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证欺诈法律救济的理论发展过程及其评述

信用证欺诈的频频发生,引起了人们关于对信用证欺诈的法律救济措施和法律救济理论的关注。本文重点论述了信用证欺诈法律救济理论及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禁止法院干预学说”阶段、“限制法院干预说”阶段和“法院依法救济说”阶段。本文还结合具体的案例对三个阶段的理论进行了具体和深入的分析。     

“欺诈合同”与“因欺诈订立的合同”之辨析

“欺诈合同”与“因欺诈订立的合同”虽均由欺诈行为所引起，却并非同一类合同。前者系双方当事人间恶意串通所订立的，旨在欺诈第三方的合同；后者系一方当事人因欺诈行为发生错误认识，而与欺诈人订立的合同。 一、概念上的区别 欺诈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有欺诈的故意，其所共同实施的欺诈第三方的行为属违法行为。大陆法上的欺诈合同为虚伪表示合同．虚伪表示指表意人对非真意有认识．且与相对人通谋而为的意思表示。虚伪表示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即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订立合同．所谓通谋．指表意人与相对人均具作出非真实意思表示的故意．且…     

浅议对告知义务不履行与沉默欺诈

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将“对告知义务的不履行”作为沉默欺诈的基本构成要件．并应当仿效大陆法系国家而将这一条件中的内容确定为“发生在任何情况下的对告知义务的不履行”；在适用这一条件时应当将诚实信用原则所派生的“重要情况告知义务”确定为具有普遍适用性质的告知义务．并应当将“对方当事人对合同有关事实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确定为否定沉默欺诈的抗辨事由。     

管制经济学“双失灵”难题的法经济学解答

“双失灵”是对西方管制经济学中市场调节——市场失灵——政府管制——政府失灵——市场调节这一理论形成过程的概括。然而这一理论思路却存在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并且使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陷入对市场和政府的两难选择。针对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不足，可用法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和理论，为“双失灵”难题的解决找到答案，即以法律规制解答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     

欺诈概念辨析

我国法学界对“欺诈”一词的界定大都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相一致 ,这一界定是值得商榷的。最高人民法院只能就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解释 ,而无权对法律规定的含义本身作出解释 ;而且该司法解释实际上是对“因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的解释 ;如果以最高人民法院的该司法解释作为“欺诈”的一般定义 ,则犯了“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欺诈是指故意制造假相 ,或者隐瞒事实真相并可能使他人误解上当的行为。欺诈在主观方面必须有故意 ,在客观上只要有使他人上当受骗的可能性便可构成。     

商业欺诈:法律给予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行为

一、商业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及认定“欺诈”一词来源于英语“FRAUD”。在国外，大多数国家一般不把欺诈归类于刑法管辖的范围，而将其归类于民事法律关系。在我国，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欺诈，就是采取狡猾奸诈的手段骗人，这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欺诈”一词所作的解释。那么，在法律意义上“欺诈”又是指什么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     

当前市场价格欺诈和暴利现象的调查与思考

市场价格放开之后,确实给一度沉闷萧条的商品市场带来了一派繁荣景象,但也随之滋生了一系列的恶疾:市场价格欺诈和非法牟取暴利等。消费者称之为“市场母夜叉”、“市场艾滋病”,对其深恶痛绝之。     

“知假买假”的理论阐释与法律适用

在借鉴赌博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根据“知假买假”者的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可以将其区分为消费者与非消费者.前者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规范,但并不意味着其一定能获得惩罚性赔偿;后者应适用合同规范与行政奖励制度,逐步实现从职业打假人转变为职业举报人.《民通意见》第68条存在将“欺诈”混淆为“欺诈行为”之嫌,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消法》第55条适用的理论争议与裁判不一,也使得部门规章、地方法规与司法解释之间产生了龃龉.但即便将《消法》第55条所称的“欺诈行为”限于经营者单方行为,消费者获得惩罚性赔偿仍然需要以经营者存在瑕疵担保责任为基础.“知假买假”获赔所涉及的法律规范可分为基础性规范、构成性规范与判断性规范三种类型,不同规范在“知假买假”获赔中起着不同作用.     

论“以刑制罪”思维的教义反思与司法适用——以“温岭虐童案”的执法思路为切入点

传统的罪刑关系理论均强调“由罪而刑”,然而由于法定刑本身固有的特点,这一思路在一些疑难案件中无法贯彻.为解决这一问题,司法实践中有人提出了“以刑制罪”的思路以弥补“由罪而刑”思路的不足,然而“以刑制罪”具有天然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要慎重使用,同时法官要对沿袭这一思路所选择的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正确的刑法解释.     

诉讼欺诈行为分析及立法构想

诉讼欺诈是一种独特的危害社会的行为,目前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还未形成统一意见,而现行刑事立法中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处理方式已明显不能满足实践中发生的各种诉讼欺诈案件。因此,本文试通过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分析,厘清诉讼欺诈行为与诈骗行为的异同,并从立法角度提出设立“诉讼欺诈罪”的建议,从根本上解决对诉讼欺诈案件的处理。     

以"看得见的正义"佑护"看不见的手"——完善反行政性垄断法律责任机制的目标与思路

我国应当以"正当法律程序"的理念为指导,构建公正、合理的反行政性垄断的法律责任基本制度和实施机制,在反行政性垄断之中实现"看得见的正义",才能形成有效、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真正发挥作用。     

位置商标的注册可能性辨析——从“阿迪达斯三道杠”到“红色鞋底”

从"阿迪达斯三道杠"案到"红色鞋底"案,我国司法判决对位置商标的态度日渐明朗;从《商标法》及相关规定看,我国立法亦未完全限制其"出位"的可能;而参考司法实践对位置商标现实需求及诸如美国、日本及台湾地区已存相关法律规定,我国位置商标存在乃应时之需。我国应整合现有商标体系,将位置商标纳入非传统商标类型,进而进而统一对其功能性审查(尤以单一颜色商标为重)与显著性审查,以此实现法律体系内部自洽,维护有序市场竞争。     

晚清“公法中源”说初探

"公法中源"说滥觞于19世纪60年代,绵延至20世纪初,相继得到了洋务思想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和维新思想家的推磨和倡扬,经历了从萌芽到鼎盛再到衰退的演变历程。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层面:第一,早在千余年前中国就已经产生国际法。洋务思想家和丁韪良分别探讨了中国古代国际法的实体基础和历史实践。第二,中国古代国际法具有普世价值。维新思想家进一步把孔子及《春秋》说成是近代国际法的直接渊源,把"公法中源"说推向极致。"公法中源"说在晚清的出现与发展深受历史、现实、理论三重因素的共同制约与作用。作为近代一种会通中西公法文化的理论学说,"公法中源"说有其独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存在由于方法错误和理论缺陷而导致的若干消极影响。     

反补贴法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研究

2007年3月30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适用反补贴法,继加拿大之后又一次突破了“反补贴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定论。文章从有关国际法和国内法规范入手,着重探讨了国外对华适用反补贴的理论依据,指出在我国对外贸易顺差持续走高的条件下,国际对华反补贴已呈风雨欲来之势,寻求应对之策已迫在眉睫。     

国民性、资本市场与法律的深层结构——民众的“好赌性”与市场调控法则

如同制度变迁始终存在路径依赖一样，市场的发展也存在路径依赖。“好赌”的“国民性”表明，中国资本市场有其内在逻辑。这是我们按照英美规则，构建资本市场法律结构时易被忽略的知识。中国有关资本市场的法律结构未能充分考量资本市场的功能区隔问题，过分关注公开型资本市场的规则建设，忽略闭锁型资本市场的开发。依托文化解释的逻辑和资本市场的功能逻辑，从总体上反思中国资本市场的功能和市场规则的正当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发现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发现资本市场法律的意义和未来。     

论为他人提供“翻墙”工具行为的定性

出于对互联网的管控需求,我国通过技术手段屏蔽了部分境外网站。但是,网民对境外网站的访问需求是客观存在,人们会尝试通过技术手段突破封锁,这些行为俗称为"翻墙"。"翻墙"的实现需要技术及资金支持,所以互联网长期存在提供"翻墙"软件工具以谋取利润行为。司法实践一直将其提供"翻墙"工具的行为定性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但是,"翻墙"工具的技术原理是通过设立虚拟专用网的方式绕过我国网络监管部门的技术封锁,并未对计算机信息安全造成破坏,不宜定为计算机犯罪。但是,该行为实际是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擅自经营电信业务的行为,是对市场准入秩序的破坏,与非法经营罪所保护的法益与其构成要件更加接近。     

“文化霸权”话语的本土实践与反思

“文化霸权”成为1990年代以来人们谈论东西方文学与文化关系时所使用的关键词之一，开创了在中国文论语境下的“理论旅行”。它从思维模式的“二元对立”、话语领域的西方霸权、民族情结的强烈诉求与传统文化的回归和高扬等四个方面展开其话语实践。在其话语实践中，重新陷入了“文革话语”的历史圈套，遮蔽了我国文论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对西方进行想象化的本质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异化塑形，彰显出本土权力的运作机制。我国文论应该在世界文论体系的观照下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为世界文论的发展做出特有的贡献，促进文论知识科学有序增长。     

经济转轨 政府定位与“新的法律秩序”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相应地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计划经济缺乏市场经济那种优越的信息机制和强大的动力机制,使得经济系统效率低下,整个社会缺乏活力,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发起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其实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政府能否实现从过去的无限、低效政府向有限、高效政府转变是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好的市场经济”能不能最终确立的关键。为此,政府要科学设计改革方案,增强自身改革的动力;尤为重要的是要积极推进“新的法律秩序”的形成。     

社会法的部门法哲学反思

社会法的产生机理、演化变革、功能发展、性质或本体、社会法问题代沟与制度需求、主要理论范式等深层次的反思性问题,应在部门法哲学意义上得到关注,应予以跨学科、批判性的研究。社会法的产生机理在于社会保护本能和社会理性,形成了本文所称的"市场化运动推之,社会保护运动挽之"的制衡关系。其性质为构成维系现代产权制度、经济秩序与保障社会权利之间的社会对价关系或新型社会契约。社会法相关的"问题代沟"理论具有广泛的解释力。中国同时面临三代社会法问题,制度需求强烈,应以全球正在探索的第三代社会法为主要资源,科学建构社会法;借鉴多学科理论范式建构社会法法哲学。     

制度过剩与制度短缺并存：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的双重“制度性壁垒”

当前中国融资实践中存在着"三大反悖"现象和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的"多头困境".其根源不是民营中小企业固有的内生缺陷,也不是国有金融机构资金供给上的"规模偏好"和"所有者歧视",而是融资制度过剩与融资制度短缺并存的双重"制度性壁垒".解决的途径是创新一个"政府强制推动"与"市场诱致深化"相结合的制度性金融安排,即包括内生性民营融资制度在内的多元化市场融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