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新贡献

一马克思在最初建构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时,主要是以英、法、德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为研究对象的,通过研究,马克思认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晚年对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的研究,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又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与时俱进的新发展。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总结了现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了这一理论。科学发展观对社会发展规律所作的新的理论概括中,一个基础理论的重大贡献就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出了新的重大发展。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辨析

马克思提出了关于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即跨越论）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伟大构想，因此，试从马克思晚年致力于东方社会研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思想“跨越论”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刻影响进行辨证分析。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拓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这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特征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发展阶段飞跃的理论，它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东方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具体体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生产形态的世界历史，为东方社会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特点，摆脱资本主义的痛苦，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视阈中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

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探索历史之谜、把握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重要视角和工具,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发展彼此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东方社会结构认识的广度、深度直接影响并制约着他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判断。     

试析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内核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是研究东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的学说 ,是关于东方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其中 ,马克思关于东方落后的农业大国可以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 ,使自己在发展进程中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从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 ,是其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本文从马克思系统考察东方社会的历史轨迹出发 ,试图揭示东方社会理论的内核。一众所周知 ,跨越“卡夫丁峡谷”就是跨越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一切苦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马克思为什么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 ?这一理论是否与马克思关于…     

对邓小平发展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一点新认识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这种发展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深入研究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将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区别开来,认为改革不是对基本制度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其二,提出改革是一场革命的思想。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启示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晚年重要的理论成果,它是探讨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思考东方社会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用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产物。其中蕴含着宝贵的现代化思想,对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价值。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社会历史观与人的主体性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发展理论的方法论原则 ,体现马克思评价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尺度和主体尺度的有机统一性。这一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以它全新的时代内涵和多维的现实视角 ,重新展现它的生机与活力。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点性发展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定位 ,这是我党在付出沉痛代价后所得的结论。江泽民提出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大文明建设是当代中国全面发展的新视角。重点性建设与全面性发展集中概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发展观。     

浅议风险社会理论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评价

在与马克思的对话中,风险社会理论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定位为工业时代最优秀的批评武器,同时断言自己是其在新时代的合格接棒者;风险社会理论还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现代性分析提出了尖锐批评.风险社会理论的评价存在不少偏颇之处,不仅未能提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过时的充分依据,反倒凸显了自身的局限性以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东方社会的解放和发展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他们依据各个国家的不同社会历史状况对其发展给出了不同判断。马克思认为,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正经历着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阵痛”期,而奴隶制改革后的俄国则拥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机遇,这个伟大设想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雏形。两种判断体现了马克思总是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进行理论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正确把握其东方社会解放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近代东方社会理论及其形成的历史

一 马克思的古代和近代东方社会理论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理论体系 关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问题,至今争论不休,众说不一,未能取得基本的共识。而对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完整含义,人们在论述时,也几乎都仅限于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古代东方社会理论,而以近代民族解放运动为基本内容的近代东方社会理论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甚至将马克思     

江泽民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十五大以来,江泽民同志在许多方面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一、在发展的重要性方面,提出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新观点。就发展的重要性而言,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著名观点。在新形势下,江泽民同志站在新的历史高度,着眼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结合党的建设的实际,提出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科学论断。二、在发展的战略目标方面,提出了“第三步走”的新观点。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新的“三步走”构想:第一步,用10年时间,以2000年为基数,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第二步,到建党一百年…     

邓小平对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

邓小平对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范义同志在来稿中认为，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标准的思想是党的十三大报告根据邓小平“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的这个思想，加以...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新贡献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新贡献刘宏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     

全面解析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蕴含的方法论思想

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在形成过程中及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思想,主要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世界历史发展与民族历史发展相统一;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结合;以＂人体解剖＂为＂猴体解剖＂的钥匙;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些方法论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历史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型意蕴及其意义

在东方社会理论中,马克思不管是对印度、中国社会特殊性以及英国对印度殖民侵略双重性的认识,还是对俄国农村公社结构、性质、发展趋势双重可能的分析,都与他对现代转型、现代化的思考密切相关;马克思始终是在坚持共产主义与现代社会转型的统一的前提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观点考察东方社会的发展及其未来命运的,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在科学理解并准确把握现代社会转型规律的基础上,为东方社会获得真正解放的社会实践指明方向,因此,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特殊发展道路的研究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在19世纪50—60年代,从印度公社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中,发现了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质;在70年代,从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中,提出了农村公社可以不重复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在80年代,同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东方社会特殊发展道路的历史环境和条件。马克思的研究的基本思想和原则,对于东方社会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新贡献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作出了卓越贡献。本文拟就其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新贡献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东方社会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弄清东方社会理论的真实涵义是理解它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前提。东方社会理论主要是关于"跨越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跨越式"社会主义的建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定的过程,它既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跨越,也包括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跨越。我国属于"跨越式"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关键是抓住全球化的契机实现生产力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