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隐名股东股权信托合同

在隐名股东的股权信托合同中,关于信托终止事由、信托事务报告、信托当事人违约责任及纠纷解决方式以及信托财产税费的承担和其他费用的核算等,应当依照约定;无约定的,应依照信托法和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论国有股权的信托行使

国有股权已经成为经营性国有资产的主要形态,而实践中通过委派国有股东代表等方式进入企业行使股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以及内部人控制、政府行政干预过多等一系列国企顽疾。通过对国有股权信托行使方式的实证、历史和规范分析,发现信托制度独特的当事人设计和利益制衡机制,以及灵活多变的经营规则,与国有股权行使涉及的主体和利益关系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通过信托方式行使国有股权,或许是破解当下国有企业改革瓶颈的明智之举。     

自然保护区资金信托保障机制探析

资金的保障程度决定着自然保护区发展的兴衰成败,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充足的资金用于自然保护区管理中。我国自然保护区资金方面存在的问题包括两方面,就资金投入而言,体现为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化,资金数额严重不足,资金补助制度不合理;就资金使用而言,体现为使用效率偏低,欠缺监督管理。自然保护区实行资金信托保障机制具有明显的优势,体现为信托资产的独立性可以保证在实现信托目的的同时能够对资金进行合理再分配,信托融资管理功能方面具有多渠道资金来源,科学的监督管理体系能够确保资金合理高效投入。构建自然保护区资金信托的基本框架包括设立信托基金和实施信托管理两方面,前者包括设立政府基金和社会公益基金,后者包括设立信托管理机构和明确信托管理机构的职责。     

股东表决权信托的理论困惑与立法构建

股东表决权信托源于英美法系并体现其法律传统,我国移植该制度必然遭遇理论上的困惑与冲突,但将其加以改造和变通后,这些冲突是可以克服的.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出现了表决权信托的实践,但由于无法可依,操作上很不规范.为此,应通过公司法和信托法共同调整表决权信托,对涉及表决权信托效力的书面形式、目的、期限、登记公示以及委托人的撤销权等作出原则性规定,为实践提供行为选择和参考的制度模式.     

利用信托制度促进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官员财产申报应与信托法律制度相结合

财产申报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令公职人员的非法所得曝光,但却无法监督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将自己的合法所得从事投资交易从而取得不当私利的情况。为了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设立与财产申报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即盲目信托和推定信托制度。前者要求公职人员在将自己合法取得的财产进行投资管理时通过盲目信托来进行以避免利益冲突;后者则自公款被贪污挪用之时起认定贪污的官员即刻成为该笔财产的推定信托的受托人,为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持有并管理这笔财产,从而所有的信托财产及其收益都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即便贪官携赃款外逃,也不会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即便贪官已死,他的继承人仍然作为这笔财产的受托人对国家和集体承担受托人义务,负责偿还所有被贪污的财产及收益。     

浅议从信托关系定位破产管理人

关于破产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历来争议颇多,众说纷纭,由于英美法上的破产管理人的信托人地位鲜有内部争议,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英美破产立法观点,以信托关系为基础为破产管理人定位。     

我国股权激励机制问题探析

股权激励作为现代企业制度中的重要激励机制,对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力等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股权激励机制在我国正在尝试运用,要结合我国企业具体实际,注意方式选择和设计的科学性、规范性,使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继承法修订的理性选择——遗嘱信托制度的完善

2001年,我国颁布实施《信托法》,《信托法》中规定可以以遗嘱的形式设立信托,这表明遗嘱信托这一信托形式已经得到我国法律的认可。遗嘱信托制度不仅涉及信托法的内容,还涉及继承法的内容,兼具二者属性。这一制度在我国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但是无论是在继承法还是信托法中,均未规定遗嘱信托的具体规则。我国应当在修订继承法的过程中,完善遗嘱信托制度。本文从分析遗嘱信托制度在我国存在的必要和可能着手,结合域外相关法律规定,得出我国遗嘱信托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之处,并提出解决建议。     

论公司僵局救济之强制收购股权制度

强制收购股权制度是指在公司僵局发生时,由被收购方向法院提出要求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强制收购其股权,或是由一方股东提出要求强制收购其他股东股权的救济方式。它可以使得无心经营公司的股东退出公司,打破股东会或董事会僵持的局面从而化解公司僵局。我国公司法并未对公司僵局下的强制收购股权制度进行规定,结合国内外立法及理论研究现状,对该制度进行了初步的构设。     

私募股权投资“对赌协议”实施的法律风险探析

近年来,私募股权投资日益活跃。由于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对赌协议"应运而生。"对赌协议"的实施方式通常有上市后出售股票获利、股权转让和现金补偿三种类型。但是,"对赌协议"中一些英美法律制度下常用的条款并不能当然地在中国适用。     

预防腐败:财产申报与强制性盲目信托制度相结合——以美国和台湾地区的实践为借鉴

政府公职人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是长期以来难以彻底解决的世界性难题。美国主要通过《政府行为准则法》建立了政府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盲目信托相结合的制度,预防公职人员的腐败;我国台湾地区也仿效推行官员强制信托制度,二者各有利弊。在我国设立财产申报与强制性盲目信托相结合的反腐败预防性法律机制完全可行,因为无论从物权法、侵权法还是信托法的角度来看,盲目信托在我国的推行都没有法律障碍。推行盲目信托制度作为一种事先预防机制,虽然一开始可能会增加部分监管成本,但是将其制度化之后,总体成本应该比事后监管要低。具体可由政府成立专门的机构制定细则,明确需要设立盲目信托的公职人员范围,确定受托人资质,由其对公职人员的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并通过加强监管来弥补美国盲目信托制度中出现的漏洞。     

股权集中度与产品创新关系实证研究

文章认为,新产品创新是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手段,股权集中度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本质问题,并通过实证研究强调指出,股权集中度与产品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过高或过低的股权集中度不利于产品创新,而股权适度集中有利于产品创新。     

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关系之梳理与整合

面对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中出现的"边缘地带、真空地带"以及"二次司法"等现象,我国的现有法律涵射范围有限,习惯法就时不时地介入到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来。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二者关系如下:民族习惯法是国家法制定的起源;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互相配合,作为两种完整的体系独立存在着;国家法需要吸收整合民族习惯法;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功能互补、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刑讯逼供现象之本源及其控制探析

安全优先的刑事诉讼法目的配置体系为刑讯逼供现象提供了本源,立法上对非法自白证据采用规则的回避为刑讯逼供提供了存在的价值.因此,笔者认为,要控制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必须抑制其本源,否定其价值.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应当从立法上调整刑事诉讼目的体系配置,兼顾安全和自由,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和肯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另一方面是确立非法自白证据的排除性规则.     

股权约束、债权约束与市场约束——我国上市公司约束机制分析

股权约束、债权约束、市场约束等三种约束方式各有特点。我国上市公司约束机制不健全,表现为:股权约束失衡、债权约束软化、市场约束乏力。应采取调整股权结构等多种措施改善上市公司约束机制。     

导致股份归于一人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问题探讨——厦门鼓浪屿食品厂工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侵权纠纷案评析

我国公司法既未承认一人公司又未禁止一人公司,当股权转让导致股份集中于一个股东时,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理论上与实践中均不无疑义。本文结合厦门鼓浪屿食品厂工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侵权纠纷案,通过对股权转让及其限制、股权变更登记的法律效力、衍生型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以及股份集中于一人时公司的存续等法律问题进行分析。     

试论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以《公司法》第72条规定为例

有限责任公司兼具＂资合性＂与＂人合性＂的特点,尤其是＂人合性＂,因为它决定了公司的经营和发展状况。因此,股权转让受到一定的限制也是其区别于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实践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在优先购买权等方面与公司章程规定时有冲突。以新《公司法》第72条为例,探讨并解决内部转让及外部转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对促进和完善今后相关立法和司法具有现实意义。     

权力之善何以可能——权力与道德关系之镜像探析

权力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受到思想家的关注。对这一问题的阐释主要有三种声音:一是德政同一论,认为权力与道德具有内在同一性,权力伦理就是伦理权力;二是权力无德论,认为权力与道德是对立的,根本没有兼容性;三是价值中立论,认为权力分析应避开伦理价值因素,遵循数理逻辑,使之保持价值中立。这三种观点均误读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结果都毫无例外地陷入了权力道德危机。事实上,权力从来就没有割断与道德的联系,权力的运行也从来就渗透着伦理道德因素,权一旦脱离德的滋养,它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因而,权力道德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完善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法制——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为视角

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体现着本土化的特点。不同于国有上市公司,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困境不在于股东与经理层,而在于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博弈。中小股东往往成为大股东控制公司的牺牲品,面临股权价值的稀释。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的时候,若能关注中小股东的利益,就是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就是防范了经理层过度操纵股权给公司带来的危机。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未能严格区分国有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的不同,做了统一化的处理,增加了民营上市公司进行充分股权激励的难度。     

探析党内关系异化的圈子文化之源

圈子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为人类社会结构的变迁演化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在中国,圈子文化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与社会心理基础,其价值理念与运行规则从社会领域向政治生活场域的渗透,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圈子文化所衍生的隐性的社会结构力量对党内关系的解构与异化、权力腐败的诱致与扩散,使政治生态面临劣质化风险,应从观念改造、清除特权、消解主要领导干部“被围猎”困局、完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落实主体责任、提升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执行力等方面构建防治党内关系中圈子文化蔓延的整体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