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政府的争利行为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行政逐步走向规范化,但有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引发了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一些地方政府出现争利行为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由于这些问题正日渐成为改革攻坚阶段的阻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确保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一、一些地方政府争利行为的主要表现当前,地方政府争利行为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客观存在,从利益双方关系来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与民争利。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及行政人员把本应用于公共服务的权力拿到市场上去获取利益。这些行为可以分成两类:一是“直接参与”。比如,征地拆迁中一些地…     

实践公共利益的困境与出路——以征地拆迁为例

化解征地拆迁中的公共利益困境,需要以"政治制度化"为视角,重构征地拆迁制度.即通过强化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界定公共利益的权威、以公正补偿约束政府的过度征收行为、依法律程序保障被征收者的私有财产权利,纠正和克服公共利益泛化、公正补偿缺乏以及利益行为失衡所导致的公共利益困境.     

在征地拆迁中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征地拆迁。这个环节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冲突表现最为突出的环节。如何在保证城市顺利征地拆迁、科学发展的同时，又能够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到以人为本，是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征地拆迁过程中的作用，对于征地拆迁工作和广大人民群众，有着重大的意义。     

玉溪市红塔区有效破解征迁难题的实践

征地拆迁涉及政府的公共利益、开发企业的群体利益和涉征涉拆群众的个体利益。如何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不少领导干部和拆迁工作者面临的难题。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有效破解了这一难题,走出了一条＂征地拆迁为发展,加快发展为人民＂的和谐拆迁新路子。     

城市建设中的征地拆迁与权益保障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 ,本来着眼于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旧城改造及扩张征地拆迁有些却演变成了以营利为目的 ,着眼于土地炒卖 ,以地生财 ,压低甚至侵吞行政管理地拆迁费 ,与民争利的“扰民工程”。如何既促进城市建设加速城市化进程 ,又兼顾被征地拆迁群体利益实现城市建设初衷和行政宗旨 ,关键在于实行制度创新 ,寻求征地拆迁与权益保障的优化结合 ,并让被征地拆迁群众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     

嵌人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为视角

社会协同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过程是多重张力催生的结果。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有助于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当前,在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的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作用,通过政府一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在农地制度和政府角色双重视角下的征地制度检讨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现行征地制度的重大缺陷导致土地市场失范无序、社会矛盾多重积聚.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中国现行农地制度事实上否定了以家庭承包经营权为核心的土地他项权利的存在,制度环境的不成熟使得地方政府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约束条件下,在征地过程中表现出过分掠夺的行为特征,导致农户和国家利益双向受损.重新安排与土地征用相关的制度,必须改革和完善农地集体所有制;回归政府角色,改革官员考评制度,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实事求是地解决现行"公共利益"征地问题;促成农民利益集团的组织化和强大化,健全农民利益代表机制.     

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为视角

社会协同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过程是多重张力催生的结果.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有助于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当前,在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的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作用,通过政府—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我国城市化中土地征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防控研究

我国现阶段城市化建设中,由于一些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在征地中强制征用土地、强制拆迁房屋,使得被征用土地的人民群众利益受损,在土地征收利益诉求得不到制度内的途径解决时,受制度外的闹事文化的影响,容易引发土地征收中的群体性事件,主要表现为集体性上访事件、冲击党政办公机关事件、扰乱公共秩序事件等。土地征收中的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政策,一个是防,即保证土地征收过程中利益分配的公平;一个是控,即通过弥补土地征收中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以保证土地征收中结果持有的公平。     

我国征地制度完善之管见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征地与拆迁现象越来越普遍,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历程.然而这一过程中凸现的许多问题却不得不让我们高度重视:有的地方政府将征地作为财政创收的来源,低价征地高价卖给开发商;有的地方政府组成所谓拆迁先锋队,进行强行拆迁,甚至中间渗透进黑恶势力,出现殴打恐吓等行为,引起拆迁户的严重不满.     

在征地拆迁中发挥好基层组织作用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社区(村)面临被征地拆迁。我曾作为昆明北部山水新区征地拆迁工作的负责人,在长期与拆迁地的基层组织打交道中发现:在征地拆迁工作中基层组织作用发挥得好坏,直接影响拆迁工作的进度和当地的和谐。我认为发挥基层组织在征地拆迁工作中的作用意义重大,可从以下方面开展好工作。加强工作指导和帮助     

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立法问题研究

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的性质为行政征收,政府为征收主体,涉及土地所有权、用益物权等五类法律关系.应依据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本质,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具体而言,应加快中央统一立法步伐,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明确政府拆迁的主体地位,取消政府行政裁决权,严格规范拆迁程序,完善集体土地征收的补偿制度,规定权利补偿的救济途径.     

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近些年来政府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土地征用的法律法规,土地征用的混乱现象有所缓解,但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过程依然存在不少不规范行为,如擅自占用土地、先征后批、压低补偿标准等等,都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基本权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进一步规范土地征用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建立地方政府征地行为的约束机制以及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和谈判机制,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现实课题。     

城镇拆迁中的"非零和博弈"

拆迁政策的价值基点是保证城市化的顺利进行,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城镇拆迁中盲目扩大拆迁规模,人为降低补偿安置标准,滥用行政权力,违法违规强制拆迁而诱发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形成了"零和博弈"的怪圈.走出怪圈,创造"非零和博弈"的局面,需要在拆迁的"三个环节"采取不同的政策行为;并严格区分"两种利益"的拆迁,界定政府的不同角色.     

警惕受贿新招：假买卖真受贿——两幅习作画“卖”了100万

两幅习作画“卖”了100万 黄海是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分管征地拆迁工作。2001年初，江苏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取得了孝陵卫街道辖区内罗汉巷地块的商品房开发项目。要开发就涉及到拆迁，按照国家及地方有关征地拆迁方面的规定，从事征地拆迁的主体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定资质和专业持证人员。作为一级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孝陵卫街道办事处根本就不具备征地拆迁的资质，但出于经济创收考虑，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城市房屋拆迁主体呈现出多元化格局的态势(包括政府、开发商、拆迁实施单位,被拆迁居民以及拆迁评估机构等)。由于各拆迁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逐利行为的多样性,以及满足主体需求的社会资源和财富的稀缺性与有限性等诸因素的存在,利益主体间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我国,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实行垄断,土地转让产生了巨大的收益,但在分享土地的转让收益或增值时,却往往忽视了被拆迁人的利益,仅仅给被拆迁人较低的补偿,没有保障被拆迁人随土地增值而分享这种收益,也没有对土地的所有权进行补偿,不能满足被拆…     

“仁怀模式”为茅台高速公路建设撑起一路绿灯

征地拆迁被称为调整公路建设中的老大难问题。然而，2006年底开工建设的遵义至赤水公路白腊坎至茅台高速公路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现象，其“高速、高效、高廉、和谐”的做法得到广泛认可。在茅台高速公路的征地拆迁过程中，不但实现了“零上访”、“零阻工”，而且，施工单位和当地群众相互理解，相互支持，错综复杂的利益对立变成了水乳交融的和谐共振，被省交通厅和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首肯为贵州高速公路建设中的“仁怀模式”，其经验和做法值得在全省推广和借鉴。     

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政府公信力建设

在由政府主导的征地拆迁过程中,当事双方的关系具有显著的不平衡性,具体表现为主体的不可选择性、信息上的不对称性、权力上的非对等性以及责任追究的非个体性。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高度依赖于政府所具有的公信力。政府公信力建设对政府的拆迁行为具有一系列内在要求,包括依法依规、程序公平公正、平等协商、诚实守信、公平补偿、过程公开透明。但在现实的征地拆迁过程中,政府公信力的维护却面临着诸多两难困境,包括农民保地需求与政府开发压力、拆迁补偿需求与地方财政压力、政策统一性与实际情境多样性、平等协商程序与拆迁效率、保持稳定与维护公平、短期政绩考核与政策连续性等。如果政府违背公信力的要求,片面追求发展,就会陷入政府公信力下降与效能下降的恶性循环,以及政府公信力下降与社会低信用均衡的恶性循环。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需要严格制度约束,强化社会约束,调整行政约束导向。     

征地拆迁补偿过高趋势及其对城镇化和产业转移的阻碍

征地拆迁伊始本来就同时存在失地农民和拆迁户补偿过低、过高两类现象,1990年代至前几年,补偿过低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随着失地农民和拆迁户所得补偿显著提高,补偿要求过高成为矛盾主要方面的几率正同步日益提高.征地和拆迁补偿归根结底是非农产业生产者及其消费者、商品房购房者、城市新移民向失地农民和拆迁户的财富转移,这种财富转移规模过大,无异于对非农产业生产者及其消费者、商品房购房者、城市新移民等群体的压榨盘剥,在经济方面的负面效果自不待言,而且必然因其不公而造成社会矛盾.部分人为征地拆迁补偿索价过高而导致被征地拆迁方、开发建设方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三输”.征地拆迁补偿要求持续上涨压力还加剧了中国“鬼城”问题,威胁国有农场土地,并可能形成强大食利者集团.任何财富归根结底来自劳动创造,鼓励财富如此转移的社会注定不可持续.     

非对称信息下的被征地农民利益流失及其防范路径

被征地农民在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地征收过程中,存在补偿收益、话语权、托底保障权益和土地发展权的流失。究其原因,信息不对称贯穿于被征地农民获取信息能力的薄弱性、征地谈判程序的线性、地方政府谋取征地利益的隐蔽性及被征地农民的保障诉求与现实的反差性。重塑信息对称与防范利益流失需要构建征地信息资源平台,推行PRA监测制度,尝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小组化,建立分批征地浮动机制,普查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现状,寻找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最佳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