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哀牢夷族属非濮——关于“哀牢夷源出濮人”的商榷

我们主张哀牢夷源出氐羌,上绍昆明,下启南诏,是彝族先民。对于“哀牢即泰族”的恶意杜撰和“哀牢源出濮人”的某些论说,认为前者应当批判,后者可以商榷。“泰人说”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扩张主义“理论”。此说一出,族属氐羌的哀牢一变而为掸泰,祖述哀牢的南诏一变而与掸泰同源,南沼辖有的我国云南领土一变而为“泰人故土”。于是有数十年间“大泰族主义”泛滥,流毒甚广。“濮人说”在批判帝国主义谬论中为国内不少学者援引。此说予“泰人说”以否定,初步廓清了资产阶级伪科学的迷雾,但由于史实考证仍有疏漏,不能解释南诏何以祖述     

从越人到泰人——泰人的祖先和泰族的形成

国内学者大多主张泰人起源于越人,但对于从越人到泰人的演变过程绝少论述。本文希望“填补”这一空白,提出了“百越文化区”的概念,将古代“百越”划分为A、B、C三个区域,通过区域文化发展演变的不同道路,追寻泰族形成的一般过程。结论是:泰族在C区形成,不是从A区搬来,也不是从B区搬来,迁徒并不是民族形成的原因。国内学者对“泰族南迁说”或“泰族建立南诏说”多有批判,但对于抽去南诏史以后的泰族古代史较少论述。本文希望“填补”这一空白,安排了泰族古代史的一般序列,并提出了泰族形成的时间及其依据。“填补”两个空白,是本文希望达到的目的。     

应当肯定“哀牢夷雄”的历史作用

《思想战线》杂志开展的《哀牢夷雄列传》的讨论,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从讨论中,我深受教益。反复研究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结合自己的一些实地调查和有关文献资料,我觉得《哀牢夷雄列传》还是应当肯定的,哀牢夷雄的历史作用不能抹煞。现笔者将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写出来供研究这个问题的同志们参考。(一) 关于1857年的弥渡之战。有人说,李文学起义军出击弥渡,和回族起义军并肩战斗,打垮了文祥的两万清军对滇西各族起义军的第一次大围剿,“无疑是《列传》杜撰出来的”。笔者认为,这个问题需要仔细研究,不能如此匆忙轻率地下结论。事实上,弥渡之战是一次相当重要的战役,只是     

崇拜鲜花的彝族和走南闯北的苗族——探访澜沧江民族走廊(连载四)

唐代,在苍山洱海之间诞生的南诏国,是彝族在公元732年建立的。公元738年唐朝封南诏王为“云南王”(即云南郡王)确定了南诏地方政权在云南的统治地位,一时威名显赫,不可一世。崇拜鲜花的彝族     

关于唐代南诏的政区建置问题

《新、旧唐书·地理志》中,记载了天宝年间以前的云南政区建置情况。其时,唐朝在云南境内设置州(郡)、县,由剑南道戎州都督府(驻今四川宜宾)、姚州都督府(驻今云南姚安)和岭南道安南都护府(驻今越南河内)分管。天宝末年,南诏叛唐之后,唐朝设在云南的州(郡)、县俱废,南诏自行建立其政权机构、改划政区。其大概情况,《蛮书》卷五说有六賧、七节度;《新唐书,南蛮传》则说有十賧、六节度、二都督。如此,则在南诏全境,除了有似当时唐朝内地的“州”的“六賧”或“十賧”(按,《新唐书·南蛮传》:“夷语賧若州”)之外,其余百分之八十右左的地方,皆为节度、都督的管辖区,而在节度、都督的管辖范围之内,不复存在作为政区的州(郡)、县等的建置。直至近代,绝大部分的人皆如此理解。事实是否如此?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进行研究的问题。和同时期的唐朝内地一样,南诏的节度、都督皆为军事性的建置。《蛮书》卷九     

“唐标铁柱”考

昆明大观楼风景如画,但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付一百八十字的长联。它以生动、简练的笔触描述了云南的历史,用“唐标铁柱”四个字概括了唐在云南设治的功绩。铁柱在哪里?有人说:“孙髯翁失于考史,没有史实”。又有人说:“铁柱是南诏立的,不是唐立的”。历史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阿吒力教与南诏政权浅说

南诏时期,由于发端地和传入的渠道不同.云南存在着不同的佛教系派。《南诏中兴二年画卷·文字卷》载曰:“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奕代相传,敬仰无异……。”“从胡梵而至”的即是印度密教阿吒力。阿吒力教入滇后,逐渐成为了南诏主体民族“白蛮”的普遍信仰,对南诏的统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南诏后半期与唐王朝的关系

南诏在其后半期（九世纪后期）,频频使用武力进攻周围地区。其主要对象,一是今缅甸北部的骠国;二是当时的中央王朝——唐朝。笔者认为,无论从南诏对唐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及其对唐末动乱所造成的重大影响来看,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可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除了唐朝官吏的横暴引起南诏反叛的史料记载以及一些学者对整个事件作概述或介绍外,还没有人专门就南诏方面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探讨。本文将对此发表自己一点粗浅看法,探求南诏后半期与唐王朝的关系。 一、九世纪初期唐和南诏的关系 （一）南诏的再归唐 笔者在《南诏国的成立》一文（以下简称“前文”）中曾论述过:唐王朝对云南政策的转变,带来了南诏王蒙氏的兴起。下面,就这一点作些补充。 从唐玄宗开元、天宝前期开始,唐王朝打破了一直沿袭的羁縻体制,以武力直接进入云南。很明显,选在开元年间,是为了同渗透到云南的吐蕃进行对抗而采取的措施。另外,唐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图书事业

公元7世纪,我国发明了雕板印刷技术。地处祖国西南一隅的云南,在图书雕印、典藏和装帧等方面,由于受来自祖国内地的影响,也形成了具有边疆民族特色的图书事业。过去,对这一问题,没有系统的研究,今余搜集史料,编写成文,是想引起更多的专家学者来关注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图书事业。 一、图书事业的兴起 南诏、大理国时期图书事业的兴起,主要有外部和内部两个原因。 早在汉晋时期,云南边疆和内地的文化交流就十分频繁,叶榆人盛览,师从西汉著名的辞赋学家司马相如,学成后著《赋心》4卷,“这是西南少数民族中第一次直接用汉文写成的文学作品。”昆明人张志成,文帝太和间,“入蜀学王羲之草书,归教国人”致使后来的南诏学生,“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故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 这种向中原地区学习汉文化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南诏大理时期。     

纂录南诏大理史事诸书概说(下)

七、南诏源流纪要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著录此书,嘉靖十一年刊本,德化李氏木犀轩收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亦有藏本。公元一九五六年,王重民自北京抄此书寄云南图书馆,瑜始获读之。书前有嘉靖十一年正月蒋彬《自序》,署“赐进士出身兵备副使湘源蒋彬书于大理分司,”有“原学”、“鹤田”两篆文章。按:万历《云南通志》卷八按察司副使题名:“蒋彬,原学,广西全州人,进士。”不详其事迹。《天一阁书目》著录“《南诏纪要》一本”,不言撰人名,不识即此书否?又不识今存之抄本即出自天一阁否?未见前人纪录,不能详此书流传之经过也。蒋彬《自序》谓:“予至兹地,从郡志寻南诏颠末,而世系支派先后互矛盾,漏误相因仍,反覆之而不得其说也久矣!乘暇乃     

试论南诏的军事制度

研究南诏的制度文化,不能忽视南诏的军事制度。因为在南诏文化积淀的过程中,由于军事活力的参予,源源不断地向南诏文化“母体”补充新的文化“基因”,促使南诏文化不断地更新,铸就了南诏文化的诸多特质。为此,本文将对南诏的军事制度及其文化作一全面的辨析。任何制度和文化都有一定的源和流。南诏的军事制度统属于南诏政治制度的范畴,又规定和影响着南诏的政治制度,和南诏的政治制度有着共同的源和流。我们知道,南诏是一个以彝、白两族为主体建立的军事奴隶制政权,策划、组织、创设军政,皆与彝族古史有关,同时又掺杂着对唐军事制度模拟、汲取的因素。因此,我们要探索南诏军     

南诏农业雏议

南诏(公元738--962年)是唐代在我国西南边疆崛起的一个奴隶制地方政权,以洱海地区为统治中心,囊括云南全省,极盛时管辖的地方更大。南诏的农业生产水平,也就是唐代云南的农业生产水平。研究它对了解云南的经济史和各民族的发展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南诏粮食作物品种丰富,《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记载。除稻、麦外,“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西洱河风土记》记洱海地区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夏同。”据此,滇东、滇中,滇西地区的粮食作物品种有稻、麦、豆、麻、黍、稷。按《周礼·天官》关于“五谷”的     

云南的“颜色”

云南是什么颜色？乍一提这个问题，可能你会说，不是把云南叫做“红高原”么？那么，说它是红色，大概比较接近正确答案。如果这儿问的乃是土地的颜色，固然不错。只是，这儿欲讲的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如此，似乎就是一个很需要想象力才能回答的问题了。适逢’９９世界园艺博览会在云南举行，“昆明”，这个地名词儿，从５月以来，仿佛成了绿色与植物的另一个称谓。那么，它可不可以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对我们提出一点启示之类的东西呢？看来，我们云南人，需要这样的想象力。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说到云南的经济发展，人们的话题不少，但是…     

天宝战争──唐朝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重大失误

公元７５１年（天宝十年）及公元７５４年（天宝十三年）,唐王朝先后两次发动对云南洱海地区南诏政权的战争。因战争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史称“天宝战争”。第一次征战,由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统兵八万进击。南诏与吐蕃联合,大败唐军,唐军丧师六万。三年后,唐又遣侍御使李宓率军十万再伐,全军覆没,李宓阵亡。天宝战争,是唐朝中期西南边疆经营政策的重大失误,对唐朝统治政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导致唐王朝迅速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唐初对云南的经营及南诏的崛起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山高谷深,地势险要,多瘴疠之气。境内种族繁多,…     

大理地区男性观音造像的演变——兼论佛教密宗的白族化过程

本世纪四十年代,海伦·查平博士就着手对美国纽约等地博物馆所藏大理国时期的观音造像进行研究,发表了《云南的观音》一文,并首次向世人公布了《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六十年代,李霖灿先生发表《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全部彩版公布了《张胜温梵像卷》,把大理地区观音信仰的研究引向深入。同期,大陆学者李家瑞先生,以《南诏以来来云南的天竺僧人》为题,对“梵僧”作了详尽的考说,堪称研究大理地区早期观音造像的力作。此后,有关大理地区观音信仰和观音造像的研究便持续地开展起来。然而,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这方面的研究,远未深入。作为历久不衰地受到信仰和崇拜的男性观音,至今没人     

南诏大理国冶金技术述论

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的冶金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为当时全国冶金业的中心之一。其发展状况表现出两个很突出的特点。一是武器制作技术十分发达,二是生产制作了大量工艺复杂、体积巨大的金属宗教艺术品。除此之外,在南诏大理国雄踞云南近600年间,对外交流非常广泛,云南的镍白铜已远销中东一带,对中外科技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波斯、印度的黄铜工艺和炼锌技术也传来了云南,极大地丰富了南诏大理国的冶金业内容。本文根据史料记载和笔者的实地调查,对这一问题分类作具体的论述,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哀牢夷雄列传》应当可信

本刊一九七九年第五期刊载杨光楣同志的《〈哀牢夷雄列传〉质疑》,读者不断来稿提出不同看法,上一期我们选登王国祥同志的《〈哀牢夷雄列传〉与李文学起义》,现再发此文,期望继续就这个问题开展讨论。     

选举是民主第一要义（答本刊记者问）

一、从民主究竟是什么东西谈起 问：民主究竟是什么？这的确是国人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2007年春天，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研究员发表了《民主是个好东西》，引发了众多有识之士参与讨论民主问题。在媒体上我们看到，有许多人赞赏这个充满智慧、绝妙而又幽默的说法，随后还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说法，如有人说“民主是不坏的东西”、“民主是不很坏的东西”，甚至还有人竞说“民主是坏东西”、“民主不是东西”等等，不一而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认为民主究竟是什么东西？     

围绕云南“最大的政治”解放思想

从去年江泽民同志发表七一讲话以来到今年“5.31”讲话的发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成为人们说得最多的两句话。具体到了思考云南跨进新世纪后路该怎么走、制约云南加快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什么的问题上，人们也十分深切地感受到，云南人解放思想的任务仍然是那么地重要和紧迫。因为我们在取得了已有的发展进步后，今天确实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其中一个最富于挑战性、最需要我们发挥创造力去解决的问题就是云南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今年9月3日，省委书记白恩培同志在省委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解决这个问题是云南“最大的政治…     

“孝”的概念与“忠孝不能两全”说

孚逸同志：记得你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对所谓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提出质疑。我认为要真正弄清楚这个问题，关键是对“孝”的概念有准确的把握。最近，关于孝的问题的种种报道和议论，都反映出这个问题。你是否能就此问题再谈谈看法？王祥王祥同志：你说得很对，有人至今还爱说忠孝不能两全，的确是来源于对孝的认识模糊不清，“忠”的含义原本是“忠君”，这一点，人们早就用忠于人民，忠于人民的事业取代它了，谁也不会再把“忠”和“忠君”联在一起。而孝的含义从古至今，反映的都是子女和父母的关系，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社会怎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