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中的暂时法律保护制度

行政诉讼中的暂时法律保护制度对于保障公众的权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域外法治先进国家和地区都设立了相关制度,为公众权利提供了全方位的保护。我国现行法律也包含暂时法律保护制度,但是存在着如"诉讼不停止执行"等不完善之处。在借鉴域外制度和全面了解本国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暂时法律保护制度,为公众提供全面而有效的法律救济。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研究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作为一种能迅速有效解决当事人纠纷的诉讼制度,在国外已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然而在我国,不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未曾建立,法律还规定行政诉讼案件不适用调解.这给我国行政诉讼纠纷的解决造成了极大的困境.本文拟对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做一些有益的探讨,分析我国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提出一些建议,以期对我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能有所助益.     

和谐社会与行政诉讼和解的制度创新

行政诉讼和解作为一种合意式解决争议、协调官民矛盾的纠份解决机制,契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在行政诉讼中实施和推行和解制度,具备理论正当性及现实必要性.和谐社会视野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与创新,应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从限定适用范围、完善实施程序、提请明确立法等方面进行全面展开与推进.     

试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传统理论认为和解制度不适用行政诉讼领域,我国目前也没有行政和解制度的正式立法,但是司法实践中却有大量的行政诉讼通过变相和解解决。本文在认识这一理论与现实相矛盾的基础上分析了和解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中与我国原有的行政诉讼制度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我国可以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论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适用

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在我国许多法院已适行多年,本文在分析了我国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行政诉讼协调和解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建议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尽快统一和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制度。     

行政诉讼和解问题探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且对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和解也未作规定,然而实践中和解普遍存在。行政诉讼和解存在的有力依据为:现代公共行政已从权力中心走向服务中心和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本文首先考察了国外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进而分析了建立我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理论可行性和现实可行性,最后提出了我国行政诉讼和解成立的具体法律要件。     

从撤诉到契约:当代中国行政诉讼和解模式之转型

近年来,各地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广泛开展了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工作,我国已经事实上存在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学界将这种由人民法院建立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归结为撤诉模式。但是,这种和解制度存在着法律缺陷,实践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撤诉模式所面临的困境,本文提出了当代中国行政诉讼和解应当实现由撤诉模式向契约模式转型的观点。     

行政诉讼调解、和解抑或协调和解——基于经验事实和规范文本的考量

行政诉讼引入调解制度已经成为共识,但目前存在调解、和解以及协调和解三种概念表述,需要加以梳理与辨识。学界主要认为三者实质内涵相同或者三者存在法院介入程度的区别。通过经验事实的考察,发现协调和解是在法院主持下,坚持合法性审查和当事人自愿原则,吸收各方力量协调处理案件,促使当事人和解,以原告撤诉为标志的案件处理方式。通过对规范依据的分析,发现行政诉讼协调和解以司法文件作为依据;行政诉讼和解的依据则是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问题的规定;而行政诉讼调解如果存在的话,则与民事诉讼有关调解工作的规范依据相一致。由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已经突破了诉讼规则的制约,因此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在性质上只能归属于法院的工作机制,而非诉讼制度;而诉讼法上意义的行政诉讼和解与其现实样态相互背离,导致规范与事实彼此错位,不宜作为表述行政诉讼调解内涵的法律术语;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制度,具有成熟的经验和完善的规范体系,能够涵括当前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基本特征,可以正式引入行政诉讼之中。     

论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完善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行政案件通过协调和解结案。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在具体操作中,随意性较大,因此,应明确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适用原则和适用范围,完善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程序。     

关于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思考

我国行政诉讼法禁止行政诉讼适用调解,但是审判实践中大量的行政诉讼案件是以案外和解的方式结案的,只不过最后是以撤诉的方式来掩盖和解的实质而已,由于没有法律上的统一规范,显得有些过于随意,不利于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也容易使和解成为行政机关规避法律的工具。所以,为了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更好的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必要在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中引入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形成统一的法律规范,以期解决司法实践中现实与法律之间的矛盾。     

关于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研究

当前,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环境下,行政诉讼和解作为一种合意式解决争议、协调官民矛盾的新机制,已被纳入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和行政法治创新的重要方面.目前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针对这一制度的立法与司法现状,从根本上寻求其正当性依据以及完善这一机制.     

论行政诉讼案件的可和解性

在传统理论中,行政诉讼案件不适用和解是一条不可变更的铁律。反对行政诉讼案件和解的理由主要是公权力不可处分、和解损害公共利益以及和解与司法权控制行政权的功能不符等。尽管如此,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很多国家建立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这些经验,可以为我国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提供若干借鉴意义。     

行政诉讼和解问题探讨

行政诉讼和解是原被告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在庭审阶段就诉讼标的互谅互让达成合致以解决纠纷的诉讼制度。行政权在特定情形下的可处分性、解决纠纷的诉讼目的及行政法关系的发展趋势等为行政诉讼和解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解包括需自愿发起、适用范围有限、依照法定程序达成协议以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等法律要件。在行政诉讼中确立和解制度需要修改行政诉讼法的相关内容     

我国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浅析

自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得到了有效的完善和一定的发展。然而现实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其他种种因素,却导致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未能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在众多不利于行政诉讼制度有效发挥以权力保障权利作用的因素中,行政诉讼制度中缺乏有效的检察监督制度这一问题,无疑值得探究和分析。     

行政诉讼庭前和解研究

行政诉讼庭前和解,是在行政诉讼中通过和解使原告和被告之间的纠纷在进入庭审之前就已经被化解的一个制度设计,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尽管该制度某种意义上有规避法律之嫌,也曾引起学界诸多质疑,但从行政诉讼将纠纷解决作为最高价值、从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从行政诉讼成本控制、从当事人享有处分权等角度分析,仍然有其正当理由和理论支撑。为了规范该制度的运行,必须在时间节点、提起人、决定权、主持人和裁判方式等环节予以特殊框定。     

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运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协调、和解这类带有调解性质的纠纷解决方式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行政诉讼之中。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2006年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积极探索和完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在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和坚持自愿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采取协调的方式促使当事人和解。”协调和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对于行政审判的作用正变得日益重     

论我国行政诉讼上和解的成立

我国行政诉讼中能否架构和解制度,当关注诉讼上和解之性质,由此去判断其成立的可能性;当关注这一制度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制中的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当关注在遏制腐败,保障人民权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因此,在具体境域中,首先要做的是结合本境域特定的环境,有效解决行政主体同相对人之间的纠纷,保障相对人权利的实现和法秩序的恢复,然后才是架构相应的行政诉讼制度。那么,我国行政诉讼上和解的成立与否,也就不存在理论和实践的障碍。     

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

各国在处理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问题时主要采取两种模式,即单向域外适用模式与双向域外适用模式。前者更多地是将知识产权视为一种政策性的特权,在处理域外侵权行为时往往不会发生外国的知识产权法被本国法院所适用的情况,但会出现本国知识产权法适用于发生在域外行为的情形;后者更多地是将知识产权视为一种民事权利,对于发生在域外的行为,本国法院既可能适用本国知识产权法律,也可能适用外国知识产权法律,是否发生外国法律的适用取决于一国立法对较为中立的连接点的界定。我国在立法上采取了以“被请求保护地”为连接点的双向域外适用模式,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并不进行法律选择而是径行适用中国知识产权法律。这将导致在司法上采取了将中国知识产权法律适用于域外行为的单向域外适用模式。我国应在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问题上回归双向域外适用模式,并在具体纠纷裁判中丰富和明确“被请求保护地”的含义,同时设置“无所不在”侵权行为的特殊法律适用规则,限制当事人共同选择适用法的范围以及确定公共秩序在准据法选择中的适用,以实现维护本国利益的目的。     

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现状及立法思考

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一项基本职权，也是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机制存在着一些不足，应当从完善法律入手，实现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全面监督和多方式监督。     

论行政诉讼第三人范围的界定——《行政诉讼法》第27条之完善

行政诉讼第三人范围的界定是第三人制度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界定行政诉讼第三人范围的基本观点与方法的介绍,以及考察域外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范围,重点探讨了“如何理解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和“行政主体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这两个关键问题,旨在通过梳理基本理论和探讨关键问题,最终提出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第三人范围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