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执行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发挥实际作用、解决政策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检验政策方案完善程度的实际手段。美国政策学家艾利森曾下了如此论断：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执行。由此可见,政策执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如果无良好的农村政策执行体系,新农村建设目标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公共政策缘何不能有效执行——以食品安全政策为例

制定政策为的是解决问题。这几年食品安全问题屡屡成为公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此政府制定了大量的应对政策。但时至今日,食品安全问题依然频发。为说明政策执行难,这里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国内食品安全问题曾经引发国际争端。     

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研究——以五指山市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在走向幸福生活的道路上持续不断地作战,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不懈的努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了基础。五指山市政府扶贫政策的执行顺应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要求,是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的典型代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的双层意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高扶贫政策执行力,是五指山市早日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政策执行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发挥实际作用、解决政策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检验政策方案完善程度的实际手段.美国政策学家艾利森曾下了如此论断: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执行.由此可见,政策执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没进程中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如果无良好的农村政策执行体系,新农村建设目标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非常态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评价比较研究——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政策为例

在对国家、省级政府出台的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政策全面收集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基于顾客导向的政策执行评估模型,围绕受灾群众最需要但不太满意的政策(包括住房、就业、保障等)进行梳理、归纳,设计相关问卷,并通过对千余户受灾家庭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收集数据,研究灾后重建政策的执行情况、各类群体的评价差异.研究表明,基本生活保障政策、农房修改重建政策落实得较好,城镇住房修复重建政策、就业援助政策落实得较差;受灾程度越大的群体对有关政策执行情况的评价越差.结合以上研究结果,提出改善非常态环境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建议.     

关于“限塑令”政策执行状况的调查报告——以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为例

“限塑令”是国家针对超薄塑料袋的环境污染现象于2008年开始实施的新政策,通过对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限塑令”执行情况的调查研究,发现各类零售商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执行缺陷,消费者的反响也有所不同。结合公共政策方面的理论,我们得出了影响“限塑令”执行的诸多因素,包括政策问题的特性、政策本身的问题及政策以外的因素。针对以上问题,从完善政策本身、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促进“限塑令”有效执行的政策建议。     

论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的特征——以“十一五”期间成功关停小火电为例

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政策执行模式是当前中国政府和政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既有的研究提出了若干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之间存在着"集中式的政策执行模式"和"分散式的政策执行模式"的分歧。本文通过对"十一五"期间成功关停小火电政策执行过程的考察,揭示了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的三个典型特征:"层级加压+重点主抓型"体制架构;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过程;"恰当的政策+高层的决心"构成政策执行到底的充分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既有的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理论提出了修正:如果能够制定出恰当的政策,中国也可以是"诱导型体制";从执行方面看,中国兼有"职责同构"和"职责异构"因素;中国的政策执行模式兼具集中性和分散性,关键是构建政策制定参与机制和政策执行沟通协调机制,以发挥既有模式的优势并有效克服其不足。     

公私部门伙伴关系与政策执行模式转变--以艾滋病防治政策为例

艾滋病不仅是一个传染性疾病,更是一种慢性的行为疾病.艾滋病流行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既有可能造成宏观经济的损失,也有可能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构成威胁.由于艾滋病流行在我国已进入增长期,如何有效控制艾滋病毒在吸毒者、同性恋等高危人群中蔓延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不仅涉及政策设计和科学性,也取决于政策执行模式的转变和设计.在具体防治艾滋病流行过程中,各项具体措施一方面受到各地文化习俗、经济状况、民族传统、社会心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政府等主体角色的限制.因此在强调政府的作用的同时,应鼓励非营利组织、企业的共同参与,形成以政府为主体的公私部门伙伴关系政策执行模式,以确保艾滋病防治取得胜利.     

基层政策执行的压力传导方式与转化机制研究——以W镇土地“增减挂钩”政策为例

在压力型体制中,政策压力的显性传导与隐性转化共同推进基层政策执行。压力运转机制表现为政策前台的“层层施压”与政策后台的“层层转化”,显性压力传导与隐性转化相配合,在层级政府间以及基层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实现政策压力的化解。W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执行的个案分析结果表明：基层政府在政策的前台以程序化的政策执行推动显性压力的层层传递;在政策的后台则呈现真实的治理技术,以隐性转化的方式调节显性压力,并最终在民众的配合下融合和消弭了政策压力,使得压力型体制得以正常运转。基层政府的“前台呈现”与“后台配合”,分别遵循了科层制情境下的制度逻辑与技术逻辑。     

以政策贯彻政策:政策执行、创新与调适

政策执行本身是复杂而多样的过程,多数政策执行的真实情况,是要经过各级政策主体研究出台地方政策或实施意见,通过"以致策贯彻政策"逐级传导,最终化作具体项目和行动,使政策得以执行和落实."以政策贯彻政策",作为政策执行和创新的重要环节,过去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对于理解政策执行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执行中的政府部门利益研究

公共政策体现着公共利益,但一些政府部门出现＂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律化＂等部门利益膨胀、偏离公共利益的现象,致使政策执行在地方陷入困境。当前只有通过加强立法,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才能扭转这一局面。     

一种解读政策执行的新视角——从政策执行博弈模型进行的分析

政策执行实际上也是一个各执行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进行各种策略的较量过程,这也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文章结合理论叙述,并构建上下级政策执行博弈模型,在分析政策执行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统保证政策执行的措施。理论研究与博弈模型分析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如何在保证上级政策的意图得到最合适的执行,又能够尽量保证不对各执行主体的利益造成致命性剥夺。但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结局。     

以人工智能破解政策执行难题的几点思索

多年来,我国政策执行都面临着人力、情面、决策和体制等难以克服的难题。而当前人工智能的日益成熟,已经为破解这些政策执行难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在政策执行领域引入人工智能,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升级政府智能服务平台,建立智能化政策执行系统;建设大数据系统,构建政策执行的海量数据库;构建优质算法,形成算法森林;建立完善人工智能执行系统的监管机制和问责机制。在建立智能化政策执行系统方面,既要确保决策执行的科学性合理性,又要实现决策执行的自动性流畅性和高度智能性,因此,在关键的决策点、执行点的启动时机及行动方式上需要精心构建。     

贫困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效果研究——以贵州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自运行以来为解决广大农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作出积极贡献。然而,在一些受当地实际条件限制的贫困地区,新农合制度的实施效果受到严重影响。通过对贵州印江县的实证研究,从农民满意度、政策落实效果、定点医疗机构服务情况三个角度对当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结合贫困地区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相应问题的对策建议。     

政策执行缘何走样?——基于L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案例研究

研究、探讨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破除政策执行中存在的梗阻现象,提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维护政策系统的稳定性,进而确保政策目标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现有关于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的研究多关注政府内部层级间的互动以及基层政策执行者作用的发挥,鲜有研究聚焦于政府与社会之间互动以及外部环境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在借鉴史密斯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麦克拉夫林的政策执行互适模型以及高金的府际政策执行沟通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政策执行过程,构建包含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执行者、受影响者和外部环境等五项因素在内的政策执行理论分析框架,并以L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为案例对此分析框架的解释力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策执行偏差的出现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与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执行者、受影响者和外部环境等五项因素作用的发挥存在密切关联。具体来说,包括:决策机构刚性考核方式给执行机构带来的压力、政策执行机构与政策执行者的分离以及政策执行者自身能力的局限、政策执行部门与政策目标群体之间关于利益问题的调适互动、政策本身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对政策执行效果产生的显著影响。     

政策执行失灵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能力提升研究

政策执行的水平直接反映着政府能力的高低.我国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政策执行失灵现象.政策执行失灵对政府领导经济发展的能力、发展民主政治的能力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完善政策执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必须树立执行理念,发展执行文化;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完善政策执行机制;提高执行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推进政府"善治"的实现.     

高势能政策执行偏差的困局及其秩序破解——基于医改政策执行的观察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我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核心任务与体制基石。诸多医改政策具有较高的政治势能,但在实际执行中却产生偏差,政策执行结果与初衷偏离甚至相悖。现有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机制解释力不足。本文从高势能政策的本质入手,提出秩序维度的思考,认为高势能政策普遍旨在重构秩序,而政策执行偏差就来自于“自发秩序”向“自觉秩序”转化过程中的秩序困境。本文首先从类型学意义上,界定政策执行偏差包括“逆执行”、“形式执行”和“弱执行”三种主要类型,相应选择公立医院规模控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三项代表性政策进行分析,并与“有效执行”的三项政策案例进行比较,提炼高势能政策执行偏差秩序视角的理论解释。认为高势能政策有效执行需要共享价值、结构功能与激励契约三项秩序要素的适配和共生,否则自觉秩序就不会生长,政策执行就会产生偏差。高势能政策不能只满足于制定环节的价值理性,还要关注执行环节中关键秩序要素能否统合支撑秩序范式转化。     

政府权威下的有限妥协——政策执行的三方行动分析

政策执行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其间关系到三个主要的变量：政策决策者、执行者和目标群体。按照洛伊的分类，政策可以分为构成性政策、分配性政策、规制性政策、再分配性政策。不同类型的政策中，三方变量的关系和行动各不相同，表现出复杂的特徵。总体来看，政策三方之间是在中央最高权威下相互之间有效妥协的结果。然而，妥协可以分为积极妥协和消极妥协，消极妥协是政策实施效力减损的重要原因，消极妥协导致严重的政策执行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