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岛学生状告教育部一案谈宪法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有着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宪法司法化与违宪审查、宪法解释是不同的概念。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 ,是宪法作为法的效力的当然体现。宪法应用于司法实践 ,主要是审理那些涉及到侵犯公民及各种组织宪法基本权利 ,而在普通法律中没有具体规定或采用普通诉讼方式无法救济的案件。应当赋予各级人民法院宪法诉讼案件的管辖权。     

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

我国宪法适用主要应该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立法适用和监督适用的路径。宪法适用"司法化"的路径悖离现行宪法,行不通。现行宪法从来没有任何规定曾由司法机关作为裁判依据合法地适用过。如果一定要说我国有"宪法司法化"的案例,那也只能作为个别法院违宪违法的证据,不应成为其他法院效法的榜样。一些法律、法学界人士对"宪法司法化"的渲染是非理性的。应当以现行宪法为基础确立理性的宪法适用观念。鼓励"宪法司法化"不仅无助于促进宪法适用,还会妨碍我国宪法适用体制的完善和宪法适用效能的提升。法院审理案件援引宪法与"宪法司法化"没有必然联系,而法院审理案件未援引宪法也并不表明其行为一定不具有"宪法司法化"性质。对于法院援引宪法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消解"宪法司法化"的关键在于强化宪法立法适用,落实宪法监督适用。     

宪法的生命与权威———以规范与现实的逻辑关系为视角

影响宪法权威的因素有宪法规范上的原因、司法援引上的原因以及对宪法规范的实施所秉持的态度等，其中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对于宪法权威的影响需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宪法稳定的认定标准，这对于维护宪法权威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宪法的权威真正体现在社会生活之中，如何使宪法成为一个活的宪法，使宪法进入司法领域成为裁判的依据，发挥宪法作为法所具有的惩戒性、强制性的功能需要我们既要对现有的制度进行适当的完善，又要切实地落实现有的宪法规范所具有的制度意义。     

论宪法的可诉性及其实施保障体制

可诉性是法的基本特征之一,作为根本法的宪法理应具有可诉性。从宪法具有可诉性出发,通过区分违宪审查和宪法的司法适用这两种宪法司法化的表现形式,本文提出了由专门的宪法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由现有的普通法院负责宪法的司法适用这一新型的宪法实施保障体制。     

规范宪法的困境与未来——兼论如何克服司法审查缺失下的宪法实施困局

规范宪法与政治宪法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并行发展为当今中国宪法研究的两大主流。尽管因为宪法司法化的现实障碍而遭遇发展困局,但作为提升和改进我国宪法和宪法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规范宪法仍旧有其坚守的价值。本文对规范宪法通过法释义学成果的累积,而在回复宪法的规范性,进而提升其稳定性和法效性,并引发人们关注宪法规范的形式理性方面的积极作用进行了总结,并在借鉴德国宪法理念的基础上提出,或许部门宪法能够成为克服司法审查制度阙如下宪法实施的困局,为目前仅停留于思想启蒙阶段的宪法释义学提供试练的实践场域,并最终反向促进宪法基本权释义学的提升,以及宪法实现的可能路径。     

浅议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在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但作为一种法律规范，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它在司法适用上还有许多的问题及限制。如何让宪法走入司法领域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一个基本的思路应该是紧紧围绕宪法保障公民权利这个中心，在逐步提高对宪法认识的基础上，赋予人民法院宪法解释权或者建立专门的宪法法院，以促进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进程。     

立法实施能够全面实施宪法吗——对我国宪法实施模式的反思与完善

2008年以来，我国一直将宪法实施寄希望于立法实施模式，意图依靠立法机关制定具体法律来实现宪法全面实施。然而，由立法怠惰与立法本身局限性导致的立法缺失问题，构成了立法实施模式的“阿喀琉斯之踵”,单一的立法实施模式始终难以克服立法缺失问题。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改变传统将立法实施与司法实施对立的思路，转而将两者相结合，从而有效解决单一立法实施模式面临的困难，推进宪法全面实施。结合现行宪法体制，我国应当建立起“立法实施为主，司法实施为辅”的宪法实施模式，允许司法机关在有限的情形下直接适用宪法，并加强对司法机关实施宪法的监督。     

宪法文本分析：一种解释方法

宪法文本分析是指以宪法文本为对象，将宪法文本作为整体，利用多种方法分析宪法中的字、词、句，以获知宪法含义。它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法学方法，被称为文本主义，被广泛运用于宪法学理论研究和宪法的司法实施过程中。作为一种分析和解释方法，宪法文本分析有其局限性和利弊。     

中国宪法司法适用论析

本文通过对中国宪法司法适用的现状分析，提出中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必然的发展趋势的观点，并进一步构想出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司法适用机制。     

我国实现宪法司法化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的一些司法判例(如齐玉苓案等)引发了人们对宪法司法化的思考。宪法司法化是宪法法律性的内在要求,但我国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宪法司法化。关于宪法司法化问题,专家与学者们见仁见智,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念。宪法司法化,简言之,就是宪法可以进入司法程序,司法机关可以直接以宪法规范作为依据来审理案件。本文主要从宪法司法化的必要性进行论述,并提出了宪法司法化的实现路径。     

论重视和加强宪法的程序性建设

"宪法司法化"不应仅仅指宪法司法适用的整个状态和过程,它还应包括强调宪法应该像司法过程那样做到程式化,像司法活动那样重视其程序性问题这样一层重要涵义.重视和加强宪法的程序性建设以实现宪法的程式化,乃是深化我国宪政建设中的又一紧迫而严峻的重大课题,这就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构建和创新.在这方面,行政行为司法化所促成的行政程序建设的成果及其不断深入推进,实际上已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范例.     

欧美宪法社会学比较透视

宪法社会学是关于宪法的社会学研究,是宪法学与社会学交叉融合的产物,旨在发现人类政治生活中的真实规则。在欧洲和北美,宪法社会学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学术传统。其中,德国的宪法社会学侧重于从政治与历史的角度切入,偏好史论结合,思辨色彩浓厚。法国的宪法社会学具有客观的、旁观者的叙事风格。英国的宪法社会学打上了判例法或不成文宪法的痕迹,致力于素描一部活生生的宪法,仿佛人类学家的调查报告。美国虽然承袭了英国的判例法制度,但美国的宪法社会学透出强烈的现实主义意味,宪法背后的经济关系、利益格局得到了凸显。梳理欧美宪法社会学的学术传统,比较欧美各国宪法社会学的不同旨趣,有助于为当代中国宪法社会学的稳步发展提供理论与方法论上的启示。     

论宪法监督的司法化

我国宪法确立了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模式 ,实践证明 ,这是一个失效的制度设计。失效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宪法监督程序不完善 ,而在于这一模式背离了宪法监督的本质。宪法监督是多数民主的“制动器” ,唯有司法化的监督才能担此重任。司法性宪法监督与“议会至上”、“多数民主”是可以调和的。宪法是法律 ,然后才是最高法律 ,宪法的法律性也意味着宪法可以而且应当由司法化的机关加以适用。     

中国宪法惯例问题辨析

中国是具有宪法典的国家,而没有所谓的不成文宪法。中国的宪法惯例必须紧紧围绕和依赖宪法规范才能存在和发展,如果主要的宪法规范都无法实施,宪法惯例一说就大为可疑,因为惯例是规范的"润滑剂"而非"溶化剂"。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惯例和政治惯例不可混为一谈。至于中国宪法的实施途径,首要在于宪法的法律化和违宪审查机制的建立,那些零星、有争议的宪法惯例是无法独当宪政建设之重任的。宪法惯例的不恰当泛化,已构成对宪法规范性的直接挑战,因而有必要重申宪法的规范性。总之,寻求对中国宪法实施问题的解释,最紧要的不是去寻找和确认业已存在哪些宪法惯例,而是要去追问和探求是否存在宪法惯例发展的土壤和机制。     

宪法权威的生成机制辨析

宪法权威的大小受制于社会发育的情况,只有在市民社会发育良好,并且能同政治国家形成有力制衡的条件下,宪法权威才有可能逐步形成。宪法实施的积极的、主要的、基本的方式是立法机关的立法,在违宪审查机制的作用下,确保立法机关的立法符合宪法精神和原则,保障宪法实施的内在统一;在相关立法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宪法司法化,直接援引宪法规范维护宪法主体的宪法权利,乃是宪法实施的一种辅助方式。在宪政秩序不健全的社会,关注各种宪政事件,对于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论基本权利的发展趋势

基本权利是宪法的核心和关键,是宪法的生命和价值所在,是宪法之所以成为根本法的原因.通过历史和实证分析,探讨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在确认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方面的若干发展趋势,即由自由权发展到社会权,由法律保障发展为宪法保障,由国内保障发展为国际保障.基本权利的这些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宪政制度建设提出了若干引人深思的问题.     

再疑“宪法司法化”——由“齐玉苓案件”引发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齐玉苓案件”的分析对一些学者在讨论该案时所采取的“宪法司法化”的思路提出质疑,首先,宪法司法化指称的对象并不准确,宪法条文中可以“司法化”的仅仅局限在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其次,宪法司法化是一个生造的概念,它既包含了违宪审查的味道,还有宪法诉愿的痕迹。从“齐玉苓案件”的本身性质来看,其中所涉及的真正问题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是否可以对私人间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提供救济,以及如何提供救济。最高人民法院在“齐玉苓案件”中所采用的直接适用宪法条文的办法是不足取的,德国学者提出的基本权利间接适用的学说值得我们借鉴。     

对宪法性质及相关问题的重新思考

本文讨论了宪法的性质、内容和效力阶位等涉及宪法本质特征的一系列问题。认为 ,宪法不是母法 ,而是关于国家政治生活准则的部门法 ,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契约 ;有关国家权力的来源与性质、配置与运作、制约与监督等问题是一个国家宪法的核心内容 ,而关于发展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思想教育、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问题不是宪法应有的内容 ;宪法虽然作为一种政治契约 ,应当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但根据本文提出的“对外承诺对内具有约束力”的原则及其相关规则 ,宪法实际上的效力阶位从制定机关的角度看 ,则取决于其在一个国家整个权力结构体系中的级别 ,因而我国宪法与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实际上处于同一效力阶位 ,而要使它成为效力最高的法律 ,就有必要进行立宪体制上的创新。     

宪法基本假设的探析

宪法应有基本假设。宪法的基本假设应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与互动发展中寻找。宪法的基本假设是市民社会是理性社会;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工具;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间适用自然法则。宪法的基本假设奠定了宪法运行和宪法理论的基础。     

民主的合宪性——德沃金的宪政思想研究

虽然民主是一种被现代各国普遍接受的制度,但是民主的含义并不清楚.德沃金认为要实现民主的合宪性,切实保护个人权利,必须对多数至上的民主增加一些条件限制,他提出了"民主的合宪性概念",设计了"依赖式民主观"和"合伙制民主观",主张民主通过司法实现宪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