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冲突中的作用

在我国进入风险高发的转折时期的大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化解社会冲突是维稳工作的重点。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之计和有效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的相关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其在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政策倡导、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所以,如何通过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来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基层民主建设是重要的理论课题和迫切的现实要求。     

社会冲突视阈下的和谐社会解读

冲突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政治现象.人类政治生活中冲突的客观性注定了和谐社会并非是没有冲突的社会,社会冲突功能的两面性决定了和谐社会是冲突与合作共存的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特殊场景决定了和谐社会必然是在不稳定中寻求稳定的社会,构建制度化的冲突调控机制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     

社会冲突的理性审视及其应对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冲突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常态。把社会冲突控制在适当的秩序范围内,实现社会政治长期稳定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如何在借鉴西方现代社会冲突理论优点的基础上,结合转型期的社会实践,对当前我国社会冲突应对理念和应对策略进行再思考,找到缓解社会冲突、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对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社会冲突理论对我国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启示

刘易斯·科赛创立的社会冲突理论中的冲突根源、社会作用、社会冲突功能等相关内容对我国应对恐怖主义犯罪具有一定的启示: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建和谐社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确保长治久安;坚决反对和打击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     

当代中国“富二代”现象的解读与思考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富二代"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时代背景、社会文化、家庭教育造就了他们的独特性,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富二代"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我国市场文化的缺陷,也成为当前社会发展和青少年成长的隐忧,应该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与思考。     

论新时期的社会冲突化解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个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频发期。如何正确认识这些矛盾,进而树立科学的社会稳定观,并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措施和机制来预防和化解这些矛盾,对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深入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趋向新的争议政治:中国社会冲突中的新现象及其理论意蕴

公民身份取代阶级成为建构争议政治的基础是争议政治研究领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这种转变的现实基础是西方国家在1960年代以来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当今中国已经出现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基本特征,争议政治的属性也显示出逐步转型的迹象,这需要转变冲突治理思路,不断推动冲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社会冲突的形成机制及其预防策略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扩展和深入,利益分布逐步呈现多元化的格局,由于部分利益分配制度的非合理性,多元化了的个体(局部)利益得不到有效整合,相互捍格,社会失序与放权让利便如影随形,难解难分.     

走出地方冲突治理的误区

推进地方治理创新,实施冲突管理机制不容忽视。冲突管理机制创新,需要走出矛盾冲突根绝论、矛盾冲突消亡论、矛盾冲突速决论、矛盾冲突赎买论等观念误区。通过对四个误区逐一剖析,认为只有消解人们在冲突管理上的迷思,才能正视冲突,分析冲突,预防冲突,管理冲突,进而才有可能创新社会冲突管理机制,科学化解社会矛盾。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冲突问题研究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在这个特殊时期,由于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机制的转变,社会冲突层出不穷.对社会冲突呈现的特点与成因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时待社会冲突,并提出解决冲突的有效对策.     

当代湖北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诉权解读

当代湖北社会矛盾根源是经济发展落后和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潮以及内部一些错误都有关联。从统计数据来看,民事纠纷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其极易演化为刑事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诉权作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最后解决机制,并不是最佳的解决机制。在非诉解决机制方面,湖北省已经摸索出若干有益的经验。     

关于社会和谐与社会矛盾的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宏伟目标之一,社会矛盾的产生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国到建党百年时要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离不开对社会和谐与社会矛盾的研究。针对当前对社会和谐解读的不全面性,要求正确把握社会和谐与社会矛盾的辩证关系,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来促进社会和谐。     

论社会冲突的缘起与消弥之道

社会冲突是指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以及团体之间的意图彼此对抗，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力量由于社会利益的差异和对立而产生的外部对抗。而理性对待及消弥冲突之道则是从冲突中吸取不同阶层的公民合理需求，调整社会利益结构，通过全面加强社会建设，逐步克服和消化社会动乱因素，从而使社会回归秩序，保持稳定。     

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思想评析

发生在18世纪的两次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具有浓重的经济与政治色彩,赋予了现代社会以典型的＂两面性＂特征,从而为＂应得权利＂与＂供给＂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提供了思想渊源。作为社会理论与社会科学常用的概念,＂应得权利＂与＂供给＂及其辩证关系,孕育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的萌芽,构成了达伦多夫社会冲突思想的理论基石。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思想,对于重新认识和审视转型时期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对于建立和健全相应的疏导机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农民暴力抗征地”现象的思考

各地政府一直未能妥善处理好失地农民的利益问题,在征用土地过程中出现了农民集体暴力抗拒征地的现象。失地农民主要面临无法融入城市生活,无法找到合适工作,无法得到长期保障的严峻问题。土地产权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和政府责任缺失是引起征地矛盾的主要原因。可以从明确农民主体地位、推进农业用地创新制度,建立针对失地农民的全面社会保障机制和加强教育投入力度、培养失地农民再就业能力三个途径来解决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问题。     

社会冲突:破坏抑或建构——基于典型样本的现实解读

对于身处转型社会、风险社会、网络社会同步来临的当前中国来说,社会冲突的出现及其日趋复杂化是不争的事实。但诸多案例表明,社会冲突在具有负面影响的同时也有正向功能。它能促进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带动社会整合,发挥"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农村社会冲突及随之而来的农业税费改革、贵州瓮安事件及其区域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善、江苏启东事件及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优化等典型样本是对社会冲突发挥建构性作用的直观反映。当然,社会冲突能发挥建构性作用,是建立在相应机制予以承接的基础之上。推动社会冲突成功转化的四个重要机制是:必要的政治妥协:构筑冲突缓释的必备空间;提升政府公信力:释放冲突转化的重要信号;促进协商沟通:为冲突转化提供有效载体;有为的制度建设:为冲突转化提供坚强保障。     

当代大学生信仰脱轨的现状与思考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青年,特别是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其思想、信仰是否与执政党所希望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在市场经济的持续、深入发展中,全球化、网络化带来的复杂的多元化思潮,对心理尚处建构期的青年一代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为全面掌握当代大学生的信仰状况,便于决策层参考,就大学生的思想和信仰状况进行了调查,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思考。     

社会冲突触发因素的政治学分析

我国的社会冲突正进入频发、高发期,性质复杂,治理任务艰巨。引起社会冲突的根源庞杂而多样,不同学科的学者给出的解释框架和分析方法不尽相同,论说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也各有千秋,但系统性建构还有待深入,政治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更显薄弱。从政治学的视角就诱发社会冲突的根源及其动力做多维系统分析十分必要。目前,触发我国社会冲突的七大主要因素有:(1)经济因素:城乡、地区及社会主体间的利益差距与不均;(2)政治因素:政治认同的式弱、递减和背离;(3)文化因素:传统参照、知识差异与心理惯性驱使;(4)社会因素:内生性力量抗争与外部性力量策动;(5)自然因素:边界性问题使然和政治应力点薄弱;(6)媒介因素:信息失真与信息失灵交错;(7)国际因素:多重效应传导与多种方式浸渗。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决定社会冲突演化方向的环境合力,并在不同的个案中呈现不同的效用。为此,在面对社会冲突时既要系统把握又要注重个案分析,采取多维而立体的治理策略。     

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与公共治理革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分为两个阶段:1979-1991、1992-现在。每个阶段存在不同的社会矛盾。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及其解决具有以下新特点:多因经济利益引起;发展较为缓慢,周期较长,较为复杂;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探索了一些新的解决办法。公共治理理论对于进一步解决当前社会矛盾具有重要启示:构建多主体的社会矛盾解决模式;营造有利于妥善解决社会矛盾的环境;使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和公民社会承担起更多解决社会矛盾的责任;积极探索多主体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     

依法治国视角下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法治化机制的完善

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基层和谐社会构建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为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法治化机制的完善提供良好的契机与平台;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法治化机制的完善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因此,二者具有诸多的关联性。环视目前我国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法治化机制运行的现实场域,确实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与依法治国的要求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有鉴于此,我国务必要主动适应法治建设与依法治国的要求,针对基层社会矛盾的特点,从理念构建、内容拓展、方式平台整合、主体素质提升、保障机制与督导考核机制的构建等方面全力推动社会矛盾化解法治化机制完善创新,力求实现基层社会矛盾的有效及时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