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关于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以中美关系为例

美国从冷战时期开始就逐渐发展起一套危机管理的理论、机制和方式.中美危机管理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进行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在中美危机管理中既运用其一般意义的危机管理理论和机制,也有一些独特的指导思想和方式.这些对中美危机控制的实践有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在实践中都积累了一些危机管理经验,并开始建立某些危机管理机制.由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不同,中美两国现有危机管理机制差异较大,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与适应.影响中美危机管理的主要因素包括实力对比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危机的结构、各自国家的对外战略、国内政治因素、盟国和盟友关系、文化和价值观念等.     

编者的话

随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两国间的贸易战暂告一段落.然而,贸易战背后的高科技技术与规则之争却不会因协议的签订而停止,而是会成为新形势下中美竞争的主要领域.本期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专栏即聚焦于此.面对中国华为公司在5G技术上的明显优势,美国向其盟友施压,试图联合后者加以禁用或者限制,以阻碍中国在该领域获取主导权乃至规则制定权。     

东南亚国家发展5G技术的现状与前景

东南亚各国高度重视5G技术对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着力推动5G技术在本国落地.新冠疫情虽然让部分国家推进5G速度有所放缓,但各国发展5G技术的意愿更加坚定.东南亚发展5G技术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随着东南亚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诸多大型信息技术公司看好东南亚市场前景,纷纷加大对东南亚的投入.然而,美国执意将5G问题政治化,在东南亚封锁、打压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扭曲生产要素配置,将经济、技术问题意识形态化,强迫东南亚国家减少采购中国企业的5G设备.同时,东盟缺乏在5G领域制定规则和制度的政治意愿,不够重视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未能通过务实合作抢抓5G规则的制定权,逐步丧失引领区域5G合作的主动权.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各国在5G设备选用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策略.一些国家继续使用中国公司设备,个别国家转而使用非中国企业设备,部分国家试图淡化地缘政治竞争色彩.未来,东南亚国家会继续游走在中美之间,从传统的"两边不得罪"的政策取向出发制定5G政策.东南亚国家将加强东盟内部在5G问题上的协作,创制数字时代发展新概念,制定相关规则和制度,在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引领区域发展.东盟还将以5G合作为契机,加强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助推中国—东盟合作提质升级.     

对冲地缘政治风险：跨国公司战略联盟与俄欧天然气政治

本文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商务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将战略联盟作为独立分析单位引入跨国公司与地缘政治的互动分析之中,考察商业利益影响地缘政治的机制与逻辑。跨国公司利用战略联盟这一有效制度安排,将国家行为引致的地缘政治风险锁定在可控范围之内。为实现上述目的,本文还进一步构建了"战略联盟—地缘政治"二元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概括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互动模式,并以北溪管道财团、南溪管道财团和纳布科管道财团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与检验。研究发现,市场权力和联盟结构是决定战略联盟对冲地缘政治风险的核心因素。就二者互动关系而言,市场占有率和公司规模不仅影响跨国公司的市场权力,而且决定其主导联盟伙伴关系的能力;联盟结构的不同类型反过来也会影响战略联盟利用市场权力对冲风险的结果。本文构建的"战略联盟—地缘政治"二元分析框架为考察俄欧天然气政治演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为中国能源企业海外经营时如何规避地缘政治风险提供了有益启示。     

冷战后的美国防务贸易出口控制改革

冷战后,为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更好地促进国家利益,从克林顿到奥巴马,美国政府一直坚持改革防务贸易出口控制,但改革一波三折,直到奥巴马政府才取得重大成果。防务贸易出口控制改革的基本方式是通过扩大许可证豁免的范围,实现防务物项或技术更好和更快地向盟国或友好国家出口或转移,其目的在于保持美国对潜在敌人的技术和战争优势,提高盟国的军事效力,加强美国与盟国协调作战的能力;扩大防务合作范围。通过更好、更快地向盟国出口或转移防务物项或技术,不仅强化了美国与盟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强化了建立在共同安全基础上的军事和政治关系。改革也使美国巩固了其在世界军火市场的突出优势地位,增强了盟国在军事和防务上对美国的依赖,有助于美国克服金融危机和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本质上,防务贸易出口控制改革就是鼓励与值得信任的盟国的防务合作,它加强了以美国为首的军事、政治联盟,巩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是美国更好应对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崛起的手段之一。     

再保证与再地区化:“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CSSCI

2017年以来,美国及其盟友相继推出了“印太战略”,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显著加剧。由于美国拓展了对华竞争的领域、增加了竞争强度,中国面临的军事安全威胁、集团政治压力和产业脱钩风险都有所增加。因此,稳定和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助于中国缓解“印太战略”的压力。在美国强化战略竞争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义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安全缓冲地带、经贸桥梁和多边主义旗帜。与此同时,“印太战略”的出台也增加了东南亚国家对中美关系由竞合走向对抗的担忧,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希望中美在安全上各自自我约束、支持东盟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并遵守地区规范。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对待彼此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反映出应对“印太战略”的压力,由此所作的政策调整对彼此的合作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即双方在政治和安全互动中不仅需要顾及彼此的关切,加强对对方的再保证,还要通过共同推动建立地区经济合作框架,来抵御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冲击。     

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

供应链安全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战略性议题。究其缘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及其暴露的美国供应链风险是诱因，以供应链为纽带的中美产业技术竞争催生的霸权焦虑是根源。因此，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是中美竞争背景下霸权护持的新探索。文章从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对外政策内外逻辑互动的既有研究出发，构建了一个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的分析折中主义框架，对该战略进行探讨。概言之，其生成以内外互通为逻辑，在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与科技优势、助推中产阶级利益导向的国内改革和重建新政联盟以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的同时，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拓展盟伴关系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外交与战略基础。其布局以内外互补为逻辑，将产业技术政策与供应链安全联盟战略紧密配合以分别推动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外包。其特点、影响与局限内外互联，表现为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外交上的伪多边主义及战略上的供应链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在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剧逆全球化与深化中美竞争的同时面临美国国内经济压力与政治极化、外交上联盟内部张力及战略上产业技术分工市场规律的结构性制约，因而该战略能否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新抓手需密切关注。     

美国对亚非会议政策再探讨——基于东亚冷战的视角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东亚地区冷战的特点是美国着力组建旨在遏制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而中国通过落实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政策力图突破美国的封锁。亚非会议成为中美两国冷战角力的焦点。美国对亚非会议的政策有两个基本点:第一,美国不公开反对召开亚非会议,但鼓励所谓“温和国家”与会,以间接发挥美国对会议的影响力;第二,全力阻止会议发起国做出邀请中国与会的决定。在行动没有奏效的情况下,转而要求自己的盟国代表“自由世界”发言,尽可能限制中国代表团在会上的影响。会议开幕后,美国没有对周恩来提出的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声明给予积极回应。会议结束后,美国逐渐认识到周恩来的外交活动在会议上取得了成功,但仍然未能促使它改变遏制、敌视新中国的政策。     

美国南海政策的军事化及其影响

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两国竞争加剧。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南海政策的军事化倾向尤为突出。通过案例分析、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美国南海政策军事化及其影响进行探究,可以看出美国南海政策军事化的主要目的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提升了"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和烈度,增加了在南海内沿和外围的军事战略存在,还加强了与盟国的同盟关系。不过,美国国内有一部分人认为南海政策军事化目前并未达到其希望的效力,反而使美国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愈加难以保持平衡。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受到挑战的同时,中美关系也因此有所倒退,南海局势变得更加复杂。鉴于此,中国一方面要保持克制态度,增强危机意识,做好预案,通过高质量外交对话等方式增进与美国的政治互信,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推进与东盟国家《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谈判与磋商,与东盟国家一道维护好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美战略竞争:韩国的认知与回应

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和战略互信的下降,中美战略竞争明显加剧.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关乎双边,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有重要影响.中国是韩国的头号贸易伙伴,美国是韩国的盟国,在中美之间,韩国保持一定的战略平衡极为重要.本文主要分析了韩国学界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涉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内涵、影响与前景等方面,并对韩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应对进行了深入分析.总体来看,韩国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既受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影响,也与韩国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密切相关.对于韩国而言,中美两国对韩国的战略选择与国家利益都有重要影响,如何尽可能减少中美战略竞争对其负面影响,关键在于不要卷入中美之间的核心利益竞争,并尽可能地在中美之间积极发挥沟通协调作用.     

北约的变化及未来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特别是“9·1 1”事件以来 ,北约的性质、职能和目标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如何认识变化中的北约 ,给北约准确定位 ,是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从美国全球战略、北约适应性改造以及美欧俄的关系互动等不同角度 ,对冷战后北约的演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和分析。本文认为 :北约正在演变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与欧洲统一稳定的一个工具 ;北约在不断调整军事战略的同时 ,其政治功能空前加强 ,正在演变成为一个成员众多、没有固定敌人的合作安全体系 ;北约内部的凝聚力将逐渐趋于松散 ,无论美国还是其他欧洲盟国对北约的依赖都将下降 ,对北约的使用也将日趋灵活 ,联盟关系将进入相对不稳定的时期。北约从军事联盟向北约范围内的安全共同体的转变 ,有利于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大国竞争、精英联盟与制度变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制度演进逻辑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成为吸收国际资本最多的国家之一.在不同的大国竞争背景下,围绕着外来资本对国家经济和安全造成的影响,美国的国家精英之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并推动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及其外资监管制度的创立、强化与升级.文章通过区分美国面临的大国竞争类型和国家精英在投资政策上的偏好,构建一种大国竞争影响国内精英联盟的分化与组合,从而导致美国外资监管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通过追踪和比较分析CFIUS的三次制度演进,研究发现,在美苏安全竞争的背景下,与盟国的投资合作可以产生积极的安全外溢效应,国际导向型的经济与安全精英利益互补,维护了开放的投资政策;在美 日经济竞争时代,宽松的监管制度带来的即时安全效应下降,国内导向型的经济精英联合安全精英,强化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在中美经济与安全竞争双重交织的压力下,中国企业的在美投资交易产生了消极的安全外溢效应,美国国内精英联盟形成合力,进一步升级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CFIUS的制度演进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美国虽然号称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但事实上仍在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断通过国家构建来应对外部竞争压力.     

位势、威胁认知与美国联盟体系的演进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欧非等不同地区建立了不同的联盟机制，组成了美国全球大战略中的联盟体系。随着国际社会“时”与“势”的重要转变，美国联盟体系不断演进并表现出不同特征。美国在不同地区联盟的设置诱因，它们在体系、结构、认知等层面的关联，以及如何影响“印太战略”的实践是文章的研究核心。文章从国际政治的权力动态转移出发，根据位势的强弱和威胁认知的高低，深入阐释了美国不同联盟机制的演变及影响。强位势优势及高威胁认知影响了同心多边机制及其变种的产生，强位势优势及低威胁认知则可能会催生出强多边机制及其变种，弱位势和低威胁认知下的结构关系较为松散，这些联盟机制均服务于建立、维护和拓展美国的全球霸权。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战略东移以及地缘政治博弈的逐渐升级，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也体现了“变”与“不变”,弱位势及高威胁认知，刺激了美式小多边机制的产生。文章对美国联盟体系演进的分析突出了行为体间及其内部的互动逻辑，拓展了无政府状态下研究国家战略的视角和维度，在回溯历史和研判当前国际局势的背景下，为管控当前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建立美式小多边开展“阵营化”对抗所带来的地区风险，提供了重要路径。     

欧洲难民危机政治影响的双重分析

史无前例的欧洲难民危机对欧洲国家和欧盟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科隆集体性侵案发生以后,欧洲难民危机的政治影响更加显著。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层面上,难民问题导致选民基础发生急剧变化,选民分裂与对抗加剧、反伊斯兰化的团体势力正在壮大、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迅速崛起,慷慨接纳难民的欢迎文化备受质疑,接纳难民的政治决策正在发生逆转。在欧盟的层面,欧洲难民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联盟政治根基的脆弱性,让欧盟基本的价值理念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以及国际条约的约束力遭受重大冲击,疑欧主义政党迅速崛起,某些国家的脱欧倾向明显,欧盟面临着解体的巨大风险。     

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的楔子战略

冷战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联盟体系的持续对抗,美苏在避免直接战争冲突的前提下都竭尽所能地采取楔子战略以分化和削弱对手。对于美苏双方而言,谁在分化和削弱对方阵营方面做得更成功,谁就更有可能取得冷战竞争的优势和胜利。分而制胜的楔子战略是美国赢得冷战的重要法则之一。基于联盟重组、联盟解除、联盟预阻和联盟分化等多重目标,美国不断采取楔子战略限制苏联势力范围扩张,削弱其已有的联盟体系。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主要聚焦于限制和弱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主线,其作用机制在于增加试图与社会主义阵营接近的国家的代价,或加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的利益分歧,使对象国履行联盟义务的意愿下降。具体而言,一是限制苏联势力范围扩张,阻遏其他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接近。二是分化社会主义阵营,加剧苏联阵营内部的困难。三是软硬兼施,将苏联的边缘盟友拉入美国战略轨道。基于战略利益、战略阻力、战略资源的差异性,美国在世界各地采取了语言、经济、政治、军事等不同类型的楔子策略。美国的楔子战略在分化中苏同盟、离间苏东关系、限制苏联在拉美、中东、非洲等地的势力扩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助于美国赢得冷战的最后胜利。     

过度扩张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前景论析

"亚太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核心。该战略实施以来虽一直饱受争议,但大体得以推进并取得了显著收益,特别是扩展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和战略存在,同时对中国崛起构成了一定的战略压力。然而文章认为,伴随着再平衡的不断演进,地区国际政治变迁已使美国在亚太过度扩张,它集中体现为亚太再平衡的内部和外部战略成本,包括盟友体系的弊病和风险、中美战略互疑的不断加深、跨太平洋经济合作构想面临的内外挑战、美国国内政治"迷思"对该战略有效性的伤害以及美国在其他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的困难高于预期等,已经逐渐超出其上述战略收益。在这种困境下,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着在战略上"保持介入"和"进行收缩"的两难选择。尽管截至目前,美国国内围绕以上两种选择的争论仍在持续,但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调整已不可回避。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不稳及中美就推进"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达成共识的背景下,未来5到10年,陷入过度扩张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更有可能朝着"有限收缩"的方向发展。     

二战后东亚秩序:历史演进与转型瓶颈

二战后东亚秩序的独特之处在于,东亚大陆地区和东亚沿海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彼此割裂、尖锐对立,是一种典型的"陆海分离型"秩序架构。在政治上,中国主导的东亚大陆地区与美国卵翼下的东亚沿海地区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外交上互不承认;经济上,美国对新中国实施经济禁运和贸易封锁,中国与东亚沿海国家的传统经济联系也几乎割裂;安全上,美国在东亚沿海地区建立起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对新中国进行军事包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战略和解、90年代冷战结束以及21世纪以来的东亚权力转移,这一"陆海分离型"秩序逐渐发生变化,出现了政治和解、经济融合的积极势头。不过,在安全领域依然存在瓶颈,无论是在中美之间,还是在中国与部分沿海国家之间,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安全困境。东亚秩序能否突破安全瓶颈,最终实现陆海秩序的融合,将不仅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战略互信建设,也取决于东亚国家内部能否克服安全上的互信赤字。     

论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

在当前中美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呈现显性化、复杂化和激烈化的背景下,"选边站"势必成为第三方国家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客观认识和分析选边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从理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第三方国家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四个层面的因素有关,分别是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这四大层面因素的各类变量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最终在特定议题上复合交汇,影响国家选边站的决策制定.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文章探讨了英国在中美有关华为5G博弈问题上的选边站行为的影响因素,指出国际体系和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外部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对其选边站决策的作用机制,显示出文章提出的理论框架对于探讨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战略探析

自特朗普政府伊始，美国回归大国竞争战略，将中国视作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以往的大国竞争格局，中美战略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科技、数字基建等“低政治”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正在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战场。美国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占据全面优势，其对华科技战略采取了“内部自强”和“外部制衡”的双重选项。这一战略在充分发挥美国科技制度、资源和环境优势下，将政府、思想库、新闻媒体、私营企业、科研机构、盟友伙伴等各方力量协同起来，综合运用立法、行政、司法、社会动员、外交等手段。但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国内外因素的掣肘。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将维护美国全球科技领先地位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等同起来，着力凸显科技的安全属性，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呈现出一种“泛安全化”的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将给中国的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挑战。     

欧洲难民危机:结构、成因及影响分析

进入欧洲国家的难民是全球难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来自西亚和北非地区,尤其是叙利亚和阿富汗,难民进入欧洲的主要路线是地中海中线、地中海东线以及巴尔干西线。美国因素、欧洲国家因素、国际格局、人口走私组织以及欧洲国家内部对待难民的差异等因素是产生欧洲难民潮的基本因素。欧洲难民潮对欧洲国家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难民危机凸显了欧盟内部的分裂;冲垮了欧洲难民法律的束缚和欧洲国家的共同边界;必将拖累欧盟经济的恢复,延缓移民与难民政策上的一体化的步伐;有可能对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构成严峻挑战;有可能引起欧洲国家社会内部的分裂,挑战欧洲国家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有可能让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新纳粹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思潮沉渣泛起,让高举反移民旗帜的欧洲极右翼政党东山再起,从而推动欧洲国家的政治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