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倒治嘴”何如

凡事相生相克,治奢亦然。山吃海喝被称为“摆在餐桌上的腐败”,作为这次“三项治理”之一——制止奢侈浪费的重要内容,并被列为“持久战”,足可见其治理之任重道远。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工作需要”,有顶头上司和要害人物想吃、要吃、敢吃,而且不给吃还不行。既然如此,何不来个“倒治嘴”呢? 俗话说,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里笔者要说的是,官场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敬”,也没有无缘无故的“送”。在我国法治尚不够完善,改革还处在进行和探索之中,各项工作运行机制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决定下属单位和个人的利益,甚至是命运,人为的因素还很多,而且至关重要。如单位要上项目、争取经费、个人要提拔重用等,其顶头上司的言行态度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哪有下级不“热情招     

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基于结构、方式、目标的分析

以“结构-方式-目标”为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转型，推进“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从治理结构维度分析，通过人才下派、责任下放、资源下沉、规则下达等措施，推动基层治理由“政策悬浮”向“重心下移”转型；从治理方式维度分析，需要遵循协同整合、因地制宜、化繁为简等原则，推动基层治理由“三治结合”向“四治融合”拓展；从治理目标维度分析，在参与主体、价值取向、行动实践等层面重构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推动基层治理由“多元主体共治”向“治理共同体”升级。在转型过程中，党建始终引领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赓续与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机理——基于鄂西W村的实践考察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治理有效的重要途径。从马克思主义的内外因理论出发，结合鄂西W村“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形成的地方实践，探索“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机理，可以发现“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实际上是乡村社会内部发展需求的内因与外缘之间互动互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即乡村自身发展需求是内因；党委政府领导、社会力量参与是外缘。未来促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提质增效，需遵循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基本原理，即党委政府领导与社会力量参与须因地制宜契合乡村社会自身发展的内部需求，才能够真正解决乡村治理面临的新问题。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和走向

一、服务型政府:政治还是治政?对于“私人领域”的管理可以称作“社会治理”或“治理社会”,属于“政治”的范畴。“公共领域”的管理主要被界定为“政府治理”或“治理政府”,属于“治政”的范畴。前者强调的是“治民”,后者强调的“治官”;前者的目的是要规范公民行为和社会组织行为,保障公民权益,防止暴民政治;后者是要规范政府(包括官员)行为,限制公共权力,防止暴政统治。从政府改革的角度看,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治观念的根本转变:从以统治百姓为核心的政治观念转向以服务百姓为核心的治政观念。前者重在“治民”,限制百姓;而后者重在“…     

“两手发力”协同共治的制度逻辑：基于Y县河湖物业化治理的案例分析

新时代中国流域治理体制机制正经历着复杂的变革，纵横交织的张力关系使得推进多方协同共治的命题对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构成当前中国治水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其中，“两手发力”就是要强化政府职责，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探析政府与市场如何“两手发力”协同共治以及政府与市场在协同共治创新中所起的作用，基于Y县河湖物业化治理案例，从政府与市场两种优势型制度组合角度考察河长制与合约制共治过程，其实质是合约制嵌入河长制的组织制度体系之中，在河长制主导下衍生出了“专业化+标准化+智能化”的合约治理场景，探索出了把政府与市场各自制度比较优势转化为协同共治效能的实践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逻辑及其效能转化

“中国之治”取得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制度优势,“中国之制”成就“中国之治”。本文从六个方面诠释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逻辑,即：“中国之治”制度创新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创新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制度创新的现实基础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制度创新的终极主体是人民群众;制度创新的效率标准是人民满意不满意;制度创新的奋斗目标是民族复兴。这一制度创新逻辑是“中国之治”制度创新的成功“密钥”。其治理效能转化的路径为：厘定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率;加强治理评价,凸显“人民至上”的治理价值追求。     

试析依法治港

“一国两制”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依法治港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回归以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央主要运用基本法治理香港。结合这几年贯彻实施基本法的情况，本文试从分析典型案例入手，着重研究、认识和把握依法治港的基本特点，以利于更好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网格化+大数据”基层治理模式的实践与思考——以天津市东丽区为例

<正>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天津市委、市政府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作为“十项行动”之一，提出实施“政治引领、综治能动、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六治工程’”，进一步明确了2023年重点任务和5年工作安排。围绕中央和市委部署，东丽区充分发挥“网格化+大数据”优势，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落地见效。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建构及其原创性贡献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成分和基础性工程。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其理论建构以探析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转向的动力及内在机理为指向，以诠释“国家”与“治理”的兼容与耦合为发端，以推动构建“善治”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为目标，在理论议题上回应“中国关切”,在逻辑演绎上创造“中国话语”,在形态建构上呈现“中国范式”,在价值指向上追求“中国之治”,并在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层面上形成了新突破，历史性地回应了“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的重大命题。     

论“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全面理解“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与重大意义,需要拓展观察视角,通过多重逻辑加以分析和阐释。从历史逻辑上看,“中国之治”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不断深化阶段和开启“中国之治”新篇章的新时代阶段。从理论逻辑上看,“中国之治”正向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断迈进,它的最大逻辑在于党的领导,前提在于制度化建设,价值依归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从价值逻辑上看,“中国之治”的意义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中国之治”新篇章的开启开辟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境界,同时“中国之治”也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协调机制的重构:“乡政村治”治理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和模武既保证了国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运行,又为基层社会提供了新的稳定秩序.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镇机构内部、村庄场域内部、乡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重构乡村关系协调机制是“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保障机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关系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即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统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指引社会治理全面深化改革勇闯“深水区”、啃下“硬骨头”的先进政治文明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强调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内在契合性，为新时代破解中国社会治理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社会治理的始终，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和完善“七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保障。     

融合“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的社会共治模式研究

在社会公共领域,面对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社会公共性成长缺失的治理问题,创新社会治理应当寻求“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社会共治模式。社会共治的治理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政府加快“放管服”的改革进程,也需要以具备专业性和创新力的社会组织业态作为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基础,还需要权衡基层政府的治理效率和风险,采用“适度”的行政干预将社会自治能力的生长控制在适当范围内。社会建设引导基金是公共治理的一次创新尝试,在社会共治理念下,它通过融合“政治”“社会”“经济”三个维度的机制设计,整合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和企业的优势力量,最终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增效,推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五小”之祸至今未除 陈贵矿区缘何“太平”

曾被称为“老大难”的湖北省大冶市陈贵镇矿区,过去乱采滥挖,秩序混乱,事故频繁,国务院领导为整治陈贵矿区多次作过批示。经过5年整顿治理,陈贵由大乱变大治,如今矿区秩序井然,生机焕发,群众生活富足,被评为全国“明星乡镇”。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演进路径与创新趋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实现了从人民自发的创新治理到党建引领的合作治理、从社会治安的技术治理到社会安全的全域治理、从共同利益凝聚到共同意识塑造的转型,其突出的实践成效是帮助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大治”局面、构建了社会共治的中国模式。在新征程中新时代“枫桥经验”被赋予新使命新地位,为此要进一步创新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实现与领导干部自上而下地接访群众的制度的有机融合,构建起基层治理的闭合循环;加强基层社会的能力建设,建设一个具有更强韧性的基层社会;等等。     

发展新兴社会组织,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根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文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需要指出的是，“治理”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但从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加以使用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还是第一次。从根本上讲，治理的核心是处理好“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这两项基本关系。社会治理作为治理的重要内容，其体制和方式的创新自然成为提升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地方中小银行治理风险问题研究——基于内外部协同治理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对深化金融改革、防控金融风险和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近年来，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撑，中小银行治理机制失灵引发的风险外溢、处置和防范问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通过公司治理体系优化完善推动中小银行深层次改革化险成为当前金融工作的重点。以公司治理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中小银行治理的特殊性和风险暴露特征，将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缺陷以及二者之间缺乏有效协同作为主要风险源，在“风险源—风险偏好—行为选择—风险结果”的框架下分析了中小银行治理风险的传导机制，最后提出“内外兼修”“协同共治”优化完善中小银行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的政策思路。     

公款吃喝新花样

随着治理公款吃喝风的力度不断加大，少数人开始“探索”公款吃喝的新形式。 一是外面不吃家里吃。把客领回家，既心安又显亲近。往酒家打个电话，酒菜立马送上门来。每到中午、晚上，居民区、家属楼诸多送菜小姐川流不息，有的更聘请烹任手艺好的人作家庭厨师。每次用餐后，再将费用拿到单位报销。 二是上面不吃基层吃。频频以各种理由到基层开会、检查、评比，如现场会、调研会、经验交流会、观摩会，还有各种校庆、店庆、厂庆、剪彩等，“会翁”之意不在“会”，在乎美酒佳肴也。 三是饭店不吃食堂吃。许多内部食堂“猫腻”多，不仅环境…     

虚拟公共空间与基层乡村治理变革——基于一个中部地区村落的考察

随着现代化影响的不断加深,我国乡村面临“原子化”“离散化”困境,基层乡村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内嵌于乡村共同体的微信群等社交媒体平台构建出虚拟公共空间,该空间具有全新的空间形态,使新型交流方式成为可能,推动了行政权力与村民沟通模式的更新;被互联网“赋权”的村民获得了表达渠道,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被激活,乡村治理的主体得以扩充;虚拟公共空间也是基层政府、草根村民、村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博弈场所,围绕公共事务的协商、竞争能激发多元主体的动力,推动共治共享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由此可见,虚拟公共空间及多元主体于其间的信息生产、传播实践推动了基层乡村治理的变革,为有效治理的实现带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