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咎辞职：一种艰难的制度尝试

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法规和配套规则经过近十年的运作日益完备。这些规则概括起来可分为公务员的准入、监管、退出三大板块。特别是最近两年在准入和监管领域引入了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前公示、民主测评等方式。但公务员的退出领域 ,干部能上不能下 ,能进不能出这一顽疾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 2 0 0 0年下半年开始 ,江苏洒洪、深圳龙岗、吉林蚊河、海南万宁等地相继出台了一些引咎辞职的规定 ,两会期间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宣布将在两院系统内实行引咎辞职制度 ,特别是重庆市推出了一个引咎辞职的硬指标 ,即一年内发生…     

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刍议

21世纪之初,我国逐步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引咎辞职也由此成为政府对官员问责的重要方式之一。当前,我国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的组织实施中存在责任不明、适用范围狭窄、缺乏后续管理等诸多问题,需要通过转变意识、加强自我约束、完善配套制度、健全法律法规等措施予以解决。     

郴州出台“干部引咎辞职”规定

今年4月，湖南郴州市委出台的《关于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地各级领导干部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一位县委书记不无感慨地说：“它是从政者的‘紧箍咒’，不仅使我们增强了工作的动力，更让我们深感到无形的压力。”     

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的理论思考

文章概要地阐述了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建立的意义、依据、原则、前提以及尚待解决问题     

“引咎辞职”：中国走向干部“问责制”

从中央批准中石油老总马富才辞职．再到日前披露的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张文、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分别引咎辞职．近段时间．官员“引咎辞职”成了见报率较高的字眼。之所以被强烈关注．不是因为去职的是高官，而是因为高官去职所采取的“引咎辞职”方式。“引咎辞职”折射出我国干部责任追究制度正发生质的突破．它带给我们的思索也是无限的。     

我国公务员引咎辞职制度研究

引咎辞职制度是现代社会中一项重要的干部自律制度。公务员引咎辞职的目的,主要是从行政伦理的角度。希望通过加强政府官员的自律,推动其主动积极地承担和履行行政伦理责任,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执行的关键主要是行政主体的道德自律。因此,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常常会遭遇“引咎不辞”和“有咎难辞”的困境。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现行的《公务员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引咎辞职制度,真正实现道德自律和制度他律的相互规范作用,推动民主政治的科学发展。     

“引咎辞职”背后的人大监督缺位

从去年4月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因抗“非典”不力而去职，到今年初北京密云县县长张文因迎春灯会特大伤亡事故而引咎辞职。这些事故相关领导的引咎辞职，有力地体现了我国正在逐渐形成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意味着传统的政府行为与领导本人履职之间责任的界定日益清晰化，使得地方领导对因个人职责范围内的失职行为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无疑是我国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上的一种进步。     

建立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研究

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是干部管理制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 ,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一般的辞职制度 ,它是领导干部对自己履行职权的过程的一种自查、自责、自咎行为。此前 ,我国一些地方已在其“辖区”内试行或实施这一制度 ,但由于实行此制度的目的及目标不尽相同 ,对引咎辞职条件、时机等核心内容的认同、定性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因而使同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宽严不一的现象。从国际上看 ,国外官员引咎辞职虽然是经常的事 ,但就目前所知 ,大多数国家官员引咎辞…     

引咎辞职勘误与纠偏

伴随着行政问责制在中国的强力推进,官员引咎辞职日益常态化。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进步,对官员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警示和鞭策作用,但引咎辞职还存在一些观念上的误区,在实践中也发生一些变异。引咎辞职似乎成了政府化解危机的权宜之计和失职官员规避风险、逃避法律惩处的护身符,其范围也只囿于突发重大公共事件,辞职官员也趋于低层化。对此,需要培育引咎辞职的好的官场文化和政治生态,完善引咎辞职制度,建立引咎辞职跟踪机制等,使引咎辞职复归正位,以切实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问责制并非简单的“引咎辞职”

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是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完善领导干部行为规范的重要举措。但结合近年来的问责案例,     

自咎与自救

今年5月8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5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德国总理施罗德与作家马丁·瓦尔泽就爱国主义这个议题进行了公开的讨论。作家瓦尔泽曾在1998年将纳粹设立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历史比喻为“道德的棍棒”，令今日的德国人继续蒙受耻辱，抬不起头来。     

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浅析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等制度。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是对“官本位”的突破，强化了公职人员的责任意识，对于提高管理干部的水平，改进干部管理的方法．促进干部奋发工作、能上能下机制的形成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从目前各地的实践来看，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的真正含义在有些地方并没有被正确地理解，一些地方推行的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有悖于制度设计的初衷。     

太原：让庸官“下课”

谁率先在发展中做出贡献，就挺拔重用谁；谁在发展上无所作为，就调整谁。近两年来，山西省太原市以发展为标尺确定干部用人导向，匡正用人风气，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试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构建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20世纪初产生于西方国家的概念,亦是建构企业与社会和谐关系的一种基本思想。企业社会责任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惟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本文从界定企业社会责任入手,分析我国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构建内容。     

引咎辞职者的反思是问责制度完善的另一种保障

在“三聚氰胺牛奶”事件中，“问责风暴”再次刮起。这是近年来继非典、开县井喷和北京密云踩踏事故之后，中国政坛掀起的新一轮“问责风暴”。     

朱镕基：切实加强民政工作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

200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第十一次全国民政会议全体会议上指出,加强和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政工作,是维护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的迫切需要,是实践“三个代表”要求、落实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方面。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一定要站在全局的和讲政治的高度,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做好新形势下民政工作的自觉性,把民政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论引咎辞职制度对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完善

政治文明的建设的目标之一是政府决策的科学谨慎和政府行为的合法高效,而行政首长对政府决策与行为发挥着直接的影响作用,所以,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进一步完善就成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行政首长负责制还存在着行政首长权威的树立及责任承当等方面的不足。2004年4月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是在制度上对行政首长负责的完善。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也须进一步的规范和完善,这也是推进行政首长负责制的需要。     

社会进步呼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

4月20日～22日,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07年年会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出现,无疑是本年度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闪耀亮点之一。盖茨素有“技术天才”、“首富”、“预测者”的美誉,而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全球最大的慈善家。比尔·盖茨的到访,无疑也“引爆”了本年度论坛“企业社会责任”的深层思考。当前,中国一些企业家和企业缺少“慈善观”,社会责任感缺失,似乎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2006胡润百富榜上名列前茅的企业家,在慈善榜上的排名却很靠后,有的甚至榜上无名。业内人士评价：“这一现象从侧面说明中国企业家某种程度上对社会公益意识的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