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制约行政腐败的制度路径

通过对正式制度的委托—代理分析和非正式制度的行政伦理分析可以发现,仅靠正式制度难以制约行政腐败现象,必须通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整合才能有效地遏制行政腐败。     

非正式制度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制约机制

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尤其是对作为正式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政策有巨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它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非正式制度主要通过影响和制约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各相关主体的政策认知、政策偏好和政策行为来影响和制约政策执行的效果.     

制度环境、非正式制度因素与易地扶贫搬迁成效

现实表明,多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项目成效是显著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造成这样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是由复合了制度环境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决定的。借助由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交互形成的制度环境类型学知识,对来自湖南、贵州和重庆三地的多个案例比较分析表明,在由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和非正式制度因素所形成的冲突制度环境中,非正式制度会通过作用参与者实施非预期行为,增加正式制度执行成本,进而导致易地扶贫搬迁成效降低。而在一致的制度环境下,非正式制度因素会通过耦合效应,推动政策实施并促进绩效增长。     

试论法律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制度深刻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法律环境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法律环境可区分为硬法律环境与软法律环境,即正式法律制度与非正式法律制度,它们对经济发展均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正式法律制度的建立,可以确定产权,确定经济交易规则,构建经济组织体系,降低交易成本;通过非正式法律制度的建立,可以促进社会和谐,进而促进经济活动的进行.所以,在目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时期,必须注意同时做好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正式法律制度与非正式法律制度的建设工作.     

中国政府人力规模增长的非正式制度分析

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衡量,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政府人力规模有了显著的增长。在对中国政府人力规模过快增长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正式制度的作用,而忽视了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分析了中国政府人力规模过快增长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防治妨碍构建适度、合理的政府人力规模这一政策有效执行的非正式制度因素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     

非正式群体和思想政治工作

非正式群体的属性,一般认为有以下几点: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非正式群体,一般地具有和社会制度非对抗性的属性。企业内的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构成了劳动群体人际关系的总和。人们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其正式群体首先是为了保证实现企业目标。社会主义企业的正式群体需要非正式群体积极地补充自己的不足。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非正式群体,大多数不具有与制度本身对抗性的属     

“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精神动力——里亚·格林菲尔德对韦伯的挑战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体现了不同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认为起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赋予了宗教伦理重要的经济内涵。2001年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发表了题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重新审视作为观念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虽然都是把资本主义精神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两人在观点上还是存在着许多的不同。     

社会管理创新:非正式制度视角思考

对于社会管理创新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目前的关注点大多集中于国家政策、法治等正式制度层面上,而对社会力量及其非正式制度约束则轻描淡写。制度学派建构的由正式制度到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路径,对于目前的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非正式制度在我国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依次呈现出新生与依附、阵痛与抗争、蓄势与回应的运行特征。如何实现制度的配合与协同,发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各自优势,这是和谐社会建设与管理中的一个全新命题,是社会管理创新中须着力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印度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探析

随着20世纪90年代印度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行,印度经济焕发活力,关于印度经济奇迹增长背后的原因讨论颇多,从印度国内制度因素的角度出发,将其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二者相互渗透形成了印度社会的行为准则与特有的生活方式,从而影响印度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将印度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有利和限制中印经济增长的因素,通过分析印度历史变迁过程中经济增长与制度因素的关系,借鉴印度经济发展的优点,认为制度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合理的制度安排能推动社会进步与一国的经济持续增长。     

列宁的权力制约思想

在反思苏联模式的过程中,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政权建设中权力制约的思想特别引人注意.列宁旨在改革"国家政治制度"的遗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包含着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了制约领导阶层巨大无比的威信和权力,制约机制有二:一是被称为"列宁的民主作风"的非正式制约,二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正式制约.列宁在世时,多依靠非正式制约.他关于身后权力制约的制度安排尽管令人折服,但也开了因人设制、因人立法的先例,为这套机制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中国制度转轨过程中文化转型的机理及其内蕴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一种文化因素,制度及其运行需要包含非正式制度在内的文化这一内在支撑。文化与一定社会和民族血脉相连,对正式制度产生极大影响。中国传统的非正式制度文化有着巨大的缺陷和弊端。中国当前的制度转轨和现代化转型提出了文化转型的内在诉求,必须大力推进中国人伦文化体系向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科学文化体系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治理:制度研究述评——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制度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制度作为一种分析单位,不同领域的学者都给予"制度"问题高度的关注。新制度主义对制度进行拓展性研究,认为制度不仅包含由政府、国家、统治者有意制定的一系列规则、政策法规的正式制度外,还包含了人们在长期的共同交往中形成的、内生的非正式制度。于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就成为了分析制度的两个重要视角,不仅对农村治理中的制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使中国农村的制度研究面临一些问题。     

非正式制度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研究

在中国现阶段,非正式制度对经济转轨过程的巨大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全面的和谐社会观应该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和谐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国家里,从过去承继下来的习惯、惯例和社会道德等非正式制度无疑会和人为设计或引进的正式制度有矛盾和冲击。我们有必要检讨在中国的本土资源当中,有哪些是适应现代化内在要求或者可以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和谐因素的,有哪些是需要重新评价的。     

乡村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解析

随着国家政权延伸到乡村社会的程度不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社会中也呈现出历史上此消彼长的态势。而在具体的乡村治理中,两者之间发挥作用的界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两者在乡村治理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而理性的路径选择在于:对非正式制度进行适度的筛选,保留其"精华"部分;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精华"部分持相容的态度,实现两者之间的和谐均衡,从而提升国家在乡村社会中的治理能力。     

论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规范(制度)"的经济功能

美国经济学家诺思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以产权和交易费用为核心,阐述了意识形态对“搭便车”现象的规避,开创了意识形态经济功能的研究领域.但由于诺思研究的重点是正式制度,故他对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意识形态发挥经济功能的深层机制以及意识形态的其他经济功能并未给予充分的论述.以意识形态的元逻辑结构为理论框架,分析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规范(制度)”的各种经济功能及其运作机制,可补其所遗.     

非正式制度与治理：一个比较研究框架——前沿理论、中国实践与研究前景

制度与治理关系密切，制度是治理的依据，治理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早期的制度主义者主要关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整体性的、宪法性的、正式的制度安排，但近二十年来，随着新制度主义的发展，非正式制度逐渐成为制度研究的热点。目前，非正式制度研究的重点问题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理论上，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存在互补、竞争、替代、适应等四种互动关系，但较新的研究表明，在现实治理场域中，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互动形式更加复杂多样，形成了目标与绩效、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规则执行、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和供给能力、性别政治、街头治理等六个应用视角，揭示出这两种制度在互动中影响社会行为、促进或阻碍治理目标实现的不同路径。新制度主义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方法、应用视角、分析性概念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也存在局限。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和治理研究前景广阔，可以在扎根中国实践、加强理论对话的基础上，构建更具中国特色的制度研究理论体系，为政治学主流理论贡献学术增量。     

我国公务员录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融合

我国的公务员录用制度是从中到西、由古至今的特殊传承结果,这就导致了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三方面的冲突:传承的冲突、认知的冲突和实践的冲突.这些冲突集中体现为"德才兼备"、"官本位"等非正式制度对制度模仿的影响.解决冲突的办法就是实现公务员录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适应性和继承性融合.     

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正式与非正式政治耦合研究——以公安微博为例

以公安微博为例,分析了自下而上的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耦合的机制。基于中国制度变迁、非正式政治、政府行为等理论文献以及对于X省Y市案例研究,提出一个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正式与非正式政治耦合机理的初步分析框架。分析框架指出,在中国地方政府组织体系和领导中心的决策机制这一情境下,地方政府创新往往是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耦合的产物,而非正式政治在政府创新决策过程中往往起到支配性的作用。通过案例分析,发现非正式政治在创新的接纳阶段起着核心作用,正式政治成为创新扩散阶段的关键推动力,在创新的实施过程中需要通过非正式政治支持获取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政治的根深蒂固和正式政治的弱化则为创新的后续发展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尽管存在个案研究的代表性以及政府内部的政治敏感资料难以全面获取等局限,该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地方政府创新过程的"黑箱",有助于促进对地方政府创新行为逻辑的理解。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选择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决策实践,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实现了平稳的经济和社会转轨。之所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在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理念中的非正式制度与渐进式改革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非正式制度在促进绩效提高的同时,也干扰和降低了改革的效果。改革在总体上选择渐进式战略的同时,在某些问题上可以采取"激进式"的策略,实现正式制度的变迁和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正式制度保护探讨

非正式制度的内生性决定了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重合,具有共同价值理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非正式制度发挥着凝聚与社会控制功能、价值指导与激励功能以及行为规范与隐性教育功能等.因此,本文提出要尊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代际平衡”原则,淡化正式制度的规范作用,探索非正式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运行机制与开发模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共享心智模型与适用柔性管理制度的自主组织,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传承与保护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