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内容与机制

软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紧密相关。在社会转型期,中国软治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遇到了很大挑战,主要表现在软治理的价值、内容及机制等方面。为了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软治理必须融入到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当中,可以分别从价值构建、内容夯实以及机制创新等方面来进行回应,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全面保障。     

国家治理现代化:国际经验与教训

世界各国经过艰难漫长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形成了全能国家型、自由放任型、社会市场型、现代威权型、替代主导型、现代治理型等各类特色鲜明的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模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并不存在统一模式与发展路径,各国应将独立探索与开放借鉴相结合,根据本国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构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平衡,提升国家治理效率与效能。     

提升国家有效治理:核心关切与基本框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有效性,是中国未来较长一段历史时期政治发展的重要任务。面对潜在国家认同危机和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从凝聚国家认同、维护国家安全、优化治理效率和提高治理效益四个方面搭建提升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基本框架,通过有力而明晰的政权与稳定而积极的民情相互强化,共同维系国家的有效治理。     

西方国家选民问责政府的路径分析——兼谈西方国家选举对政府问责的影响

政府问责是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西方国家的选民通过直接路径、间接路径和复合路径三种方式来向政府问责。这三种问责路径与西方国家的选举活动和选举制度密切相关,选举对政府问责有着很大的影响。西方国家的选举与政府问责的关系对我国的选举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府问责制度的完善有可借鉴之处。     

转型国家的治理结构与策略选择——基于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大规模制度变迁促使转型国家从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结构迈向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公共治理,还是私人治理都出现了功能紊乱与协调失灵,形成了程度不同的治理危机,影响了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本文对转型国家在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公民社会构建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比较,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生物安全治理——生成逻辑、实践价值与路径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的论述,标志着总体国家安全观日臻成熟和完善。在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形势下,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战略指导,积极探索生物安全治理问题,对于丰富国家治理体系内涵、提升生物安全治理水平以及保障国家总体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应对生物安全挑战,既需要战略引导下的大国决断,也需要在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加强国际合作。中国应进一步采取多元而综合的治理手段,提高维护安全的能力,更好地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在推进生物安全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应以顶层战略设计为先导,以法制体系构建为基础,以科技攻关为核心,以治理机制建设为关键,以国际协作为动力,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治理鸿沟:全球化与西方民主的危机

一场治理能力危机正吞噬着世界各大工业化民主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正不约而同地经历着政治衰退,这不是巧合,而皆是全球化所致。纵观整个西方开放社会,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选民对政府的期待与政府实际所能满足的要求之间正出现越来越大的鸿沟。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善治的需求与政府实际缩水的治理供给之间严重失调,西方世界的权力和效用岌岌可危。     

金砖国家与全球能源治理:角色、责任与路径

金砖国家都是全球能源市场上举足轻重的角色,面临共同的压力与挑战,具有大致相同的能源利益与诉求。金砖国家应该建立开放性的多边能源合作机制,并在国际能源治理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金砖国家加强能源领域的多边合作,可以优势互补,整体推动国际新能源、新秩序的构建。金砖国家的能源合作应该坚持包容性原则,建立金砖国家的能源协调机制,深化能源合作的关键性领域,通过扩大金砖国家的国际参与,提高金砖国家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能力。     

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

<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未来的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是     

西方危机的根源:制度、国家建构和世界体系

当前西方国家普遍面临严重挑战。这首先表现为一种制度危机,随着经济不平等加剧和社会流动固化,西方文明正在发生世袭化倒退。其次,制度危机反映了西方国家建构模式和文化矛盾等深层矛盾,它们的根源是共同体逻辑和资本逻辑的矛盾。该矛盾带来了比制度危机更危险的结果——共同体的解体。最后,西方现代文明是一种无法自足的文明,依赖于世界体系而存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失败将给西方带来致命一击。     

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日本经验与中国经验的比较

经过了东亚经济危机与日本经济的长期下滑之后,许多观察家认为,东亚独特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已经成为累赘,并且过时了。不仅日本继续保留着这一模式的多个方面(尽管它试图对其进行改革),而且,正是由于日本做出了典范,中国也正积极采纳新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各种要素。而更加令人瞩目的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以及北京共识的影响正激励着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这一模式。本文探讨了东亚发展主义模式的形成轨迹,并指出,宣称这些模式已经走向末路为时尚早。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构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公民参与作为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其在促进国家治理民主化、理性化以及治理主体多样化等方面发挥中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现实政治活动中,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个人理性选择、政治历史传统和国家政治体系的限制,致使公民参与不仅存在着参与热情不高、参与能力不足、参与渠道不畅的问题,还面临着参与代表不足、管理绩效低下和参与质量不高的挑战。对公民参与的价值、限制因素及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深入的分析,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公民参与的现状,实现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构,从而不断提高我国民主化水平。     

互联网时代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质、条件与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政治学理论与具体国情来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实质是执政方式现代化;从互联网时代下执政环境的新变化来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具有实现的现实条件;从国内外执政党利用互联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做法及其相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目标要求来看,中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路径是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     

西方霸权的竞争者:过去与现在——作为一种全球治理视角

近年来,人们常常听到对于中国何时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各种预测。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最近的一次评估中认为,就目前的增长率而言,中国将在2027年超过美国。就在同一年,金砖四国GDP总和将超过目前的七国集团。     

协商民主的技术创新及其困境——基于西方经验的反思

综观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协商民主在操作上出现了大量的技术创新。根据组织协商的主体来划分,协商技术创新主要包括政府新增职能、政府新设机构、委托社会承办、社会组织主办和基层社区主办等类型。虽然各国各地协商技术的创新此起彼伏,但协商民主仍然难以摆脱协商性不足、成效不显著和制度化水平较低等困境,从而限制了技术创新的效用和影响。面对民主治理的严峻挑战,协商民主的技术化倾向很容易陷入为了技术而技术的迷惘,导致其与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不相匹配,出现徒有形式的低效率协商等问题。深入剖析西方协商民主技术创新的困境,为思考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国家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非常规化治理的理性路径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攻坚期,政府将非常规化治理纳入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范畴,但在非常规划治理中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的问题。本文通过探寻解决非常规化治理的过程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的理性路径,从而彰显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族群分裂与宗教冲突:当代西方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

族群分裂与宗教冲突是当代西方国家民族分离主义的根本原因.当代西方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有两种类型,一是与殖民主义历史记忆相关联的民族分离主义,以英国的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为代表;二是与历史上的征服和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记忆相联系的民族分离主义,以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主义活动为代表.当代西方民族分离主义具有族群动员、领土要求、族群冲突、宗教对抗、政治组织领导与军事组织参与、其发展受国际社会制约的特征.当代西方国家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趋于缓和,正经历着从对抗、恐怖、暴力转向对话、协商与和平,从试图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转向要求族群或民族自治的根本性转折.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西方学者的若干观点

由于国际环境、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学主流方向等影响因素的变化,西方学者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国家治理视角就是近十多年来颇为重要的一个研究视角。其主要特征是:强调民主能为国家建构和有效治理做些什么?反过来,善治对民主政治发展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受国家治理视角影响,西方学者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政党—国家民主、基层民主、法治民主、弹性威权主义以及非正式制度的民主化几个层面形成了一些值得深思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