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亚太地区秩序演变

美国试图在亚太地区制造打压和孤立中国的集团政治生态,但当前中美关系并非“冷战模式”,不会升级为经济隔绝情况下两个平行的军事联盟体系和意识形态阵营的直接对抗。亚太地区秩序走向更多取决于中国与亚太周边国家的互动,如果未来中国在亚太周边产业链重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终端市场角色,并成为地区治理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为地区稳定与繁荣贡献更大力量,那么中国倡导的地区协同发展模式将会超越美国制造的集团政治生态,成为亚太地区秩序的主流方向。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探析

21世纪以来,特别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政策逐渐由接触调整为"战略竞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在经贸和安全等领域都有明显体现。从根本上讲,美国转向"战略竞争"是其规制中国的图谋失败所致,同时也是其内政外溢的一种必然结果。对中美两国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寻找更多的合作领域,避免"战略竞争"升级为战略冲突。     

美国对华接触战略与人权战略

美国的对华总战略是“接触战略”。在这一战略的统领下,美国制定了各种具体战略,其中人权战略是最重要的次战略。美国的人权战略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安全。如果美国的人权战略得逞,中国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将会解体,政治、社会将陷入严重动乱,国家结构也将因此走向解体。因此,要充分认识美国人权战略对中国的危害性,制定相应的对策,粉碎美国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企图。     

贸易战与美国对华战略走势

美国对华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是由美国经济结构和对华出口限制造成的,双方的经贸关系体现的是互利互惠,不存在美国所谓吃亏的问题。今天美国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其实质是经济战,核心是打压中国的崛起,尤其是阻止中国经济由大变强。贸易战所折射的是美国对华战略环境和政策的转变,体现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与危机管控

美国强化对华战略竞争使两国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上升至危险程度,而中美之间现有的危机管控机制难以有效应对这些危险。拜登政府的上任并未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走向,但加强危机管控、避免意外事件及冲突升级也成为其执政团队的基本共识。一般而言,中美故意走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美国利用或因为中国周边事态与中国发生危机的现实性在上升。与此同时,中美在网络和太空领域发生偶然性危机的风险也在上升。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长期化的趋势下,加强危机管控符合双方、地区和全球的现实利益。为此,中国要继续维持有效的战略威慑,坚持以互信求安全的理念,敦促美国明示并遵守其对华战略竞争的底线;坚持既有的原则立场,警惕美国将其立场嵌入未来危机管控的规则之中;积极推动网络、太空和其他新兴安全领域的全球多边治理谈判。     

全球失序与美国对华战略争议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权力结构逐渐发生变化,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日趋由有序变得无序。尽管全球失序的深层原因还存在争议,但西方学界却认为全球失序是新兴经济体崛起并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所致。基于全球失序这种现实,美国战略界就如何重新定位美国的全球战略存有争议,这种争议在对华战略方面体现为十字路口论的提出。十字路口论的理论基础在于美国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对华接触与改造政策是失败的,现实基础在于美国认为中国近年在外交上充分体现的大国自信与奋发有为是对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正确认识权力与规则的辩证关系,相互塑造与构建正和关系,对于化解两国矛盾尤为重要。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战略评析

拜登政府将对华科技竞争视为对华战略竞争的重中之重,强调提升美国科技竞争力、维护美国科技与军事优势以及迟滞中国科技发展与进步。为实现这些科技竞争战略目标,拜登政府一方面加大对本国科技产业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另一方面采取措施限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特别是高端芯片产业的发展以阻滞中国科技进步,组建高端芯片排华供应链联盟及出口管制联盟。拜登政府将科技问题“安全化”、相互依赖“武器化”的做法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主义,不仅严重干扰全球科技产业的市场化分工,阻碍全球科技进步,而且进一步加剧中美关系紧张。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前景分析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可概括为一个战略和四个支撑点,即印太战略和多边外交、同盟外交、价值观外交及"规则"外交.从路径上看,拜登政府继续调整全球部署,全面展开对华战略竞争,以期压垮中国,维护美国全球霸权地位.这种政策选择影响中美两国各领域合作及双边关系稳定.但要看到,拜登政府仍面临诸多棘手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其对华政策仍处在调整期.     

美欧对华经济竞争的战略协作评析

大国战略博弈加剧和俄乌冲突导致的地缘政治变局,使美欧对华经济竞争的战略协作越来越机制化,双方在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增强“供应链韧性”、保护“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共识不断增加。在技术与产业领域,美欧各自出台芯片法案,着手构建“半导体伙伴关系”,共同争夺对新兴技术标准与前沿产业规范的主导权;在贸易与投资领域,双方试图发展“友岸外包”,收紧出口管制,强化投资审查;在第三方区域合作方面,双方以构建“小集团式”的“印太合作战略”排挤中国。但是,美欧之间缺乏互信,在经济上的矛盾大于共识,竞争多于合作,因而协作对华终有限度。中国可灵活采取对美、对欧政策,以公共外交和商业外交成效夯实中美与中欧关系的经济社会基础,切实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