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代公益：行动取向的研究维度

公益在本质上是个人或组织通过做好事、行善举而提供给社会公众的公共产品。公益的生成需要统合民间的志愿力量、政府的公共担当以及企业的有效参与，从而形成整合的行动框架。公益的价值实现有赖于多方主体的积极行动，让公益的参与各方在互动中实现资源的增值、能力的提升和自我的实现。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公益组织大有可为

公益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是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有益补充,在完善公共文化政策、激发公共文化活力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有效提升公益组织公共文化服务价值,需要加强公益组织内部管理,提升公益组织公信力,加强对公益组织的保障力度。     

公共管理主体角色:定位、冲突、价值目标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决定了公共管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公共管理主体的角色冲突实质是公益与私益的冲突。矫正公共管理主体的角色冲突则应厘清公益与私益界限,规制公权力行使,防止公权力异化,保障公益实现。     

沟通权力：困境女性创造乡村公共价值的深层逻辑——以湖南省长沙市“芙蓉花开”公益项目为个案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行与第三次分配的强调为乡村公共价值的创造提供了制度性便利,但农村弱势群体的存在仍然是创造乡村公共价值不可回避的难题。“芙蓉花开”公益项目聚焦于农村困境女性,通过居家养老护理员的工作赋予她们就业权,并增强其职业技能、自我效能与发展能力,使其不仅是被赋能的对象,更成为公益组织的合作伙伴,达成服务提供者与服务对象的合作生产。而沟通权力作为合作生产的运行基础,以平等化与在地化的形式,促使农村困境女性愿意为服务对象提供额外的公益服务,并推进个体公益向家庭公益、村庄公益转变。她们在家庭、服务对象和乡村共同体中传播公益理念、激发公益行动,实现了更大范围内乡村公共价值的合作生产。     

都市青少年公益参与行为研究——基于全国十大城市青少年公益活动的实证分析

提升和改进都市青少年公益参与,一是要实现都市青少年群体对于公益推动的价值认同;二是获得与政府合作的资质和经验,搭建公益平台;三是创新公益方式,与青少年缩短距离,吸引更多的青少年积极参与;四是规范公益行为,这需要政府、公益组织、企业和相关公益参与者共同参与制定公益营销标准和协作规范;五是要及时评估公益绩效最主要是围绕青少年群体自身的特点展开分析,合理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公益和公道行为。     

社会公益合作供给：概念、模式与制度选择

作为特殊类型的公共物品，社会公益的供给不仅具有公共属性，更具有社会属性和价值属性。本文基于社会公益合作的基本概念体系，对公益、社会公益、社会公益合作供给等基本概念进行了辨析与界定，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公益主体间合作的可能性进行了学理分析，从横向与纵向结构上为社会公益主体的合作进行了模式建构，并通过相应的机制选择与激励约束制度的设计为社会公益合作供给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     

公共管理视野下推进新时期我国公民有序参与的对策思考

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无论对于政治国家,还是对于公民社会,公民参与都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公共管理的实现需要公民的参与和支持,这就要求政府管理者在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时必须考虑到公民的利益需求,将公民参与引入到公共政策中来,从而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品质。在明确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不断提升公民在公共管理中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基础上,对新时期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管理在构建完善的政务公开制度、构建完善的公共决策听证制度、构建完善的法律保障制度、创造非政府组织的有序参与机制和发展公私合作生产的利益协调机制五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社会公益合作供给:可能、困境与制度选择

作为特殊类型的公共物品,社会公益的供给不仅具有公共属性,更具有社会属性和价值属性。在社会公益的供给中,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在不同的场域代表着不同的机制和资源禀赋优势,同时各自也具有明显的缺陷,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由于对我国社会公益本身的边界、内涵及价值缺乏广泛的共识,加之实践中我国社会公益供给中的主体关系不清、合作供给机制不顺畅以及制度激励不足、保障不力等,造成我国社会公益合作供给中的诸多困境。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寻找促进我国社会公益合作供给的路径,应建立和完善包括公益认定制度、公益税收制度、公益促进制度在内的激励制度和公益信息公开制度、公益评估制度、公益监督制度在内的约束制度体系。     

上海市公益基地建设与发展的分析与思考

<正>上海市为了促进公益服务便利化、常态化、专业化,实现"人人公益、处处可为",全面整合公益资源,打造"10+1"联动公益发展模式,着力建设公益之城。自去年底启动公益基地计划以来,上海市公益基地已有406家。为了深入了解上海市公益基地实际建设与发展情况,探索公益基地建设与发展模式,笔者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与基层社会治理课题组对上海市公益基地建     

中国互联网公益平台的创新发展研究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青年参与公益的模式也发生了颠覆性转变,特别在我国各大高校中,涌现出许多公益活动新思路、新方法.公益活动的“下沉”使得互联网平台成为公益链中重要的一环,大量的公益信息发布、公益活动管理等工作开始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本文对我国互联网公益平台的发展现状和面临困境做具体研究,并将高校和社会的互联网公益平台做对比分析,提出互联网公益平台的未来发展趋势.     

洛阳:全国首例福彩专项资金投资建设公益性免费公共自行车系统

<正>2013年5月25日,中国福利彩票公益自行车启动仪式在洛阳举行,一期设置35个公益自行车站点的1000辆公益自行车正式"上岗",由福彩专项资金投资建设的公益性免费公共自行车系统在全国尚属首例,洛阳市是河南省建设公益自行车项目的第一个试点城市。二期计划在2014年新增115个站点,将再投入2500辆公益自行车,此项工作已被列入洛阳市惠民实事。公益自行车站点主要集中设置在车站、公交站点、大中型公共停车场以及市区级行政中心、购物中心、公园、风景旅游区、小区等人流集中的公共服务设施周边,市民、游客只需在公益自行车管理亭申请办理一张自行车租用卡即可享受免费租车、异地还车的服务,受到广大群众的广泛赞誉。     

制度变迁视阈下我国网络公益的发展路径

网络公益制度变迁受到制度环境、变迁主体、变迁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多方面影响。在当前制度环境下,网络公益发展困难重重,表现在网络公益组织注册受到限制,参与主体具有随意性,管理困难,功效不足和信任下降。根据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从法律制度、技术能力、网络监管、管理运行等四方面的路径依赖因子探讨导致我国网络公益发展困境的原因。根据制度变迁的目的和实现模式,构建出我国网络公益的发展路径。     

论公共领域中的公民有序参与

公共领域是现代民主社会中公民从事政治活动、处理公共事务的场域,而公共领域中公民参与的实现必须要在一定制度环境中运行。公民既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从法律上看,公民就是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依据该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从政治上看,公民所拥有的法定权利集中表现为参与公共事务并担任公职的正当资格。公民是公共领域中的参与主体,而要实现公共领域中公民的有序参与,不仅需要公民具有公共精神,而且还要为公民参与提供制度化的通道。     

公益创投的生态困境及主体策略——基于S市地方性实践探索

社会治理结构的渐进性演变对治理方式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公益创投因势而生,建构了一套涵盖政府、支持型社会组织、基层社会组织等主体参与的新型服务生态系统。公益创投生态中,各治理主体因理念偏差及生态角色困境,弱化了社会服务协同治理的成效,破坏了公益创投的生态平衡。为实现公益创投生态的有序发展,既要承认社会组织的生存需求,为社会组织让渡适当的"生存空间",又要坚守公益创投的原则与底线。建构公益创投良性生态的关键在于为不同参与主体的创投策略寻求治理平衡点。     

微益坊:基层社区治理新举措

正微益坊是重庆市南岸区花园路街道南湖社区在深化"三事分流""三社联动"基础上打造的集"公共空间、社会组织、公益基金"三位一体的经典之作。它以服务社会组织、吸引凝聚居民、丰富公益服务、满足居民多元化需求为宗旨,以推动社会组织管理规范化、活动常态化、服务多样化为目的,以建设"人人参与、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区为方向,日益衍化为辖区社会组织的孵化基地、活动基地、展示基地,在推动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要兼顾公益导向与市场导向

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益性质,一般由政府供给,然而这种模式存在供给能力不足和效率低下等问题。我国应逐步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引入市场机制,依据公共文化服务性质和种类合理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构建公益导向与市场导向平衡兼容的供给模式。     

浅论民族地区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实现形式,其重要性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我国民族地区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目前民族地区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制度还不完善、参与意识不强、参与渠道不畅、民主观念并未深入人心等问题特别突出。要提高民族地区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水平,必须加快民族地区公民思想观念的转变,扩宽公民参与的渠道、途径和方式,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并制定和完善民族地区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制度。     

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行政诉讼问题研究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作为行政诉讼重要组成部分的公益行政诉讼制度已受到关注.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行政诉讼在某些国家已经制度化,但是在对公益行政诉讼仍然保持谨慎态度的我国,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行政诉讼存在诸多障碍.通过理论上的探讨和制度设计将社会需求反映到立法层面,为破解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行政诉讼的困境寻找制度路径.     

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多维赋权机制研究

居民自治需要改变目前权力和资源的配给方式,而当下城市社区"微治理"是实现这一需要的新探索。在城市社区微治理中,以项目为载体的制度赋权为社区公益社团的成长提供了合法性环境,改变了社区无权状态;以社区公益组织为载体的社区赋权,培养了社区公共精神,提升了社区能力;增能技术是使社区赋权与制度赋权具有相应全面可操作性的催化剂,使居民的参与更加有效。在社区微治理道路上,它们共同致力通过微小结构生态的变化撬动社区治理结构的优化,探索行政权力有限介入下的基层社会自主性意识萌发的可能。     

利益博弈时代公益诉讼的机制模式研究

利益搏奕时代下,利益群体分化组合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形式多样化,出现私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划分,传统诉讼理念以私益救济为核心的制度安排逐渐受到挑战。科技管理活动具有公共效益性和公共侵害性双重特征,往往易出现公、私利益的交叉和冲突,公益诉讼是解决科技管理中公、私利益矛盾的重要途径和长效机制。我们以法经济学分析为视角来考量公益诉讼的机理,并在对公益诉讼理念重新凝练的基础上构建了公益诉讼的机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