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太空战略转型及其影响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太空战略不断调整,先后实现了两次重大转型。美国太空战略的理念经历了从"新边疆"到"高边疆"再到"最后的边疆"两次转变,战略目标中的领导地位内涵经历了从"技术优势地位"到"效用与防御优势"再到当前"产业、规则与军事"复合推进的演化,战略资源与战略手段也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美国战略转型由美国的逐霸本性、太空技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太空民主化转型以及美国对其能力与威胁的评估四种动力协同推动而成。美国太空战略转型将对中国参与太空国际规范完善与太空治理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新书架

正克制:美国大战略的新基础[美]巴里·波森著曲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本书对美国冷战后一直奉行的"自由霸权"大战略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揭示了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危害。作者认为美国的"自由霸权"大战略不仅不合时宜,而且耗资巨大,并进而提出了作为替代战略的理论框架——"克制"大战略,阐述了支撑该战略的军事战略和兵力结构。"克制"大战略体现了作者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思考,对于了解美国的战略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接触"抑或"制裁":美国对缅甸政策之"两难"

21世纪之初美国对缅甸政策波折不断,在认识到制裁失败的基础上,凭借务实性接触,美缅关系得以全面回暖,但随即美国对缅甸特定人群和目标采取了针对性制裁,直至当前重拾全面制裁的"大棒".经历了如此的循环往复,美国对缅甸政策大有"回到过去"之势.美国对缅甸政策在"制裁"与"接触"两端摇摆不定,"不完全制裁+不完全接触"混合并存一直存在于其政策调整之中.这种特点源于美国对缅甸政策深层次因素的长期影响,其内在的"两难"在拜登政府期间日益凸显且难以纾解,美国对缅甸政策选择的空间进一步缩窄.面对纷纷攘攘的周边变局,中国应积极寻求拓展周边外交,确保中缅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中美“管控”美对台军售有效性的评估与分析

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实施对华"对冲"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文章指出,美国不同时期的对台军售与当时的中美关系呈现一种反向相关,对台军售政策典型地体现出中美关系的"两面性"特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虽是不定期引发中美关系震荡的"顽疾",但至今未引爆两国关系。数十年来,中美在该问题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并形成了某种程序化的沟通机制,实现了两国对该问题的有效"管控"。文章旨在解读中美两国如何对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进行有效"管控"。两国在该议题上达成的默契表现在:美国不向台湾地区出售敏感武器是其执行对台军售政策时遵循的隐性原则;中国大陆则对有限的、不突破其"红线"的军售行为不做出过激反应,采取务实手法处理。两国政府高层在军售前后形成的程序化的沟通和修补措施,则为实现有效"管控"提供了机制化保障。     

“华人的美国梦”的叙事与美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兼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对华侨的宣传政策

随着美苏冷战对峙局势趋于缓和,以及美国对东南亚华人的政策发生转变,同时也是为了回应美国国内的种族矛盾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对于美国国家形象的宣传政策及宣传活动集中地体现在华裔美国人实现"美国梦"这一主题上。美国的宣传部门不遗余力地宣扬华裔美国人的成功经历,即"华人的美国梦"的实现。"华人的美国梦"不仅成为美国对华国家形象公关的重要宣传品牌,也深刻地反映了美国文化战略的实质,即依靠文化和情感维系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无形控制。此外,"华人的美国梦"这一外宣主题也反映了美国对外宣传的内容从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转向推销美国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主义的趋势。这实际上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人对于自身形象的新认知,折射出美国人的新的身份认同。     

“庚子事变”前后中国人对美情感的嬗变与清政府联美行动的受挫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庚子事变"前后,美国两次发布照会,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清朝官员对于美国的刻板印象使他们对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有诸多怀疑,待到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颁布之时,八国联军正逼近北京,呼吁"保全"中国的美国,让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各省督抚对美国的"好感"迅速上升,率先发出了"排难解纷,由美入手"的强大呼声。此后,清政府与美国政府联合与列强周旋,试图运用外交手段调停中国北方的战事。随着清政府联美行动的受挫,中国人的对美热情随之降温。"庚子事变"是中国人对美认知的关键转折点,此后中国人对美国既批判又期待的复杂情感一直延续至今。     

试析“茉莉花革命”以来美国对突尼斯的援助

2011年初突尼斯发生"茉莉花革命"以来,美国力图通过对外援助支持和巩固突尼斯的国内转型,使突尼斯的转型成为美国在中东"促进民主"、推动政治经济改革的"样板"。在具体实施中,美国对突尼斯的援助呈现出三个特征:援助规模有较大提升;援助以双边账户和多国账户同时进行,其中多国账户的运用对美国迅速增加对突尼斯的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全援助在美国对突尼斯的援助中占有很大的份额。究其原因,国会的支持和美国既有的中东援助体系使美国政府2011年以来能够迅速提升对突尼斯的援助规模;突尼斯转型进程面临的严峻安全挑战并未从根本上逆转美国援助突尼斯的积极态度,仅影响了美国援助突尼斯的资金流向,"安全第一"成为美国援助突尼斯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美国“印太”战略对南海问题的影响——以“印太”战略支点国家为重点

随着印度洋战略价值的上升,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基础上推出了"印太"战略,其战略实质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缔造战略支点,并将其塑造成美国霸权下的多极格局。印度、澳大利亚、日本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支点国家,它们自身在南海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在美国"印太"战略的引导下,战略支点国家将对南海问题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将加剧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化。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考察美国"印太"战略特别是其支点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把握美国"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有益于我们全面地分析南海地区的安全形势,提出应对策略。     

对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考察:目标设置、威胁界定与战略实践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内外战略呈现很强的变革性特征,特别是随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等重要文件的相继出台,美国大战略的转向开始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为了更详尽地理解美国大战略沿革的内在逻辑,文章在对大战略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的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冷战后迄今这一较长历史周期内美国大战略的演变特征和原因进行了"立体"分析。通过对冷战后历任美国总统所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解读和对美国战略实践的考察,发现美国大战略的演变呈现三大特征:具体战略目标的设定由非传统安全向传统安全转变,对威胁的界定出现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变化,以及在具体战略实践过程中的"威胁导向型"特点。美国大战略出现变革的首要动力是国际权力格局的持续变迁,而美国国内政治的具体环境和在任总统本人的个性特征也对这一变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执政期间修正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叠加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对台政策,打"台湾牌"的力度加大,触及到美国涉台政策的传统支柱("一个中国政策""战略模糊""双轨策略"),并加快推动美台"官方关系"和"准同盟关系"。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调整,是美国遏华战略驱动、两岸关系形势变化、美国战略界保守势力推动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台海局势产生了复杂影响。     

美国《情报人员身份保护法》研究

美国《情报人员身份保护法》于1982年出台,旨在管控美国报刊杂志与新闻媒体等大众传媒机构对国内外情报人员身份的泄密行为。一方面,《情报人员身份保护法》的出台有效地控制了喧嚣一时的泄密行为,保障了情报人员的人身安全,捍卫了美国国家利益;另一方面,该法案对未授权信息泄露的管控使得记者等"公众喉舌"无法有效行使其"第四种权力",这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言论自由"的原则。可以说,《情报人员身份保护法》是美国在安全与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点的一次尝试。对该法律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民主、自由"与"国家安全"间的矛盾。     

试析布什政府对华安全政策的核心概念

本文分析了影响布什政府对华安全政策的三个基本概念:"吓阻""两面下注"和"威慑"。"吓阻"旨在阻止中国与美国开展军事竞争,"两面下注"是要应对中国战略走向的"不确定性","威慑"则是要防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动武。作者认为,在这些概念指导下的美国对华安全政策增加了对中国的安全压力,加剧了台海地区的不稳定,并对本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产生了负面影响。它有悖于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趋势,会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大框架中引起张力,其调整将是不可避免的。     

“全志愿兵”制度对美国海外军事干预的影响

兵役制度是一国军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该国军事战略取向的重要指标。始自1973年的"全志愿兵"兵役制度,对美国此后的海外军事干预行为产生了重大而复杂的影响。该制度引发了美军阶层和种族构成的变化,削弱了国会和媒体对美军行动的约束和监督,进而对美国的海外军事干预产生了"刺激"效应。同时,该制度也对美军规模、军事思想和战争动员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导致美国进行"长期战争"的能力受损,客观上制约了美国海外军事干预的规模和类型。     

美国向肥胖开战?

这场运动看上去很世俗,甚至极有可能无法取得成效,但却被视为一场革命性的运动,因为它对美国典型的"越大越好"的文化说了"不"。肥胖的美国人正成为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巨额负担,就连纽约市长布隆伯格都希望通过禁售大包装软饮料来缓解     

论美国竞选财政中的"软钱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竞选财政中的最大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软钱"卷入到竟选过程之中,成为候选人谋求当选的重要工具."软钱革命"在客观上已经对美国代议民主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软钱"制造了大量的政治腐败.多年以来,美国国内社会各界对有关"软钱"立法问题争论激烈难以形成共识.美国如要通过立法对"软钱"加以限制,堵塞宪政民主体制中存在的漏洞,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悖论:特朗普崛起的逻辑

"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以一种相悖相成的方式塑造着美国的精神力量,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构成了理解"特朗普现象"的基本视角。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各届政府均未能在追求"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平衡"结果平等",导致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成为"输家"。奥巴马的应对政策进一步激化了美国社会的矛盾,酿成白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在这些因素的叠加推动下,美国多呈乱象,反精英、反全球主义、民粹主义狂飙突起。在这些乱象的背后,有一条潜流贯穿其间,这便是"美国梦"的衰弱。特朗普正是迎合了这股潜流,通过疾呼"重塑美国的伟大"等口号暗示了对重建昔日白人特权的渴望,重燃了白人中产阶层和蓝领阶层对"美国梦"的信心,最终实现了"逆袭"。     

美国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的成因探析——基于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的考察

作为冷战后世界舞台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全球战略的转变必然是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嬗变、中美互动进程中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以及美国国内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发展困境等三个层面入手,透析美国政府"重返亚太"战略的主要原因。研究认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首先是美国执政当局对亚太经济崛起所引致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现实和潜在嬗变的客观反应,而美国国内面临的日趋严峻的发展困境则加剧了实施战略调整的紧迫感,当然"中国因素"无疑也成为其"重返"亚太的原因之一。     

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选择与走势分析

当前,美国政策精英就美国对华政策展开了一场全方位、多元化的政策大辩论。"务实容纳论""接触合作论""反省妥协论""接触融合论""接触遏制论""遏制论"等不同认识在碰撞互动。美国决策精英正弱化以往对华接触与融合的政策基调,缓慢但却明显地推动对华政策朝着挤撞方向发展。美国对中方意图的习惯性误判、美中两国国际秩序观的差异、美国认定其国内问题的"责任在中国"等因素,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带有强烈的悲剧性色彩。在此次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和大调整中,走出"领导陷阱"、学会"换位思考"、认清"戴维斯陷阱",将有助于美国理性地认识中国和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     

新思想库与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决策——以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为例

在美国对外政策决策体系中,思想库在政策理念创新、人才储备、打造政策辩论平台以及教育和引导公众等方面具有非凡的作用。新近兴起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影响巨大。该中心的亚洲政策研究强调务实的态度,注重美国对亚洲事务的重新"参与",倡导强化和升级美国在亚洲的联盟关系,推动美国积极介入地区多边制度,其政策建议通过"旋转门制度"等对当前美国的亚洲政策决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代美国“民主援助”解析

美国的"民主援助"肇始于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里根政府建立全国民主基金会,对外"民主援助"在美国趋于制度化。九一一事件之后,推动世界的民主化更成为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目标。美国政府的对外"民主援助"不但包括对受援国进行直接的资金、物资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援助,同时还将对外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挂钩。"民主援助"不仅体现了美国政治家对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笃信,而且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民主援助"也是美国政府运用其软实力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