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与行政法“脸谱”

知识经济时代到来让在工业时代清晰的行政法"脸谱"变得模糊不清。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社会管理范式为"自我—法—安全"的社会。中国传统行政法在知识经济时代必然陷入困境无法自拔,最后的命运是被抛弃,必须创新与重构与"自我—法—安全"管理范式相契合的去国家主导性的行政法。去国家主导性行政法主要任务是界分政府、公民、公民社会组织的边界;设计协调政府、公民、公民社会组织三大子系统以及调整三大子系统系统有序、可持续运作所处的战略语境和结构的机制;设计实现由三大子系统构成的系统维持高级序参量的制度。     

结构转型中的“利益组织化”——法团主义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法团主义是一股兴起于欧洲大陆并在那里形成制度现实的思潮,它是一套针对多元主义理论"缺陷"、分析"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在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探讨中,一些学者尝试引入法团主义理论框架来解释社会的转型过程,拓展了"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思路。但也有一些学者对这种分析路向进行了反思,通过分析法团主义在欧洲生存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外部环境,结合中国的情况对这一理论框架对中国适用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若干质疑和批评。这些论辩促使学界更为理性地去认识和诠释法团主义理论,这对充实"国家—社会"关系研究不无裨益。     

“政党—社会”关系变迁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党、国家、社会是基本主体,"政党—国家"、"国家—社会"与"政党—社会"是制约国家治理成效的三组核心关系。因此有必要以"政党—社会"关系为研究出发点,从历史变迁、现实挑战和实施路径三个方面,探讨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当如何通过"转变和改善党对社会的领导方式"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组织参与法治社会建设的路径探析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其中,法治社会是法治建设的基石,其本质在于规则基础上的社会自治。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自治主体,近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与政府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有效地弥合了国家与社会的裂痕,成为新的制衡力量。建设法治社会,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现实基础来看,都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参与。基于"制度—心理—运行—评估"的分析框架,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参与法的构建、培养法的认同、维护法的运行、评估法的效果来全面助力法治社会建设,形成"有良法、信仰法、能守法、会用法"的法治社会新格局。     

每个人心中燃烧着中国梦

正人生如船,梦想是帆,每个人都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梦,而我们,同属于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懂得了个人幸福与国家梦想的关系,每个人心中又升腾起关于国家社会的梦想,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燃烧着这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中国梦。"中国梦"是什么?与"美国梦"不同,"中国梦"是个人的,是国家的,更是民族的。"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     

论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中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从“德—法整合”命题谈起

在国内学术界,有学者试图依据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提出"德—法整合"命题,为在现实社会中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提供理论上的根据和支持。在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中,是法律统摄并涵盖道德和伦理,而不存在一个道德与法律之间"互动整合"的"德—法整合"关系。因此,从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中寻找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思想资源,只能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理论的误解和曲解。     

“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下的治安学基本问题论析——治安学论域的保护与限制间关系

保护与限制间关系作为"价值—效用—策略"三位一体的治安学基本问题框架内的"策略"维度,涉及社会"由治达安"过程及结果的两组策略认知及选择:一是国家主体通过保护社会主体的安全,实现"国家—社会"体系共同的安全利益;同时,社会主体通过维护国家主体治理的权力,实现社会主体和国家主体的"特殊"的安全利益。二是国家主体通过限制社会主体的治安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好,保证国家主体治安行政的有效施行和公共安全利益的实现;同时,社会主体通过限制国家主体的治安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好,保障社会主体安全自治的实质运作和特殊安全利益的实现。由此,作者提出建构"国家—社会"体系以安全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治安权力和义务共同体。     

不完全契约理论视角下的美国地方政府治理

"国家VS.社会"理论是西方社会学研究国家组织形式和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视角,也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主流分析范式。然而,在运用该理论范式分析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中国学者更多的倾向了"社会"一侧,以至于国家和政府成了一个黑影,这种社会中心论不利于考察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性。随着本土化崛起和理论自觉的呼吁,国家开始回归,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治理行为研究兴盛。受此研究转向的启发,应用新经济社会学不完全契约理论中的"剩余控制权"思想,考察作为现代民主国家典范的美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形塑过程,或可为中国学界研究美国地方政府的治理问题提供一个统一的探索性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     

农村社会中大学生村官作用的发挥及限度:杜镇案例研究

国家政策对大学生村官作用的发挥赋予了美好的期待,然而其在农村社会的实践过程却与国家政策的期待发生背离。本研究正是对这个悖论现象的解释。为此,我们通过对杜镇"大学生村官"个案访谈材料的分析,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发展出"国家政策逻辑—行动者—农村社会逻辑"的理论分析框架来解释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及其所面临的困境。通过杜镇案例研究,我们发现:大学生村官作用的发挥不仅需要依赖于良好的政策设计,而且需要充分考量政策运行的社会基础。某种意义上,农村社会的逻辑消解了国家政策对大学生村官发挥作用的期待。因此,国家在推行大学生村官政策时应该充分考量国家政策意图与基层社会情理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促进大学生村官农村社会中工作的开展,更好发挥他们在农村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最后,我们对国家政策改造农村社会的意图进行了理论反思。     

超国家主义:文明国家与伦理社会的关系实践与秩序建构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呈现一种由"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说"向"关系互动论"的转向。但研究中尚缺乏较为本土的分析框架。借用梁启超"超国家主义"的概念,以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家与社会的长时段关系实践为分析对象,创造性地从"化"与"治"、"礼"与"法"两个维度的权力拉锯中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展开权力视角下的研析,尝试进行实体论创新与关系论整合。研究发现,这一历史时期"国家融于社会""无国家"与"超国家"特征明显;"文明国家"与"伦理社会"并置,且在"化"与"治"、"礼"与"法"的权力互动中表征为"内圣外王"之理与"平天下"之目标的匹配,"皇权不下县"与基层乡治传统的耦合。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明显的"超国家主义"性质。     

研究公安学应当学些安全学

我国向来重视安全问题,"国家始终把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位"。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高等教育中设立了"安全工程"专业课程,目前,研究安全的学问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当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是一个美国概念。按照美国战略学家约翰·柯林斯的观点,"国家安全即国家生存,保证一定程度的独立、领土完整、传统的生活方式、基本制度、社会准则和荣誉等不受损害。"公安学与安全学最大的共性在于"安",两大学问(或说事业)的归宿都是落实到"安"字上,但两者因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不同而不能彼此代替。研究公安学应学些安全学,公安学者的书架子上应当有安全学的著作,甚至公安院校可以考虑开点安全课。     

传统法文化的断裂与现代法治的缺失--少数民族农村法治秩序建构路径选择的社区个案研究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自治县十里村乡所辖的平安寨,是一个"红头瑶"世居的村落.历史上的平安寨主要依靠其以寨老制度为核心的村落社会控制系统维持社会秩序.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平安寨的传统法文化出现了断裂,社会控制系统功能衰弱,而国家法的实施又不尽如人意.国家法与习惯法不能良性互动,致使该地区社会秩序和治安成为一个较大的社会问题.因此,需从公权力机关合理性基础的建立、民间权威的整合、国家法建设的完善三个方面来解决平安寨的问题.这是一种从民间、国家两方面努力建构少数民族农村法治秩序的路径.     

村级治理的“行政化”与村级治理体系的重建

在当下中国农村,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趋势愈加显著;其背后的问题是现有实践与村民自治制度的背离,以及村级治理体系的混乱。既有研究多聚焦在村级治理的微观制度、运作机制方面。但如果将视野放宽,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基层社会"构成"与"整合"的重要政制问题。通过对当下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实践类型、成因与制度后果的分析,以及历史上中国基层社会组织、动员、秩序维护的几种"理想类型"政制方案的考察,可以获得对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个宏观约束条件:农村的战略定位、国家基础能力和意识形态塑造。依此分析框架,对于村级治理体系的重建,可以提出一个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方案,形成"行政—基层党组织—自治"的三元构造。     

论“国家”与“国家的深处”——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思想研究

正是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马克思科学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就马克思而言,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是从"国家"开始的。马克思研究国家、法和宗教,论述其与市民社会关系,形成生产关系概念,揭示了二者的正确关系,从"国家"走向"国家的深处"。国家、法和宗教等成了上层建筑的内容,而"国家的深处",则指决定"国家"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社会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在阐释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时候,马克思始终没有离开"国家",始终承认和强调"国家"即上层建筑的地位和作用。社会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二者各居其所,各得所用。     

警惕激进主义的陷阱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为什么10年前已经逐渐边缘化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出现?这与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特点有关。30多年来,社会自治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相应成长起来,国家缺乏来自社会的多元整合功能实现善治,"强国家—弱社会"的劣势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自邓小平     

从基本重合到有限分离:单位制度变迁视阈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在传统单位制度下,国家全面控制单位,单位包办社会,国家通过单位覆盖社会,由此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基本重合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单位制度的改革,国家对单位的控制力度有所下降,"单位办社会"局面初步得到扭转,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相对独立,进而造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较为有限的分离关系。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强国家—强社会"是我们致力追求和实现的目标模式。     

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活动的“双重结构”及其治理维度

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宝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是21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必然要求。“政府与社会”和“党与群众"构成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活动的“双重结构”。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看,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需要实现政府预算与社会服务的均衡,建立“小预算—大服务”的"廉价政府”或“高效政府”,加强社会参与的体制与机制建设,积极动员社会参与;从“党与群众的关系“看,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的前提,按照“人民中心—民生为本—公平正义”的原则构建党群关系是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的关键。公众参与是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其参与国家社会治理主要有依法参与、深度参与、网络参与等方式。     

超越二元对立——再论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

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持续的＂现代化＂变迁,但在基于西方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法和基于各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的习惯法之间,仍然存在着较明显的断裂与差异,这是造成当代中国社会＂国家法＂与＂习惯法＂二元并存状况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解决二元法律困境的关键不仅在于两种研究旨趣的交流与结合,因为隐藏在两种偏向背后的,依然是国家法（甚至包括国家的民族立法）与习惯法两种话语之间的分离与隔阂,只有在超越国家法—习惯法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融合＂。     

社会治理视角下政府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路径探析

老有所养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的养老传统与实际调查都表明,居家养老是适合中国国情和国民意愿的养老模式。"国家—社会"理论的发展历程显示,"国家与社会相互融合和良性互动"的理论框架可以有效分析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据此,我国政府应当放弃全能政府理念,扮演"掌舵者"角色,坚持宏观入手、微观放手思维,确保政府"在社会中"又"引领社会";通过规划、经济和管理三种参与形式,实现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总体目标制定、经济保障和运行管理方面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的责任目标,推动居家养老服务健康发展,有效应对具有中国独特特征的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     

国家-社会理论视域下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及其发展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路径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探析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特征、结构以及发展状态。在"国家-社会"二元论的影响下,市民社会论和法团主义论都隐含着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色彩,不利于深刻了解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国家-社会"互动论则把"国家"和"社会"在不同维度进行分解,将国家嵌入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嵌入国家的部分进行动态的分析,有利于探析非政府组织嵌入于国家与社会中的结构、组织方式、角色策略以及与国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