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赋能”到“价值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新时代下，我国社会结构已然从“乡土中国”变迁更迭到“城乡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也应发生结构性调整：从前期外在“赋能”到当下内在“价值实现”,乡村价值需要被全面认知。从根本上来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本质就是乡村内生性发展的建构，这就需要对乡村价值在充分认知基础上进行活化、挖潜和实现，需要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建设重要农产品供给区，彰显乡村生产功能；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显化乡村生态功能；发展乡村产业发展新业态，显化乡村教化价值；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新格局，凸显乡村社会价值。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价值传承——以P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乡村发展的重要指导,近些年,浙江省加大对乡村保护和建设的力度,从建设美好人居环境和传承优秀文化等方面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P村在政策的指导下,深入挖掘了村落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以及教化价值,并以村落为载体实现了乡村多元价值的传承。     

新时代乡村善治之路生成的四重维度北大核心

乡村善治以构建符合国情特点、更加完善有效、多元协同共治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为主题,其生成有其理论之源、文化之根、历史之基及时代之变等逻辑维度。其生成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深刻体悟与创新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治理智慧的继承,对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积淀的历史经验的学习借鉴和传承赓续,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特征新要求的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通过上述四重维度构筑新时代乡村善治之路,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乡村治理实践的科学指南,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     

乡村振兴语境下培育乡村文化自信:价值、困境与进路

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乡村文化自信,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振兴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农说")和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治理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城市文化冲击、乡村文化本身创新性不足等因素影响,乡村文化自信培育面临困境。有效提升乡村文化自信,必须在把准价值导向、契合主体需求、夯实现实基础、激发多元参与和实现转化创新等方面着力。     

推动乡村旅游绿色发展探析

近年来,乡村旅游快速增长,成为发展生态经济,带动农民收入增长,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助推器。在抗击新冠疫情背景下,乡村旅游又助力复工复产、拉动了经济恢复和发展。新时代推动乡村旅游绿色发展,要进一步明确新时代乡村旅游功能定位,实现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与乡村生态振兴、旅游扶贫脱贫、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有机结合。     

通过乡村善治构建和谐乡村

本文运用治理与善治理论,从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起点及演进逻辑出发,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角度,探讨我国乡村治理的目标模式和实现路径,提出"通过乡村善治构建和谐乡村"的理论思考。     

国内数字乡村研究热点及演进趋势

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可视化分析发现，中国数字乡村研究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即研究初始期(2016年以前)、缓慢增长期(2017年—2019年)和快速增长期(2020年至今)。研究热点体现在数字乡村的理论阐释、数字乡村与经济发展、数字乡村与乡村治理、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以及数字乡村的困境及破解路径五个方面。研究演进趋势主要表现为研究热度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研究内容从关注数字乡村经济到关注数字乡村全面发展、研究方法以经验研究为主。研究演进趋势主要受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社会层面的乡村社会转型与发展、个体层面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等因素的影响。     

技术如何更智慧：农村发展中的数字乡村性与智慧乡村建设

乡村与数字技术在不同空间尺度上交织,当代农村正在出现全新的数字乡村性。技术连接性的研究视角强调了数字技术对于农村发展的解放潜能,但却忽略了对技术干预多维后果的考察,容易带来技术目标论的观点。“技术”与“智慧”之间不能简单等同,数字技术为农村发展带来数字资本的同时,也使得农村陷入“技术不智慧”和“技术升级、智慧降级”的发展困境。乡村数字化发展有待于全面实现从数字化到智慧化的迈进,进一步突出“人”的独特性、内生性、能动性和可及能力。如何实现技术增强型的“智慧乡村”,可以从社会、道德、自觉、抗逆力以及技术5个维度来综合考虑“智慧”概念及其在乡村数字化建设中的引入和衔接。     

乡村性的流失与重塑——基于空间、产业和身份的视角

乡村性伴随着乡村本质的理论反思，以空间、产业和身份三要素的扩展为表征，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双重交织中动态演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与市场共同展开乡村建设行动，乡村形象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然而，对新时代乡村性的理解的一些偏误，产生了脱离乡村尺度对乡村进行主观构建和想象强加的系列行为，带来了乡村空间建设失真、产业利益分配错位以及乡村主体权利缺失的新困境，乡村性在积极的乡村建设过程中反而进一步流失。乡村性概念的重塑，纠正了乡村建设中乡村“他者”对乡村社会的叙事偏差，回答了乡村振兴“为谁而兴”的根本性追问，成为乡村未来发展的方向指引。     

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境遇与选择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责任共担、行动共为、价值共通、情感共融、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当前,“城归”红利不断释放、国家政策持续赋能、信息技术有效嵌入为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带来前所未有的有利契机,但是也使其面临结构松散化、意义世界隐退、基层组织功能弱化等多重挑战。因此,要着力整合乡村多元利益、重建乡村意义世界、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乡村治理效能,从而筑牢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之基,进一步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透过“博士春节返乡记”争鸣看乡村问题、城乡矛盾与城乡融合

"博士春节返乡记"的争鸣是参加者在多种主客观因素影响下围绕乡村问题而展开的一种讨论。这场以"乡愁"为总旋律的争鸣展现了我国当前城乡之间的矛盾现状,这种矛盾体现在城与乡之间在自然空间上分立、禀赋差距扩大、资源争夺、文化价值冲突等方面。为此,解决乡村问题必须从城乡关系中寻找出路。未来城乡关系的理想图景是城乡融合,促进城乡融合的立足点在于建设美丽乡村,要重视国家意志的政策选择作用,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建设美丽乡村的突破口。     

论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

陶行知是中国近代乡村教育的先驱者之一,他的乡村教育思想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他认为乡村教育的内容应该是“整个的乡村生活”,“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教育方法”,即教学做合一。乡村教育的关键是在乡村中培养的乡村教师。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对今天的农村教育实践仍具有重要意义。     

南宋乡村治理中的乡村精英及其当代启示

南宋乡村社会与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发展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研究南宋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可以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南宋乡村精英在国家的鼓励、个人利益驱动、社会文化道德教化等因素的影响下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事务,发挥着积极作用。南宋乡村治理经验的启示是,国家要采用相关鼓励和引导措施,要处理好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并重视道德文化教育的作用,才能实现乡村社会多元主体在法律框架下对于乡村社会的良性治理。     

全球化背景下的乡村社区研究

郊区城市化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尤其是美国进展迅速,它已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现象。城市近郊及远郊的快速发展,正在悄然改变着乡村地区。城市远郊发展,郊区边缘发展,城市向郊区蔓延及乡村城市化都很好地描述了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反城市化情绪大大刺激了城市郊区的发展,以及国家用于土地使用、规划、交通系统等项目的开支大大刺激了这种生产、需求和选择。这种发展模式有其必然性的一面,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和环境的负面效应。     

民国时期的乡村文化危机与乡村教育

科举制的废除,直接导致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西方新的教育制度,在广大的乡村社会却是迷样的模糊,整个乡村在文化层次上陷入了社会嬗变的深渊中。广大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教育的改变来化解乡村文化危机,并身体力行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深入剖析乡村文化危机与乡村教育的关系,能进一步凸显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演进的历史轨迹。     

乡村民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乡村民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关键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在于一是乡村民主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二是乡村民主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稳定;三是乡村民主有利于树立政府的权威.     

习近平关于乡村治理论述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关于乡村治理的创新性论述,立足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实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治理的基本思想观点,秉持我们党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主张,尤其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乡村治理工作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乡村治理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看法,是引领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强大思想力量。习近平关于乡村治理的创新性论述,主要体现为由谁治理乡村、治理什么、治理的目标以及怎样治理等方面的创新性阐释。全面准确地理解习近平关于乡村治理的创新性论述,对于有效治理乡村,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全面振兴乡村意义重大。     

哈尔滨市数字乡村建设的对策研究

作为乡村社会发展的高阶形态,数字乡村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互联网系统向农业生产生活领域的持续延展,其以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网络化为前提,以宽带入户为基本特征。本文先明确数字乡村的概念,阐述哈尔滨市数字乡村发展的现状;剖析了哈尔滨市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困境;明确了哈尔滨市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着力点;从数字乡村建设的两个维度、四个要素的转变,提出了哈尔滨市进行数字乡村建设的“2+4+8”模式;从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方案的制定、试点的选择、如何培养数字乡村建设所需人才、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提出哈尔滨市数字乡村建设的可行性对策。     

乡政村治,实现乡村关系良性发展

当前在村民自治运作过程中 ,还存在着乡村关系冲突现象。其原因是 ,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 ;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滞后 ;乡村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要实现乡村关系的良性发展 ,应进一步完善农村政治制度 ,进行观念创新、组织结构创新和法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