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铭文铜镜的民俗功用探微

铜镜是古代社会广泛使用的日用生活器具,其通灵的特殊功能,已经延伸到汉末三国墓葬文化中。铜镜集驱邪镇恶、象征日月、助人复生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满足了民众功利性的心理,受到高度重视,并产生出如此强大持久的生命力和超自然力,铜镜的图案也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特色。     

广西出土汉代铜镜铭文的研究

铜镜上出现铭文开始于西汉早期。近50多年来,广西的汉代铜镜铭文不断出土。从铸镜手工业的状况、人们的思想观念(包括家族观念、爱情观、求仙思想)、广告、工匠的文化水平等四个方面,分析广西出土的汉代铜镜铭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两汉时期广西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     

徐州汉代铜镜铭文所折射的社会风貌

青铜镜作为青铜器的一个品种．凝聚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及精神文明。镜背上的珍禽异兽、花木虫鱼、仙凡人物乃至天地宇宙构成一幅奇妙的画卷。铜镜的镜背不仅有纹饰．而且自战国以来有铭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镜铭成为重要的纹饰部分，还出现过单纯以铭文为饰的镜子。研究镜铭书体的演变、内容的变化．是鉴别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     

三国文化之信伦理浅探

在群雄逐鹿的三国时期，作为“五常”之一的信，仍然在得到主流社会和舆论的提倡和褒扬。但在具体实践中，信道德也被一些人弃之如敝履。这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瞬息万变的乱世，生存、利益决定了信的实践程度。     

汉末魏晋时期的瘟疫与道教

汉末魏晋时期的瘟疫 ,对道教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瘟疫之灾 ,它为战胜瘟疫之灾提供了技术系统和信仰主义两种解决之道。     

手艺人民俗志:聚焦非物质性的工艺民俗研究

作为在结构上体现出的重要性征,工艺民俗的非物质性包含着工艺行为、工艺知识和工艺观念3个重要层面.它们由特定的习俗需求所孕育,其表达融合于习俗生活的实践,其维续依存于习俗生活的流动.基于这样的认识,作为一种表现出整体性研究取向,以手艺人行为、知识和观念为焦点内容,能在塑造和表达非物质性特征过程中呈现工艺生活面貌的描述性和解释性写作,手艺人民俗志应在工艺民俗研究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国时期的货币政策

汉末桓、灵帝时钱货流通混乱不堪。董卓执政时,为了迅速敛财聚物,干脆废掉了以前汉武帝时的五铢钱原型,并捣毁秦时国家贮藏的十二铜人,用于铸造小钱。小钱直径1.2～1.5厘米,重0.5～1克,     

三国时期的校事监察

三国时期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魏、吴当权者设置了临时监察官--校事官,与传统的监察官相比他们在监察方式、监察职权和内容上独具特色,本文试图追索出现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并分析他们的监察体制,评价其利弊得失.     

民俗视角下的唐代诗歌

民俗活动对唐代文人心态,进而对唐诗的思想内容和文化意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民俗入诗还为唐诗带来新的审美特质。民俗与唐诗的联姻也影响了唐诗的接受与传播。     

民俗书写的权力与权力实践

长期以来,民俗学者一直在从事单向度的民俗书写,忽视了当地人参与民俗书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且视之为理所当然,对此等状况缺乏应有的反思。正规的学科训练和所拥有的理论素养,给予了民俗学者的话语霸权和独白式书写的合法性,而民间和上层两种知识体系的二元对立,成为书写权力结构构筑的基础。民俗之“民”既是俗的主体,也应该是民俗书写的主体。书写权力回归民间,搭建民主、平等、公正的民俗书写平台,出产交流的、对话的、共享的民俗志,是推动民俗学学科步入新时代的革命性举措。     

民俗的生产与消费——民俗变迁的经济学视角

在中国从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基础的变化,导致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民俗生产与消费的分化.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民俗生产与消费的变化以及民俗的消费者因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带来了一系列内化和外化的心态结构的变化.     

青年眼中的新《三国》

长达95集的新版《三国》首播虽已结束,但围绕《三国》的褒贬争论,至今没有平息。一项有关《三国》的调查,参与人数达10369人。调查中,76.2%的人看过新《三国》,其中48.0%的人看过一部分,28.2%的人几乎都看过,     

略论三国时期的政治分裂与统一思想

三国时期的分裂和动乱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在分裂和动乱的消极现象下存在的积极的因素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那就是国家的分裂为新的统一准备了条件,而且这些条件都有着共同的儒家思想根源。以儒学为根基的“大一统”思想意识形态在曹魏代汉、魏晋嬗代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略论三国时期的政治分裂与统一思想

三国时期的分裂和动乱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在分裂和动乱的消极现象下存在的积极的因素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那就是国家的分裂为新的统一准备了条件,而且这些条件都有着共同的儒家思想根源。以儒学为根基的“大一统”思想意识形态在曹魏代汉、魏晋嬗代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俗与小说的遇合

民俗与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期就已因启蒙意识的诉求而遇合。作为一种现代文学创作倾向,现代民俗小说有其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和独特的社会历史成因,并在蕴涵民族品格、充盈民俗意蕴的同时,具有强烈的乡土情结、现代的文体特性及鲜明的地域特色等总体艺术特征。     

论民俗与戏曲的关联

民俗和戏曲都属于“中下层文化”的范畴,民俗与戏曲之间存在着同源互动的关系。戏曲与民俗的互动,是通过一个个深受民俗浸染的个体来实现的。就戏曲作品而言,民俗以各种方式进入剧本,古典戏曲在内容、形式等方面明显地受到民俗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戏曲也承载了某些民俗的催生和传播职能。就戏曲的审美形态而言,戏曲总体上具有的重人伦、喜通俗、多模拟的特点,也与民俗文化的背景相关。从民俗文化角度来研究古典戏曲,应是着力挖掘二者的内在联系。     

论文艺民俗化的创作倾向

民俗作为风习性文化，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与人类共同发展的伴生性、永恒性。文艺要反映生活，就必然要反映民俗。通过描写民俗活动，透视民俗现象，揭示民族，情理、情感，对社会和人生进行艺术观照，是使作品获得成功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文艺民族化的最佳途径。     

现代传媒对民俗传承的影响

传播是民俗的重要运动方式、特征和存在方式,没有传播,民俗的生命力会大大减弱。在媒介化社会中民俗传承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现代传媒为民俗传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手段,推动民俗文化的发展、融合和演化,传媒本身也造就了新民俗。现代传媒自身的局限性及媒介商业化等趋势也给民俗传承带来了负面影响。民俗与传播的沟通是减少民俗传承负面影响的途径之一。     

新《三国》的一场华丽冒险

有老版在前,新《三国》导演高希希坦言,他做好准备面对各种声音。“如果有三分之二的人喜欢,三分之一的人批评,我就很满意了。”     

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民俗化倾向

从“五四”时期到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创作以乡土社会的民风习俗为审美主体,逐渐形成了以民俗风貌反映社会人生的创作模式,以及传统诗性写作与解放区通俗化创作多元并存的艺术状态,成功地展示了新文学的民族化道路,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对人类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