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的终结还是开始?——论赫伯特·马尔库塞思想的乌托邦意蕴

赫伯特·马尔库塞早期的人道主义理论确立了他一生的理论视角和理论主题.马尔库塞成熟期对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以其早期人道主义哲学思想作为批判武器的,马尔库塞晚年对审美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则是人道主义哲学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尔库塞早、中、晚期思想的内在发展逻辑和理论联系表征了马尔库塞理论的乌托邦特质.     

理想还是现实：解析“美国梦”

“美国梦”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词语,其来源可以追溯到北美殖民地时期。随着美国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美国梦”在产生初期常常被视为“个人之梦”“移民之梦”,但随着国家政治概念的强化而变成“美国之梦”“民族之梦”,成为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中不可缺少的推动力,对美国的发展和强大起到了特殊的催进作用。“美国梦”包括希望、信心、机遇、平等、成功、美好、繁荣、努力、决心和主观能动性等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共同构筑了“美国梦”的核心涵义。然而,随着美国的政治极化、社会矛盾、通货膨胀、阶层固化等一系列长期存在的问题不断加剧,“美国梦”对内已经沦为以阶层上升、经济成功、生活幸福为特征的中产阶级式的个人发展愿景,对外则成为美国在全球各地输出美国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工具。     

马克思的“生活者”思想

本文从总体上而非仅仅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马克思在各个阶段对生活者概念的理解。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考察了生活者的存在,认为生活者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异化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考察了生活者经营生活的状况,认为生活过程的概念是马克思人学思想与唯物史观的中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重新从消费的视角出发解释生产,指出将物质生活作为需要—生产—满足需要的过程来把握,是从生活的视角出发而产生的理论路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了人与土地之间物质变换的破坏,将人与自然物质代谢的破坏视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状态。     

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马克思关于道德的思想

在马克思那里,道德起着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作用,因此,道德在革命时期是社会进步的障碍。尽管马克思对道德的看法与功利主义之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马克思并非一个功利主义者。理解马克思的非道德论与他的道德愤慨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认识到马克思的道德愤慨是针对一种自我满足的态度,而且他拒绝在道德上谴责非道德恶。因此,马克思对道德的拒斥是一以贯之的,他提出的是一种可高度还原和收缩的道德观念。在阅读马克思的文本时,我们应当注意区分正确与错误的内容,并对自己的这种区分能力抱以质疑。     

世界社会:“英国学派”的乌托邦?

英国学派的世界社会观是英国学派理论多元主义的体现,也是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二元对立的重要依据。从查尔斯·曼宁到巴里·布赞,几代英国学派学者对世界社会的探索推动了世界社会的概念化。英国学派的世界社会观有两种类型,即古典规范性解释和布赞的结构性解释,这两种解释分别存在缺陷。基于此,进一步反思世界社会产生所带来的深刻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文化根源和变革机制可以发现,英国学派的世界社会构想是高度理论化和思辨抽象化的,并没有为人们提供世界社会的清晰形象和未来图景,世界社会被看作乌托邦也是有因可循的。     

消失的“屠场”

在100年前的美国，食品生产线上的安全状况，似乎比现在的中国更糟。     

翟振明:VR世界的“阐释者”与“立法者”

正VR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科技最前沿的热点,并将引领未来的趋势,或许还会根本性地重构人类世界。这是《南风窗》记者感到最困难的一次访谈。它实际上已经不叫对话了,在知识的地位上,我只有提问和请教的份。访谈的对象是翟振明,中山大学哲学教授。这是一个值得倾听的身份。但让我感到困难的不是这个身份,而是翟教授的另一个身份:中山大学人机互联实验室主     

劳动解放: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诠释

人类解放与社会和谐是马克思倾其一生的理想追求。对马克思来说,劳动解放是实现人类解放与社会和谐的基本规定和途径。劳动解放是人的自由联合劳动取代雇佣劳动的过程,其核心内容是通过消灭人的异化了的生存条件,在自由的联合劳动中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劳动解放在促进生产力解放的同时,也促进社会关系向自由、平等、互助互爱方向发展,使社会得以和谐。     

摩罗转向:“叛变”,还是“叛逆”

当所有人都对某一主义疯狂时,摩罗说你们错了,当相同的情况再次出现时,摩罗又说,你们错了。当叛逆走向极致,成为一种思考方式时,毅然否定自己和自己过去的思考变得容易起来。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来说,西方文明带给我们的百年屈辱早已融入一个民族的血液,内化为社会隐形基因。但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如魔术般给人无限想象,当曾经以为只有你们才有可能的可能,变成我们也可以,而且比你们更优秀的时候,对过去反思的反思,     

翁奋和他的艺术“乌托邦”

正翁奋他们想用艺术化的行为创造一个无形的舞台,让人们用一种自我表演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希望通过言说,让人们自觉认知到,要去形成和话语的对话。见到翁奋,是在深夜的海口,他正靠在沙发上,抽着他的烟斗。我事后很庆幸,第一个问题就选择了《拆了旅行社》作为切入口。那是2010年成立的一个行为艺术项目,他好整以暇地往里面钻,越钻越深,至今还在持续,未来也没有终点。这一进入,开启的是一个前路漫漫的局部乌托邦试验。提起翁奋,其实首先想到的是摄影系列作品《骑墙》。一个小女孩骑坐在一面孤墙上,静静地看着墙的另一边的一个个高楼林     

世界社会:“英国学派”的乌托邦?北大核心CSSCI

"英国学派"的世界社会观是"英国学派"理论多元主义的体现,也是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二元对立的重要依据。从查尔斯·曼宁到巴里·布赞,几代"英国学派"学者对世界社会的探索推动了世界社会的概念化。"英国学派"的世界社会观有两种类型,即古典规范性解释和布赞的结构性解释,这两种解释分别存在缺陷。基于此,进一步反思世界社会产生所带来的深刻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文化根源和变革机制可以发现,"英国学派"的世界社会构想是高度理论化和思辨抽象化的,并没有为人们提供世界社会的清晰形象和未来图景,世界社会被看作乌托邦也是有因可循的。     

“疆界消失”时代的犯罪

1992年,日本警察厅在其发表的白皮书中,首次使用了“疆界消失”(borderless)一词.其原意是指国界、省界等地理疆界的消失,现也指“男女之间区别”等“社会疆界消失”.随着教育目标确定更重视对个性的尊重,社会价值观也变得多样化和无疆界化了.因而,以罪犯再社会化为目的的刑事政策,也必须相应地多样化.一、跨越地理疆界的犯罪概观日本警察厅白皮书中有关“疆界消失”时代的犯罪形态,其中的跨越地理疆界的犯罪,反映了汽车普及时代,使用高速交通工具实施犯罪增多的现象.与此同时,犯罪的广域化,也要求侦查犯罪的活动跨越各警察署以及都、道、府、县的辖区疆界.例如,1989年10月,爱知县丰桥发生的一起拐骗一名小学二年级少女(八岁)的案件,因爱知和静冈两县的警方没有很好合作,虽接连四次发现罪犯的汽车,但是却未能抓获罪犯,最后,少女被害,搜查失败.     

生逢拐点:“蚁族”还是“金蛋”?

为何在拐点来临之时,他们却没有成为金蛋一代?二元结构经济体的刘易斯拐点一说经常被经济学家引用,拐点到来之时,用工紧缺,劳动工资上涨,身处拐点之中的年轻人,找工作并不难,并能拿到一份比前辈们当年更高的工资,应当是幸福的。这样的情况,在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曾经上演过,那时的日本年轻人甚至被称为金蛋一代。     

"乌托邦的终结"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当代德裔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以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左派思想的倡导者而闻名,他早年曾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做过胡塞尔的助手,但比起他的老师们来,马尔库塞具有更浓厚的现实批判精神,他在黑格尔的意义上解读马克思的哲学,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与审美的乌托邦思想结合在一起,并将其引向社会批判,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功能和价值在于诉诸自由理性的实现和对现实的否定,这一点继承了马克思的理论批判精神,同时,他在现实的意义上提出了"乌托邦的终结"的思想,依此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意义.     

马克思“集体力”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马克思认为,分工劳动形成了特有的集体力,作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存在,呈现为成倍增长的生产力;集体力源自分工激发的理性成果共享,是人类从世界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拓展了国际分工关系范围,使分工成果共享得以更广范围更大程度实现,客观上构成共享集体力的世界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信息时代的创新选择。     

南京城:消失的老房子

一架高音喇叭正播放着《致青石街地块重点危旧房改造项目被征收居民第11封信》,语调铿锵有力。撒应禄家院门紧闭。播了快半年了。就两分钟的话,从早到晚讲了几百遍……精神折磨吃不消。10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年过八旬的撒应禄教授夫妇,在南京市青石街40号楼家里接待《南风窗》记者的来访。     

“独立”还是“自立”

正如冲绳艰难的近现代历史所显示出来的那样,冲绳人对和平的渴望往往被日美两个大国所压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崛起对冲绳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冲绳人早晚要认真考虑的问题。琉球是无法依靠军事力量来保全的。把琉球变成亚洲人相互交流的中心,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赖才是琉球的有效安全保障。     

深圳,有一个自行车“乌托邦”

在深圳,有几个年轻人用了3年时间推敲论证、寻找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要治愈自行车失窃这一中国城市病……     

从协商民主到“乌托邦恐惧症”

英国《政治研究评论》(Political Studies Review)杂志于2012第1期以民主与乌托邦恐惧症为主题,刊发了一组文章,探讨民主权威在协商民主理论中的重要性。本文为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大卫·史蒂文斯(David Stevens)为该栏目撰写的导读。在这篇导读中,史蒂文斯介绍了英国布朗大学教授大卫·伊斯特兰德(David Estlund)的民主权威理论以及围绕这一理论所展开的讨论。史蒂文斯尤其关注utopophobia一词。这个词是伊斯特兰德     

“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一个新的研究动向

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事件不仅昭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巨大转折,而且引发了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对传统的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方式和阐释方式的深刻反思。如今10余年过去了,在起初的“危机论”、 “过时论”的喧嚣归于平淡与沉寂的同时,一种旨在从学术层面上避开先定“框架”、情绪化“评判”和中间“环节”, “直接而全方位”地面对原始文本,回到马克思当年的历史语境,重新阐释其思想的研究趋向正初露端倪。“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Marx after Marxism)的提法就是这一趋向鲜明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