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治理模式及其优势

传统公共行政的权利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订和实施政策,对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公共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其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合法性认同基础上的合作。政府的角色不是划桨而是掌舵,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政府管理的水平和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但公共治理还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视公共治理模式的变革,促成了政府职能与角色的重新定位以及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变革,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公共治理模式。     

公共治理理念视角下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构建——以安徽为例

安徽农村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存在许多爆发公共危机的隐患。在公共治理理念的视角下,以安徽为例,从治理主体、治理进程和治理内容三个方面深入系统地分析了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构建,通过预警、应急、责任和激励等系列机制的理论阐述,力图为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消弭和化解农村公共危机在我国农村所造成的影响提供借鉴和指导。     

论公共冲突的专业化治理——以上海市H法律服务调解中心为例

合作治理是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方向.新时代背景下,合作治理呈现出新的特征,政治场域和社会场域基于特定公共事务而进行的专业性合作在维护社会秩序、改善基层治理、化解公共冲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模式被称之为专业化治理.以上海市H法律服务调解中心为例,对专业化治理的生成背景、运行机理和实践效应进行明晰.在此基础...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以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近年来,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聚焦老旧小区改造、社区管理服务、矛盾纠纷化解、生活垃圾分类等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积极探索、勇于实践,构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实现治理机制更加完善,基层基础更加牢固,公共服务更加精准,居民群众更加满意。     

试论执政党建设理论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的关系

执政党建设理论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的基本关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内在要求,它们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加强执政党建设离不开多党合作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是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任务和要求;执政党建设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政治实践中的互动关系,决定了二者在理论建设上的互为因果、相互促进。     

合作治理理论视域下的养老服务模式研究——以上海市X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问题也日益突出。政府、企业、社会等多主体合作提供养老服务已成为市场主流。文章以合作治理理论为视角,分析当前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典型案例提出改进措施。这种依靠政府为主导、调动社会多方资源来运营的市场化经验对于养老服务多元合作体系的推进与完善具有现实意义。     

日本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经验与启示——以“东日本大地震”为例

当今社会中各类公共危机事件频发,较之以往,当代危机的传播速度更快、危害范围更广、破坏性更强,单一部门的治理模式有着适应性不足的困境,协同治理逐渐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话题。而我国对于协同治理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理应向国外发达国家学习借鉴一些成功的治理经验。日本是现代型发达国家,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积累了很多危机治理的经验,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公共危机治理体制。本文以"东日本大地震"为案例,仔细分析与研究了日本在公共危机下各方协同治理的成功与不足之处,并总结概括了对我国协同治理的一些启示,希望能对我国危机治理提供参考。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机制建构:以广东为例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理论研究,多停留在应然层面的探讨和在零散案例的呈现,较少基于宏观案例及其微观实践进行整体机制分析。近年来,广东各地方通过实践探索出标准化的组织嵌入、统合式的重心下移、居间式的规则协同、近距性的服务供给和试点型的标杆示范等机制,这些实践为深入探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提供了研究靶向,为研究正在兴起的"政党统合社会"关系模式提供了分析切口。     

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及其后果——以利益密集型村庄为例

在城郊村等具有大量利益流动的村庄,村庄内生规范失效导致一些边缘力量起来争取利益,引致村庄社会失序。传统治理方式因其治理资源、治理手段根植于村庄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无法应对新的治理形势。乡村两级在公权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精英替代、制度创新以及私人治理来维系村庄社会的基本秩序,但这种秩序的达成是以公共权力、公共规则的消解为前提的,是一种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的去公共化,将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危机,重回政治是解决之道。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与政府治理模式变迁

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带来了公共支柱形式的创新，有力地推动了公共领域的转型。随着我国网络技术的发展，由网络沟通所构成的社会交往框架的变化导致了虚拟社群的出现，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在技术的推进中逐渐萌芽、成长。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带来了主权、合法性、权威等与政府治理紧密相关的政治生活基本维度的嬗变，进而从如下方面引致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与多中心协商机制的发展、官僚制行政原则的解构与民主制行政原则的应用、政府过程的虚拟化、网络极端主义治理机制的发展以及国际治理结构的变化。     

政务微信助力社会治理创新——以“上海发布”为例

继政务微博之后,政务微信成为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选取"上海发布"政务微信作为研究案例,从公共服务内容主题建构、多媒体元素融合的运用、信息发布节奏的设定及回应机制等视角,分析了"上海发布"的内容特征和治理结构;论述了政务微信在社会对话机制、社会信任机制、社会动员机制层面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积极作用。     

论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

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是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政府主导、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政党领导型治理。在中国特色政治体系中,党内制度体系与国家制度架构具有共通性和强大的制度合力,党的制度和组织体系能够有效地弥合政府行政体系中科层制的短板与弊端。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国家治理的主导者,在各项事务中总揽全局负总责。建构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的中国模式,必须依托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解构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即着力于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间的关系、政党与政府关系的结构分析框架,探究在公共危机治理全过程中党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机制、党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合作机制,以及党的领导决策与政府施策机制,深研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以期全面科学推进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     

围绕“三型”政党建设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个“三型”目标,是党的十八大在党建理论上作出的新概括,是对党建工作作出的新部署,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指明了方向。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区治理的文化路径探索——以崇州市“文旅管家”模式为例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实现自治、德治、法治、智治四治融合的重要推手。四川省崇州市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创新和深化“文旅管家”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实现了文化聚民心、文化塑民风、文化动民力、文化兴民业。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化+”模式助力社区文化治理的深化路径,以促进和带动地方特色产业融合发展。     

公共治理理论及其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传统的政府处于全能型地位，权力高度集中并管理一切公共事务。随着社会的发展，面对纷杂的公共事务，全能型政府越发显得力不从心。在公共治理理论中，治理主体多元化为政府治理公共事务找到了新的方向，即在处理一般性公共事务中，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不再是单纯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是应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通过采取承包、谈判以及协作等方式，共同完成对公共事务的治理。由此可见，在公共治理中，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法治政府是较为理想的转变模式。     

以“家”为媒:基层的生活化治理实践——以结对治理模式为例

“家”作为国家正式制度与农民日常生活持续互动的治理场所与生活空间,构成主体间进行资源互嵌的“行动场域”。结合结对治理模式的实践经验材料,以“制度-生活”分析视角通过制度的运行化、制度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制度化三个阶段的研究,可以看出正式制度与家庭日常生活间的互动机制与实践逻辑。正是在“家”中,国家的正式制度才有被生活化的可能,“家”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场域性媒介与治理实践的意义源泉。以“家”为媒,不仅需要将其看作普通人与国家相遇并互动的舞台,还需要通过“家”看到具体而鲜活的“人”,看到富有“至尊现实”意义的家庭生活世界。     

试论我国地方公共经济治理的基本原则

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与生产构成了地方公共经济的基本内容。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和实践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从治理的视角来看待地方公共经济的发展问题。地方公共经济治理中要实现地方政府和市民社会有序的互动，并不断提升地方公共经济治理的质量，有赖于贯彻和实施法治化原则、辅助性原则、财政平衡原则、区分供应和生产原则、参与原则、有效监督原则等六项基本原则。     

政府治理模式研究——超越新公共管理

20世纪70年代末,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化对于国家行政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的官僚制统治型模式受到了质疑,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市场化技术和价值观引入国家行政领域,试图对传统行政进行改革。本文将集中探讨市场化模式的利弊,以及新公共服务对于新公共管理这一市场化模式的超越。     

以政党为中心的城市社区再组织化——以上海市J街道为例

城市社区再组织化是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核心目标。新时代城市社区再组织化面临着社区"去组织化"、社区居民之间"弱联系化"和社区党组织作用"边缘化"等问题。上海市J街道以社区团队为嵌入点实现了社区再组织化,以社会成员需求为导向重建了社区居民间的联系,以调整党建功能为手段发挥了社区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同时,社区党员的管理与作用的发挥、社区党组织活动的价值与内涵和社区党组织的有效覆盖率,构成了新时代城市社区再组织化的实现条件。     

“微博打拐”中的公共治理

由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发起的微博打拐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包括央视在内媒体的密集关注,各路明星纷纷声援,公益组织壹基金也表示要资助建数据库和网友救助行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