是指利用网络技术为主轴的相关技术，截取他人秘密通讯的行为，包括任何通过网络所截取的声音、文字、图片、影像、电子邮件等信息。网络通讯监听与传统电话监听不同，电话是点对点的传送，网络是通过封包交换系统处理许多使用者的封包。网络通讯监听如果是截取通过某一节点的封包，必须进行过滤，进而取得所要的内容，在此过程中，侦查人员可以看到无辜第三人电子邮件的具体内容。在进入聊天室观看他人聊天的过程中，可能会听到被监听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的聊天内容，牵连到许多无辜第三人，因为该监听节点不限于被监听人使用，每一个通过该节点的人，其聊天内容都有可能被截获，容易侵害第三人的权利。因此，网络通讯监听应当遵循降低侵害第三人权益被侵害可能性原则。因网络的特性，对网络通讯可以实行机动性监听。     

毒品犯罪侦查中通讯监听的失谬与规制

当前,通讯监听作为刑事侦查领域的前沿技术,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通讯监听技术的广泛使用,监听失谬的风险逐渐凸显。通讯监听的失谬主要体现在通讯监听扩大化与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冲突、法律规定抽象化导致的通讯监听"脱轨"、通讯监听证据的证明力困境三个方面。因此,有必要重构通讯监听制度,将监听决定权与执行权分离,明确监听法律规定,提高通讯监听证据的效力,确定通讯监听的最低限度。     

比较法视野下监听的特有原则

秘密侦查的原则与监听的原则不完全相同,监听有其自身的特有原则.监听的特有原则包括相关性原则、时限原则、适度公开原则、隐私权保障原则及司法救济原则等五个方面.考察比较法视野下的监听特有原则,为完善我国的监听制度提供借鉴.     

附带监听资料之证据能力分析

附带监听所获资料究竟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即其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尚未定论。以监听的基本原则衡量各附带监听类型所获资料之证据能力，同时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进行价值权衡，同一对象可监听罪名的附带监听与不同对象可监听罪名的附带监听所获资料具有证据能力，但事后必须补签附带监听许可令状，同一对象不可监听罪名的附带监听与不同对象不可监听的附带监听所获资料不具有证据能力。     

经济危机下公务员的网络监督体制

笔者从经济危机的背景特点以及公务员职能发挥网络化、信息化，权责地位至关重要的因素影响等条件出发，通过与传统网络监督体制的比较分析，结合网络背景下的监督特点，提出建设和完善公务员的网络监督体制建议。     

陕西省广播影视监管中心全面综合建设简论

我国广播影视正处于模拟与数字、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并存发展的关键时期,"三网"融合已在积极推进之中。"十二五"期间,我省建设架构合理、配置合理、功能完善、安全可靠的安全播出调度指挥监测网系统,把模拟的、数字的、卫星的、地面的、以及手机电视监测、移动监测、数字电影机监测等监测内容相涵盖,从科学性、功能性、实用性、未来发展等多方面出发,满足全省广播电视监测监管实际工作的需要,实现对广播电影电视及互联网播出技术和播出内容的全面监管是省监测中心面临的紧迫任务。     

公司利益主体的监督机制问题研究

只进行资本委托的利益相关者是公司外部利益主体,进行权力委托或双重委托的相关者属于内部利益主体。公司治理中的监督模式与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密切相关,直接金融为主的英美国家建立了以市场为核心的外部监督体系,而以间接金融为主的德日模式则以主银行全程参与公司监督为特点。     

论监听侦查的限制

监听作为对付重大犯罪的一种有效的强制措施,易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因此有必要对监听行为进行限制。包括对监听概念、法律性质的限制,对监听立法依据的限制,对监听实施条件的限制,对监听资料使用的限制。     

网络通讯监听及其合理运用的政府保障

网络通讯监听是IT时代一种重要的技术侦查手段,其主要特征是监听主体的普遍性、监听对象的非确定性和监听范围的广泛性。主要类别包括即时单独网络通讯监听、即时多人网络通讯监听与非即时网络通讯监听。网络通讯监听存在正反两面价值冲突,我国应将其与网络舆情监测区分,树立令状原则并明确除外情形,建立其合理运用的政府保障。     

对于完善我国监听制度立法的分析

监听作为技术侦查手段之一为弥补传统侦查手段不足,有效打击犯罪,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监听本身固有的隐密性、强制性,加之我国有关监听的专门法律规范几乎是一片空白,使得这一有力武器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又极易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因此,应当借鉴国外立法及经验,对监听进行立法,使之有效运转,以此达到保障公民权利和打击犯罪两种价值的平衡。     

视频监控系统应用评估体系研究——以江苏省部分社区为例

近年来,随着公安机关＂人防、物防、技防＂系统的建立,技术方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其中视频监控系统作为技术防范的主力军更为大家重视和应用,对于视频监控系统的作用也多有研究。但究竟视频监控系统是否起到了所描述的作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这些作用,也应该纳入研究视线;为了使资金投向更为准确,视频监控安装更加理性,视频监控应用评估体系的建立对于上述问题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