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争议的二元结构与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重构

我国现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下的争议处理机制的弊端集中表现为机构重叠、程式冗长、多头管、重叠审,无法达到"公正、及时"的立法目的。我国应接受国际通行的劳动争议属性的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二元结构区分理论,并以"双轨制"的复线方式为争议处理路径。对权利争议,以社会、民间机构调解或仲裁为先。调解成立的,可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调解不成立的,可提起诉讼,一审终局。仲裁"一裁终局",不搞司法续尾。对利益争议,由劳动争议三方协商机制管辖和处理,该机制应具有处理终结权。申言之,应以二元结构理论为基础,以复线处理方式为路径,重构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我国劳动争议协商处理制度研究

众所周知,我国近年来各地劳动争议的数量有增无减,尤其是群体性劳动争议大量上升。在这不为乐观的情形下,劳动争议协商处理制度并没有充分的发挥其作用。如:个别劳动争议协商被摒弃、群体性劳动争议协商缺失、集体性劳动争议协商形式化。这些现象的存在主要是由我国劳动争议协商处理制度的不完善所造成的,所以我国应对当前所存在的问题予以解决。     

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争议救济分析

有限责任公司凭股东之间的互相信任达到资产集合的目的，这就是公司是财产集合体中的人合性因素，股东的信赖利益又源于各个股东都出了资，股东的投资利益和投资风险都与公司绑在了一块，当部分股东没有出资、出资不实、出资不到位、抽回出资时，他对公司的承担责任的就相应减少、但他在公司获得的利益却保持不变甚至相应增加，其他股东感觉不公平，于是就造成了许多因出资引发的争议。没有出资股东对已经出资股东的五种不公平情形，其中最重要不是分红，而是获取公司高管的机会，对此的争议救济方法主要包括：各股东按照公司章程或者出资协议的规定行使股权，不能达成协议的，各股东仍然应按照原来股权范围行使股权，要求未出资和未完全出资的股东限期出资，未出资的股东暂停其表决权、知情权、参与公司管理权和暂停担任公司高管职务，要求减少未完全出资的股东的表决权，减少后的比例与其已出资占应出资的比例相当，要求暂停未完全出资股东担任公司高管职务，减少未完全出资股东担任公司高管职务的数量，减少的数量与其已出资比例相当，除了公司高管之外，该股东推荐（或者委派）担任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数量也应相应减少。     

试论消费争议仲裁的价值和定位

消费争议仲裁是解决消费争议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探讨了发展消费争议仲裁对于消费者、经济社会及仲裁机构所具有的价值和其应有的定位。     

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费应区别情况收取

按照我国现行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费统一为每件十元，本文认为此有不妥，建议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费应区别情况收取：有争议金额的，按照财产案件的标准收取；没有争议金额的，按固定数额收取。     

我国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功能缺失之反思

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具有维护劳动关系稳定、迅速快捷高效地解决劳动争议以及终局解决劳动争议的功能,但我国现有的制度设计存在众多缺陷,导致功能缺失,应当从调解规则、调解组织机构、调解适用范围以及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四个方面进行改革,保证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在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中的实际效用。     

行政、民事争议关联案件处理之探讨

社会关系的日益纷杂使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交织在一起的案件大量存在，界分诉讼性质、选择法律的适用，进而付诸不同的诉讼救济途径，这个问题对当事人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对审判机关法院来说，它是诉讼启动的前提。本文归纳总结了行政、民事争议关联案件的主要表现形式，在考察我国实践中的几种处理方式后，针对行政、民事争议关联案件的不同形式提出三种解决方法，以期待对这类案件的处理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思路。     

民事行政交叉案件解决机制探讨

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我国将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分别按照民事诉讼的程序和刑事诉讼的程序予以判决。然而在生活的实际案例中,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往往并不是单独存在的,所以这类案例的处理就成了一个新的课题。本文从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交叉案件的表现形式及立法规定入手,首先分析了民事诉讼中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然后研究了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为民事行政交叉案件解决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意见。     

行政、民事争议交织案件处理方法之我见

目前,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交织的案件大幅增长。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立法上尚缺乏明确系统的 规定,司法实践中的认识亦不一致。因此,如何处理行政、民事争议交织的案件就成为了诉讼实践提出的亟待解决的新课题。本文在对现行处理方法的局限性进行剖析的基础上,以当事人诉讼权利主张和请求的性质及争议的主从关系为标准对此类案件进行类型化分析,提出了处理行政、民事争议交织案件的构想。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适用问题研究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构建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应在适用过程中落实劳动争议调解多元化、社会化的立法意图,完善劳动争议裁审体制的分类处理机制,提高劳动争议仲裁的权威性与公信力,理顺劳动监察与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关系。     

我国民事与刑事交叉案件的协调处理

如何协调处理民事、刑事交叉案件是我国诉讼法学研究中的 一个重要课题。本文着重分析了我国民事与刑事争议协调处理的主要方式及其 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现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重塑问题。     

论证券争议的强制仲裁

虽然仲裁以意思自治为核心,但是,在各国仲裁实践中,强制仲裁制度的存在不容忽视.强制仲裁可以分为法律规范型强制仲裁和格式合同型强制仲裁,在证券争议仲裁中设立该制度,具有正当性.我国证券争议强制仲裁的发展还面临着强制仲裁法律规范竞合、强制仲裁类型适用范围不明确以及证券争议仲裁程序的保障力度与强制仲裁要求不相符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当制定单行的证券争议仲裁法,并根据强制仲裁类型的作用不同确定不同类型强制仲裁的适用范围,同时,为了能够使我国强制仲裁真正发挥作用,我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证券争议仲裁程序.     

试析劳资纠纷特征,巧力打造和谐社会

随着我国劳动争议相关法律法规在制定上的逐步完善,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劳动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相继颁布实施,我国有关处理劳动争议方面的相关法制建设正在逐渐趋于合理化、规范化、程序化和严谨化。劳动者的权益更加得到法律制度的保障,同时劳动者的维权意识也被逐步唤醒,相对地,劳动争议仲裁部门和人民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则急剧增长,甚至在2008年开始形成了一定的井喷局势。很多之前的隐形问题开始被放大而显现出来,形成了劳动争议案件相对特殊的特征及问题,对法院的审理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本人尝试粗浅地分析下特点、原因并提出点粗浅的处理建议。     

劳动争议诉讼审判机构研究

本文考察了劳动争议诉讼的审判机构.通过对国外劳动争议诉讼审判机构进的比较研究,发现有两种模式:一是普通法院式,二是特别法院(庭)式.后者又具体分为三种形式:一是自成体系的劳动法院(庭);二是设在普通法院中的劳动法庭;三是具有准司法性的行政机构模式.通过对我国现行劳动争议诉讼审判机构的设置的分析,作者认为:我国目前由民事审判庭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存在诸多弊端,已经不适应劳动争议审理的现实需要.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完善我国劳动争议诉讼审判机构的设想:我国应当设立劳动争议审判庭,并且,在其人员配置上应当贯彻实行体现"三方原则"的特殊陪审制.     

试论我国劳动仲裁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当劳动争议发生后,劳动仲裁已经作为劳动者首选的方式,以此来维护自身的劳动权益。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在处理劳资纠纷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原先实体和程序上的不足进行了改善,但其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缺陷,其弊端也会随着新法律的实施显现出来。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程序设计不合理、三方机制形式化、仲裁监督缺失等方面。本文在此提出了相关的完善对策,以期使劳动仲裁程序更加有效地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加完善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织案件的诉讼问题研究

随着服务行政的扩张和公务民营化改革的深入,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混合并存的案件日益增多,对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提出了新要求。目前,从我国的诉讼实践来看,由于立法的缺失,＂一并审理＂是审理这类型交织案件的主要方式。为及时、合理解决行政、民事重合案件,需要设定相应的解决程序。     

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的审理模式探究

民事与行政关联争议的案件很多,在司法实践中,各地对这类案件的处理方法不尽相同,有的是先行政后民事的处理方法,有的是行政附带民事的处理方法,不同的处理方法有着不同的运作模式,对此,本文建议采用当事人诉讼模式,对此问题,展开分析,架构当事人诉讼模式制度,以期对现行的民事与行政关联争议案件的司法实践有启迪作用。     

处理行政、民事争议重合案件的程序探讨

如何审理行政、民事争议重合案件是诉讼实践提出的课题，法律尚无规定，需要在理论上作出回答。处理重合案件要正确把握各类重合案件的基本属性，正确理解当事人诉权和法院审判权之间的关系，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等，同时应对重合案件的审理作类型化处理。     

论我国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制度的演变与意义

劳动人事仲裁制度发展演变的过程是对社会发展需要的回应,该制度的适用范围渐趋扩大并涵盖各种性质的劳动者。劳动仲裁与人事仲裁制度合二为一的现行模式,无论对我国现有争议裁决机制资源整合,还是对公民权利平等救济和人事仲裁制度合法性补足上都有显著的积极意义。     

从斯里兰卡BOT项目看ICSID的管辖权

发展中国家利用BOT方式招标建设基础设施,是利用外国投资者的资金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途径。在此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应始终把签约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斯里兰卡政府在本案中胜诉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