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外交政策之关系研究

20世纪末期以来,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气候外交也成为全球外交领域的热点。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外交实践中,中国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气候变化战略及与之相应的外交政策。当前可从以下几方面统筹我国气候变化战略和外交战略:加强顶层设计,职能统筹,协调相关各部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外交政策;及早制定并实施科学的"减缓战略"和"适应战略";利用发达国家的危机,灵活应对,争取气候谈判中的主动地位和话语权;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努力;充分认识和发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强关于气候问题的公共外交和舆论引导,全面介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与进展。     

气候变化的正义

美国政治学协会刊物《政治学与政治》(Political Science&Politics)2013年第1期以"气候变化的正义"(Climate Change Justice)为专题刊发了六篇文章,主要讨论了气候变化给公共政策带来的挑战以及我们如何塑造可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本文为这个专题的第一篇文章,也是该专题的导论。在这篇导论中,作者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进行了概括性的阐述,并回顾了近年来人类为应对这种挑战所做出的贡献。作者还特别介绍了     

转型期中国财富的增进源泉、分配正义和主要路径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进入了由混合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过渡的转型期,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逐渐凸显,其中迫切需要关注的是社会财富的增进及其分配正义问题。财富,主要指社会财富,是包括物质和精神在内的一切对个人成长和人类发展有效用的以货币或其他形式表现的客观存在的总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进和分配正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且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前者需要包括土地、劳动、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的集合汇聚和共同创造,后者需要考虑"应得"之善与"配得"之善的统一,要将按劳分配的基础性、按生产分配的倾向性和按贡献分配的引导性作为分配正义的主要进路。     

中国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

1990年启动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是公认的冷战结束后最重要的多边外交谈判之一。由于中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突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政策和立场越来越关注。在涉及中国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所有议题中,核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什么时候会开始量化减排温室气体?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是在20世纪中叶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之前,不可能承担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对此,西方国家一直不愿接受,并对中国频频施压。国内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看法。本文认为,只有了解中国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立场的形成机制,才能对这一问题做出比较合理的判断。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决定中国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立场的基本因素,指出中国何时参与量化减排义务取决于减缓成本、生态脆弱性和公平原则三个变量的变化,并据此对中国减排温室气体的时间和方式进行了展望,强调在一定条件下,中国的减排进程可能加速。     

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分析

非洲国家在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同时,也制定了相应的国内措施以应对气候变化,后者可分为"专门政策型"和"相关政策型"两种类型。但是,目前制定应对气候变化专门性国家政策的非洲国家较少,多数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是通过发布较为宽泛的纲领性、宣示性政策文件,辅之以在其他相关国家政策中体现气候变化的内容。从比较的视角来看,非洲国家在气候变化立法及政策上较为落后,需要加以完善和提高,同时,也不可忽视其中存在的利益博弈和"气候陷阱"问题。     

激进的正义:论艾利斯·马瑞恩·扬对“分配范式”的批判

艾利斯·扬对正义理论的突出贡献在于她对正义的"分配范式"的批判。仅关注分配正义的危险在于忽视了社会政治权力即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政治地位问题。扬对政治正义的阐述汲取了罗尔斯的社会基本结构等进步思想,在摒弃诺齐克非历史的正义模式的同时利用了其自我所有权理论,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联系模式"概念,将正义思考的范围扩大到全球层面,提出了一种结构性正义的责任理论。     

生产的正义

在社会正义的价值问题的研究中,生产的正义是一个重要却未能得到充分重视的议题。与分配正义不同,生产的正义是关于初次分配正义所支配的益品如何生产、由谁生产、产量多少、条件几何的正义理论。说明生产正义的要求,核心问题是看待和解决个体职业选择与国家强制分配之间的关系。对此,当代正义理论的基本共识是,正义意味着不限制职业,正义意味着不允许国家强制分配工作。本文认为,这种传统观点仍不完备且存在内在矛盾。通过分析,作者提出生产的正义应该包括两个基本观点:(1)正义不直接限制职业选择;(2)通常正义禁止国家强制分配工作。这说明,人们有权以合法方式自由选择所欲的工作,国家必须依靠激励机制来提供重要益品。     

中国建设“一带一路”面临的气候安全风险

气候变化可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实施产生重大影响。作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点区域,如东南亚、南亚及中亚等地区,存在着一系列气候安全风险,如由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贫困加剧、移民增加、社会动荡、跨界资源冲突、恐怖主义蔓延等。为保证该战略倡议的顺利实施,中国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利用现有环境与气候合作机制,协助提升沿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批准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原则;发挥融资机制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提高各方应对气候变化的自觉性;针对沿线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状况,制定灵活的战略实施方案。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基于欧盟、美国、中国的比较

国际制度竞争根源于国内制度实践,中美欧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主要谈判方,三者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倡议都源于其内部减排制度的实践。欧盟内部形成了总量控制与排放贸易的减排制度,美国国内形成了基于自由市场哲学的地方排放交易制度,中国国内形成了"国家—发展型"减排制度。三种制度的形成都受到各自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这种制度差异传导至气候外交领域,使欧盟侧重于建立全球总量控制和约束性减排机制;美国倾向于建立完全基于市场竞争的减排制度;中国则主张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建立多元共生的减排体系,且不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这些政策差异成为三方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制度竞争的基础,而制度竞争也反映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从理论上看,三方围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体现了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密切关系。由此说明,在研究中将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相结合具有合理性。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正义

20世纪,在道德、社会和政治哲学领域发生了两个至今仍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理论事件:一是罗尔斯社会正义理论的提出;二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兴起。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社会正义理论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误解的那样,是一种赞成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反,它是中立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规范性思考。罗尔斯提出的广义的反思平衡方法是证成一般的规范理论和正义原则的理想方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经验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进行了阐释和重构,而且在围绕罗尔斯的社会正义理论所展开的重要哲学争论中发出了有影响力的声音,特别是科恩提出了自己的激进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原则。我认为,我在对罗尔斯的理论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作为公平权利的正义"理论既优于罗尔斯的原初理论,亦优于科恩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激进平等主义理论,并且是可被接受的最合理的平等主义理论。     

气候变化与中国周边地区水资源安全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地区水资源安全的重要因素。气候变化将加剧中国周边地区的水资源短缺性危机,加速青藏高原冰川融化,引发大规模的水环境移民,由此推动水资源问题实现"安全化";同时将导致跨国界河流径流量的年际和季节性变化增大,加剧国家之间的水资源分配和供应的不稳定性,进而诱发种族冲突和引发地区动荡。另,"中国水威胁论"会被推波助澜,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误导周边国家民众客观认知中国。对此,中国应充分发挥负责任地区大国的作用,以积极姿态携手周边国家在气候合作框架下制定相应的对策,加强对周边国家的资金支持与援助力度,帮助其提升水资源管理和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共同推动水资源安全的实现。     

专题研究: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

<正>编者按2015年堪称"气候变化年",因为2015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将在法国巴黎举行。大会将就2020年后的国际气候机制进行最后谈判。由于此次大会事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和前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时相比,当前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不仅表现在从环境、经济和伦理上理解气候变化问题,而且不断从更广泛视角即安全视角审视气候变化问题。2011年,联合国安     

中美气候变化合作与中美军事关系

气候变化是人类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重大挑战,但这一重要命题却在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难以找到破解良方。作为对全球治理气候变化最具影响力的中美两国应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在适应和后续应对方面进一步提升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军队应加强在人道主义救援和灾难救助领域的协作和配合,尤其是在对两国均具有战略利益的地区。而中美在敏感军事领域的有效合作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     

低碳发展中的中国国际责任

气候变化引起的粮食安全、水资源稀缺、海平面升高、生态系统崩溃等诸多自然和社会危害,从根本上触及人类的生存,使得人类不得不对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进行系统反思,以寻求未来的发展之道。2003年英国布莱尔政府发布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标志着以减缓气候变化为主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目的低碳经济,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流选择。     

后哥本哈根时代我国面临的气候变化新形势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生存和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联合国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分别以《公约》及《议定书》缔约方大会决定的形式通过会议成果文件,形成了《哥本哈根协议》,标志着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科学应对气候变化是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中国应把握机遇,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     

论碳外交与多边经贸外交的协调共进——以应对气候变化为视角

当前的外交领域尤以多边环境和多边经贸外交为重。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起点的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多边环境协议通过碳外交谈判的形式创造了减排温室气体的原则和框架体系,形成了激励不同发展层级的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灵活机制。同时,随着全球金融动荡引发的经济衰退不断加深,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借口采取的以碳税为代表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又开始抬头,使既有的多边经贸规则面临冲击。因此,有必要将多边环境和多边经贸这两个外交领域的交叉问题通盘考虑,通过外交政策协调,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多变环境协议与维护自由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完善,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国际环境治理和国际自由贸易的健康发展。     

论环境正义问题的国际化

本文是基于现实,在国际视野下对环境正义问题的研究。以环境正义的概念为理论基础,本文重点描述了环境正义国际化的表现,以客观的数据显示当前国际环境正义问题的突出问题。最后,本文论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处理原则符合环境正义的目标,为环境正义问题诉诸法律途径解决确定了一条相对合理的标准。     

读者

<正>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直逼政治体制改革石勇(资深媒体人)据说作为一种政治承诺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发改委仍在"制订"当中。但即使它可以在年内出台,能否把"社会结构基本"调节得符合正义,也是一个问号。这些年,社会的贫富悬殊已经达到了多数人要求重新洗牌的境地,但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提     

G20能源议程与全球清洁能源转型

2021年10月30—31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此次峰会主题为"人、地球与繁荣",主要聚焦当前全球面临的两大最紧迫挑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气候变化.G20成员主要由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组成,代表性强,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实现清洁能源转型是G20成员肩负的重要历史责任.随着《巴黎协定》的签署,G20能源议程不断深化,近年来大量涉及气候变化、能源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此次G20罗马峰会承诺采取具体有效的减缓、适应行动,加大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到本世纪中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碳中和),同时保持能源安全,保证实现一个公正有序、可负担的能源体系转型.作为G20的重要力量,中国在推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清洁能源转型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引领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注入强大动力、作出重要贡献.     

转型期分配问题的制度研究

在社会转型时期,基本的制度安排造成了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制度正义主要以权利平等、程序意识、差别原则、政治合法性等基本支撑要素作为其理论架构,是评价制度的重要道德尺度,能够为更好地理解分配问题提供一种基础性视角。对于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多方面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