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规则的弱化:特朗普政府如何改变国际规则

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不少对于国际秩序颇具冲击性的做法,美国与国际规则体系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国际规则的广泛冲击是特朗普政府高度一致性的政策,其行为逻辑包括以“美国优先”为指导原则,改变原有的话语体系和“适当性逻辑”,不以盟友和对手作为政策区分的基本依据,强调获取明确可见的实际利益,在手段的使用上,通过广泛的极限施压等方式表现出与以往很大的不同。特朗普政府冲击国际规则体系的具体做法包括,对无益于美国的国际规则直接退出、对已经运行良好的协议进行再谈判、瘫痪已有国际组织的职能或降低其行动能力、在规则外自行其是等。特朗普政府的做法,造成国际体系中规则弱化的现象,对国际规则的长期有效性将产生深刻影响,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值得探讨的现象。     

自由国际秩序视域下的美韩同盟关系——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

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到拜登政府时期,美韩同盟关系出现了一些较为明显的调整和变化,这些调整和变化与美国对于自由国际秩序的政策发展具有一定的同步性。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原则,冲击了已有国际规则,降低了驻韩美军的维护成本,导致美韩之间的盟友关系疏远,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由国际秩序造成了破坏。拜登政府上台后明显减少了单边施压行为,旨在提高美韩同盟的凝聚力,同时寻求拓展和扩大美韩同盟的功能和范围,进而推动构建所谓的全面战略同盟,这些举措又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自由国际秩序。在拜登政府的推动下,当前的美韩同盟关系显示出“凝聚力更强”和“功能性更全”的特点,肯定会给中韩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不过,自由国际秩序自身存在严重缺陷,韩国对于美国也并非完全无条件跟随,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相关影响的限度。     

国际秩序互动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2018年,美国国会接连通过涉台法案,特朗普政府则对华发动了全面贸易战,中美关系越过"临界点"的说法已经从不确定的判断转变为严峻的政治现实。这一发展并非是因偶然因素的叠加突破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周期",而是两国在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领域的消极互动不断累积的结果。表面上,经贸相互依赖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能稳定地改善因政治、安全摩擦而不时恶化的中美双边关系。由于中美在国际经济秩序上接近的停滞和距离的拉大,这一相互依赖正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而由互补转变为竞争,这一质变甚至还在不断加速。因此,关系正常化特别是198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在本质上可能并不存在周期性,两国在各秩序领域的消极互动大体上在不断累加,最终越过了"非敌非友"的临界点。由于经贸关系这一"压舱石"本身已经部分质变,要想重新恢复关系的总体平衡,不仅需要缓解中美两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上的分歧,或许还需要通过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措施来"反哺"不断激化的经贸矛盾。     

特朗普政府的国际制度重塑战略

国际制度的构建对美国维护霸权是一个关键因素。特朗普政府接连退出《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多边协议,其"退出外交"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从表面上看,美国的这种退出国际制度的做法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它的全球领导权,其成本也极高,但深入分析便可发现,对于现存国际秩序的主导国——美国而言,这其实是一种制度制衡手段,即国际制度的重塑战略。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退出外交"的行为是以国际制度的重塑来低成本地维护美国霸权。特朗普政府选择退出或威胁退出国际制度并非单纯考虑经济因素,而是旨在通过"退出外交"扩充美国的权势和影响力。在动态权衡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之后,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制度进行了适当的收缩,达到了既减少自身的开支又维护了美国的霸权的目的。     

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

特朗普赢得2016年总统选举,曾引发美国对俄罗斯政策是否会出现剧烈变化的猜测。特朗普谋求与俄罗斯缓和关系,以扭转因乌克兰危机而深陷泥潭的美俄对抗。然而,特朗普的胜选及其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的意图遭到美国建制派的猛烈抨击和抵制。美国对俄政策不仅是美国政策制定者与俄罗斯的互动,更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内部激烈博弈的结果。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及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特朗普制定和实施对俄政策的总统权力受到国会及反俄势力强有力的束缚和规制。事实证明,特朗普政府的对俄政策并未出现逆转,而是延续了奥巴马执政后期对俄罗斯的对抗、遏制和威慑,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升级,导致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俄罗斯的接触。     

单边与多边之间:特朗普政府退约的国际制度逻辑

特朗普政府的退约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国际制度体系运转的广泛关注。退约本质上是为了协调国际制度的刚性承诺与国家的灵活性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以来,国际制度理论对退约的研究相对忽视和不足,尽管“制度困境论”“制度互动论”“制度收缩论”和“制度现实主义论”等学说提供了部分解释,但仍需要明确退约在现有国际制度研究谱系中的位置。究其原因,制度主义在研究设计中用“背叛”研究把退约排除在研究议程之外,而制度扩散长期掩盖了制度退出的影响。本质上,制度主义聚焦制度的形成和维持,是一种关注稳定大于变动的理论。为此,文章从制度要素出发,提出退约具有国际制度自身的逻辑和特征,即从制度成员身份、条约义务偏好和后果不确定性程度这三个方面对退约进行动态把握。特朗普政府的退约行为是历史延续性和当前的特殊性相结合的产物,不会给当前的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合作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对于美国退约后的国际制度行为,中国应高度重视,从政治、法律和经济等多维度加以全面审视,而非简单地从道德层面进行谴责。同时,中国在必要时需要重新审视退约作为外交战略的可选工具,以切实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特朗普执政对国际环境的影响

特朗普执政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广受关注的内政外交新举措,在多方面给国际环境带来新的变量和影响。在国际政治方面,特朗普政府加强关系性霸权而弱化结构性霸权,使得战后霸权国的国际霸权建设方向出现重要转变。在国际经济方面,特朗普政府采取美国就业和经济增长优先的政策导向,给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在地区局势方面,特朗普政府集中精力个别解决重点国际问题,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局势形成较为有力的冲击。认识这些影响及其趋势有利于把握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和全球局势的变化与走向。     

特朗普政府对缅甸罗兴亚危机的政策

自2017年8月缅甸新一轮罗兴亚危机发生以来,特朗普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声明、情况说明、特别简报会等方式阐述美国的政策取向和立场,展开美缅双边及国际多边危机应对外交,进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对缅甸军方的追责制裁。特朗普政府积极利用罗兴亚危机推行美国的"印太战略"。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的罗兴亚危机政策体现出高度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特征。特朗普政府的罗兴亚危机政策是"美国优先"国家安全战略下的外交政策产物,同时服务美国"印太战略",旨在防范和遏制中国提升在缅甸的影响力。     

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执政期间修正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叠加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对台政策,打"台湾牌"的力度加大,触及到美国涉台政策的传统支柱("一个中国政策""战略模糊""双轨策略"),并加快推动美台"官方关系"和"准同盟关系"。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调整,是美国遏华战略驱动、两岸关系形势变化、美国战略界保守势力推动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台海局势产生了复杂影响。     

特朗普政府旅行禁令的合法性研究——基于“特朗普诉夏威夷案”的视角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17年起通过行政命令和宣言的形式颁布了一系列旅行禁令,2020年又在现行有效的三号禁令上新增六个国家,引发国内外争议。这些禁令因涉嫌针对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而受到来自多个州的司法挑战。201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特朗普诉夏威夷案(Trump v.Hawaii)中对三号禁令的合法性做出判决,多数意见认为禁令符合《移民和国籍法》授予总统禁止外国公民入境的权力,也符合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因其基于国家安全而非宗教敌意做出,满足合理性审查。但法院对审查标准的选择和适用受到质疑,多方批评其没能正视此项穆斯林禁令的真实动机。本案充分表明美国总统和行政机构在管理外国公民出入境方面享有极大权力空间,且可能涉及歧视问题。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前瞻: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未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既有确定性,也有不确定性。确定性主要在于其对华战略执行的环境,以及特朗普个人对中国的定位、其对华战略目标及战略手法;不确定性主要存在于特朗普个人战略考虑转化为政府战略和政策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内部政治及其发展演变。这些确定因素与不确定因素叠加,决定了特朗普政府短期内的对华战略。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基于政党政治的研究视角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理念和特征,这同美国当前政党政治的需要和变化密切相关。政党政治是美国政治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党之间为争夺对政府或国会的控制权的博弈贯穿于公共政策的整个决策过程,贸易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更是双方争相使用的重要工具。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以逆全球化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国家参与的"对等贸易"为理念,从外在表现形式来看,具有贸易保护手段更为直接、更为立体、对华贸易态度更为强硬、以维护美国经济霸权为核心目标四个鲜明特征。究其原因,贸易保护主义在本质上依然是美国政党政治的工具:它是共和党和特朗普谋取两党力量比较优势和总统选举的重要工具,是他们参与国际政治博弈以纾解来自国内政治压力的工具,是两党对贸易保护发展路径依赖的制度性工具,更是特朗普及共和党应对国会中期选举和2020年总统竞选连任的现实有效工具。     

双层博弈理论视阈下特朗普政府的朝核政策

美国的朝核政策是决策者在国际层面博弈和国内层面博弈,以及这两个层面相互博弈的产物。特朗普政府朝核政策的主要特点包括:对朝鲜实行"最大限度施压"政策和"所有牌都摊在桌上"威慑战略,并未完全关闭与朝鲜谈判的大门,以及要求中国对解决朝核问题发挥最大影响力。特朗普总统主导政府朝核政策的决策,但其主要顾问起着一定的纠偏和危机时劝阻作用。美国国会一部分议员反对特朗普政府对朝进行先发制人打击,也有一些议员主张通过对华施压来迫使中国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和美国在韩国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     

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解析

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是其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全球战略调整的考量,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初调整了奥巴马时期对东南亚地区的"全方位介入"政策,降低了该地区的战略层级,改变了多边贸易政策,仍将南海问题作为重要的战略支点,并在宗教、人权和发展等软性议题上不断挑起争议。"印太战略"的推出是特朗普政府力图提升东南亚地区战略价值的重要举措,随着该战略的推进,美国从政治、安全、经贸等方面强化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并试图使东南亚地区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外线。然而,由于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受到多方面制约,美国将难以实现对东南亚地区的持续介入,该地区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并不稳固。美国只有寻求与中国的良性互动和建设性协调,才能实现东南亚地区的秩序转型和规则重塑,稳定美国-中国-东盟三边关系。     

从全面去合法性到选择性嵌入:冷战后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及其解释

作为一个地区强国和崛起型国家,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突出反映在其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上。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和文化主义均不能全面地解释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文章运用话语分析和模糊集合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正在从全面去合法性向选择性嵌入的方向转变。对于这一历史性转变,文章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武器"的理论框架进行解释。冷战结束初期,中国更多地依靠弱者的武器;21世纪以来,中国开始综合使用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武器。     

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趋向:新一轮“战略忍耐”?

特朗普上任三年多来,对朝政策先后经历了以"极限施压"为基调的第一年、以"峰会外交"为基调的第二年,目前开始向新一轮"战略忍耐"转轨。相对于奥巴马对朝"战略忍耐",特朗普新一轮对朝"战略忍耐"既有一定的继承性,也有不少新变化。美新一轮"战略忍耐"将不再奠基于"朝鲜崩溃论",美动用武力迫朝弃核的"窗口期"也基本关闭。特朗普奉行对朝新一轮"战略忍耐"有可能打开国际社会"默认"朝鲜实际拥核国身份的窗口,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也可能诱导日、韩采取核"跟进"政策,致使东北亚出现新一波核扩散浪潮。如果是前一种态势,则朝鲜半岛及东北亚有望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如果是后一种态势,则朝鲜半岛、东北亚及中国周边环境有可能更加动荡、复杂,甚至进入一个新的严峻时期。中国应认清特朗普政府对朝"新战略忍耐"的政策本质与特点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挑战与机遇,力推重启"六方会谈",力促朝核问题相关方达成以"双轨并进""双暂停"及以朝鲜"冻核"换取美韩放松对朝制裁等为内容的国际妥协,为实现朝鲜半岛及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尤其要谨防东北亚出现新一波核扩散浪潮。     

金特会与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调整

正2018年6月12日,举世瞩目的金特会在新加坡顺利举行,在近年来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因朝核问题发酵而持续紧张并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此次美朝元首会晤从客观上讲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点在金特会后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得到了鲜明体现。因此,笔者将首先对金特会以及会后发布的美朝联合声明进行简要评析,在此基础上探讨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调整的主要动因及其对美朝关系以及东北亚安全局势走向的影响。     

美国主流文化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CSSCI

美国主流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要一支,具有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强调以斗争/征服为情感基调,坚持"他人即地狱"式自我中心主义情感模式,秉持排他性、单一性文化结构,内部崇尚"以他人为敌"式竞争、外部热衷排他性战争。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深受其影响,"美国优先"原则的提出正源于此。用美国主义取代全球主义,中美间的合作性减弱,冲突性骤增,对中国的贸易战愈演愈烈,加大打"台湾牌"力度,拉拢盟国构建对中国的包围圈,以此遏制中国崛起。研究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与美国主流文化间的关系,有助于认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本质和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推动双边关系向健康、积极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转型:一种类型化分析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崛起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讨论。然而,学界对于国际秩序定义的持续争论,以及世界政治中"秩序转型"机制的理论化缺失,使得这些争论各执一词。文章通过回归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引入国际秩序的综合定义,并对其进行分层(基于规范、基于权力和基于规则)与分类(安全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在此基础上,文章区分了国际秩序转型的三种不同形态,分别是基于规范秩序的系统性转变,基于权力秩序的格局性转变,以及基于规则秩序的制度性转变。在亚太地区秩序转型的过程中,国际秩序的九个维度呈现复杂而多样的动态发展趋势。作为塑造未来地区秩序的主要行为者,中国同时扮演着支持者、改革者和挑战者等多重角色。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将比普遍认为的面临更多困难,其结果也充满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