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抑或商人:两种对立的西方法律传统形成观之比较

二十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美国先后有两部关于西方法律传统的著作问世：其一是泰格、利维二人合作的《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77）,其二是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1983）。这两部著作都是以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为主题,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旁征博引、潜心研究的结果;两书所讲述的历史在时间上亦有重合之处;甚至于两书所追溯的西方法律传统的历史渊源、所列举的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等也多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两书作者所反映出来的观点、侧重的对象乃至得出的结论等却又是如此的不同,以致于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西方法律传统形成观。本文拟从几个方面对此加以比较和考察,从中探究其内在思想根源及相关背景。     

运动式治理与制度建设: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制度变革的组合拳模式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面临着制度变革的“双重挑战”:既要建立起全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又要在有效新制度体系尚未就位的情况下保障基本的治理成效。应对“双重挑战”的一种重要方式是“运动式治理加制度建设的组合拳”:一方面,以制度建设为根基,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从而完成制度体系的本质性变革;另一方面,在缺乏有效的制度体系的情况下,通过运动式治理应对不断出现的现实问题以保障基本的治理绩效。论文对1978年至2012年土地使用制度变革历史过程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的“双重挑战”以及“组合拳模式”的运作机制与现实成效。“运动式治理加制度建设的组合拳模式”能够缓解短期治理压力从而拥有更大试错空间,进而能够通过持续探索与调整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最终成功完成制度变革。     

从运动到领域:21世纪“法律与发展”的多维面相

作为一场根植于美国本土的全球性法学运动,21世纪的法律与发展已经或是正在从运动转向领域,并至少呈现出四个维度的实践面相。政治维度的法律与发展政策是由西方法律援助产业所派生的,并以向广大受援国推行法律援助项目为目标。学术维度的法律与发展运动具有行动导向、学术自治、理论构建和科学考察的混合知识风格。理论维度的法律与发展研究正逐渐形成以宏观理论研究、中观经验研究、微观部门法和个案研究为主干的理论体系。科学维度的法律与发展评估集中表现为法律指标运动、法治评估运动和法律知识散播的前后相继。面对21世纪的法律挑战,南方国家的法律与发展学者有责任共同联手并努力探索符合各国发展实际的地方性法律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