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技术援助与国家能力建设

国家建设方面的技术援助以受援国的国家能力发展为目的,通过有针对性地提供技术支持、知识传授、人员培训、信息咨询等外部援助,帮助、引导或促使对象国建立或发展与其环境相协调的国家制度.这种援助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援助基础上产生的,援助领域虽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但其本身却具有“去政治化”的独特特征.由于强调其技术和知识优势单一、线性的发展思维,早期的技术援助并不成功.在批评和反思中,参与式发展开始兴起,这导致技术援助供求双方关系模式的变化以及对受援国“本土知识”的重视.国家能力建设是长期的复杂的内生性进程,如何将技术援助转变为“弱国家”能力建设上的持久动力,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     

联合国中长期选举援助及其功效分析

选举援助是联合国在冷战后权势拓展的新领域。为协助受援国或地区建立可持续的选举能力和选举制度,联合国选举援助的重点经历了由即时性援助向关注整个选举周期的中长期援助转变的过程。中长期援助主要从两方面入手:国家层面的选举援助以及社会层面的选举援助。国家层面的选举援助旨在建立能够独立筹划、组织和操办国家和地方选举的一系列选举能力和选举制度。社会层面的选举援助则致力于促进公民高质量地、有序地参与整个选举进程,并能够自我组织、自我监督,从而有益于其长久能力的发展。其中,协助受援国或地区选举管理机构的制度和能力建设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援助领域,在这方面,联合国的工作重点是协助选举管理机构的体系设计和改革,对其机构人员进行能力培训。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联合国的中长期选举援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面临如何平衡技术与政治、超越本土知识等巨大挑战。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与国际发展援助的“共生”——援助国产业结构差异的视角

发展与援助在二战后的制度化结合是现代援助体系诞生的标志,对外援助的道德属性被框定为帮助受援国实现发展。但在现实中,西方和中国常质疑彼此的援助道德动机,前者认为后者的基建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后者认为前者的软性援助人员费过高、口惠而实不至、干涉他国内政。本文尝试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将对外援助决策的规范建构与理性选择双重属性理论化,发掘一国产业结构与对外援助政策间的关联性,以解释西方与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差异和误解来源。概言之,发展通过中间变量产业结构可以分解出发展理念、发展资源和发展压力等作用机制,影响一国对外援助的部门分配,因而工业国倾向基础设施与生产性援助,第三产业国则偏好投放专业服务类援助。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视野下,中国对外援助的偏好和结构具备合理性和正当性,不同援助方的发展援助既会产生竞争,也可互补共生,共同推动联合国"2030愿景"和新型全球治理的实现。     

政府援助与政治收益——以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为例

作为对外援助一部分的政府援助有着独特的作用，虽然政府援助属于国际经济领域现象，但是其所带来的政治收益更能够对自身的产生、发展给出一个合理解释。以政府开发援助为载体的日本战后经济外交，其产生与发展正是基于政治收益的考虑而展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来。     

从安全到发展：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范式转变——以中柬关系的演变发展为主线

伴随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在对外援助方面更实现了从重要受援国向新兴援助国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在地区层面从重点关注地区和周边安全合作逐渐转向发展援助和发展合作，这一转变尤其体现在中国与周边中小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其中中柬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最具代表性。柬埔寨是中国第一个开展对非社会主义国家无偿援助的国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的国家，当前中柬政治互信、经济发展和战略合作都提升到了空前高度。本文借助“安全—发展”联结框架，以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范式转变为理论背景，梳理和分析中柬关系的历史发展和变化。为了维护柬埔寨国家安全与地区秩序，中国在柬埔寨战后和平重建进程中展开了积极的斡旋外交。在柬埔寨完成国家重建、开启经济社会重建阶段后，出于中柬两国共同发展的需求，中国对柬埔寨实施了以民生发展为主的经济援助与发展合作，中柬双方战略关系得到极大提升，呈现出从“以安全为导向”到“以发展为导向”的范式转变。     

不附加条件的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

外援是一种跨国的财政转移支付，这种性质决定了外援是一种跨国的国家干预行为，并成为一种重要的、将援助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形态延伸至境外的重要工具。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利用援助的杠杆作用，为援助附加各种条件来实现其政策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内部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准则，因此，中国的援助表现出了与西方国家及前苏联援助不同的一些特色，不为援助附加任何条件即为其中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的援助在非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中国的援助实践体现了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以及新型的、不同于新／老殖民主义的国家间关系。     

试析日本的援助理念

援助理念是塑造日本援助国际形象以及争取国内支持的重要途径，反映了日本对政府开发援助的自我定位。战后日本的援助理念在表现形式上经历了从省厅文件到内阁决议、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其内涵则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各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性和侧重点。不论日本的援助理念如何变化调整，其演变的核心逻辑始终没有改变，作为外交的组成部分要服务于外交战略，作为经济协力的一部分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其落脚点始终是寻找外交战略与经济发展战略的最佳利益均衡点。     

美国的战略性对外援助：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角

从国际政治属性、国家利益取向和对外政策工具等三个层面,现实主义理论剖析了国际关系中的对外援助,并初步阐述了“战略性对外援助”的政策意义。美国的对外援助具有战略性援助的典型特征,但随着对外援助的多元化发展,美国的对外援助形成了多元化的新格局,对外援助的变化体现了美国霸权地位的变化以及美国援助权力的转移。     

民主与腐败:以印度为个案的研究

民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遏制腐败,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在实行民主制特别是实行西方式代议制民主的国家中,却有许多国家深陷腐败而无力自拔。印度这个自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自独立以来,逐步由一般性腐败发展到政治腐败,再到制度性腐败,说明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自动遏制腐败,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能成为腐败的催化剂。民主制度要能够遏制腐败,要求所建立的是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而与制度建设同样重要的,是所选择的制度形式是否具有使其有效发挥作用的本土条件。     

美国国际开发署对伊拉克战后重建援助探析

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国际开发署便在伊拉克开展了援助活动。国际开发署的援助项目涵盖了伊拉克战后政治、经济与社会重建等多个领域。国际开发署在推动伊拉克战后重建与发展进程的同时,也强化了美伊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但鉴于美伊之间不对等的互惠关系、伊拉克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国情,伊拉克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日渐下降,加之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使得国际开发署对伊拉克的战后援助缺乏持续性的资源投入,这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其援助活动的成效。     

90年代德国发展援助政策的调整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战以来传统的国际发展援助政策运行的宏观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国际发展援助政策受到猛烈冲击。由于所处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并受两德统一的影响，德国的发展援助政策所受到的冲击更为显著和典型。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90年代初以来，德国对其发展援助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发展援助政策呈现出政治化、弱化、实用化的特征，发展援助资金所占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例连年下降，这些现象在冷战后西方主要发展援助国家的发展援助政策调整中极具代表性。一、发展援助政策基本原则的调整…     

中国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

乡镇政府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之间存在差异。文化与制度因素共同作用于中国乡镇政府信任,其中制度绩效作用较大。在制度因素中,腐败程度影响力最大,经济绩效影响力最小。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乡镇政府政治信任度较高,但在经济发展水平高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乡镇政府,政治信任的最重要因素是民主政治建设状况;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乡镇,影响政府信任的最重要因素是腐败程度。     

日本对非政府开发援助述评:外交战略的视角

经济外交是日本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强项,政府开发援助(ODA)是日本外交传递价值观和实施外交政策的载体与积极手段,是其外交战略的重要支柱.随着国际环境与国内条件的变化,日本外交目标与战略视野逐步超出亚洲地区而扩至全球,日本ODA的核心理念也发生转变,战略援助成分增加,作为综合安保的手段,与国家利益、外交战略直接挂钩.日本对非援助外交经历了从重亚轻非到经援铺路、政经并举挺进非洲的演变过程,具有保持与国际援助潮流同步、牵制中国对非外交、保障能源资源供给战略安全、谋求实现“入常”政治大国梦等方面的政策意义,是考察日本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途径.     

腐败感知何以影响政治信任——国家认同的中介作用和威权人格的调节作用

腐败感知不仅能直接影响政治信任,也能通过国家认同的中介作用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此外,威权人格不仅抑制了腐败感知对国家认同的负面影响,也缓和了腐败感知通过国家认同的中介作用对政治信任的负面影响。本研究揭示了腐败感知影响政治信任的内在作用机制,为坚持反腐败斗争不动摇、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巩固执政基础提供了实证依据。     

中国援助非洲与提升中国软实力

中国已经将软实力建设提升到国家实力构建的战略层面，对外援助是一个能将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及外交政策等资源综合起来以更好地展示、发挥一个国家吸引力、建设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对非洲援助对于塑造中国和平、合作、互利和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与信任等具有促进作用。但中国对外援助机制尚不成熟、中非文化的差异、援助国间的竞争等不利因素对援非效果的发挥具有限制性作用。因此，中国应通过重点加强对外援助的制度化建设、鼓励援非工作人员与当地的多种交流、并重视在援非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方式提高中国援非水平以提升中国软实力。     

美国人道主义援助的演变与趋向

人道主义援助是美国对外援助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技术能力为其广泛参与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了可能性。人道主义精神和追求国家利益都是美国政府对外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动力。美国政府相当成熟的人道主义援助体制和立法是对其实现政策目标的有力支持,在政府行政部门中,国际开发署、国务院和国防部在援助决策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在自然和人为灾难频发的国际背景下,美国越来越感到人道主义援助在美国对外援助体系中的重要性,因而不断对机构进行调整,加强协调,并且日益重视私人志愿组织在人道主义援助中的作用。美国的人道主义援助中既有体现其人道主义精神的一面,也有其追求国家利益的一面。     

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规范分析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对外援助在二战后呈现出规模化和制度化的发展趋势.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规范是国家和国际组织从事对外援助的国际法依据,主要包括适用于对外援助领域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规范对外援助行为的国际条约以及指导对外援助实践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决议三类,这三类法律文件构成了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框架.中国对外援助因理念和原则不同而有别于西方国家倡导的发展援助,在对外援助领域独树一帜,但是作为对外援助的重要实践者和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政府应依据国际法律规范履行国际义务;制定和完善对外援助国内专门立法;重视并积极推动对外援助国际法治进程.     

新形势下我国腐败问题分析以及治理策略

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伴随着公共权力以及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国家也因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制度等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腐败危害极大,腐败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直接阻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把握治理规律,科学地进行预防和治理。     

农技援非(1971—1983):中国援非模式与成效的个案研究

大陆顶替台湾在非洲农耕队援助计划是探讨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援助模式与成效的典型案例。大陆农技专家通过施行自办公助策略、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潜质的合作社、施行农业"八字宪法"、传播"大寨精神"等措施,力图在非洲建立与大寨高度类似的农业生产模式,使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真正自力更生,进而证明中国自身发展道路的优越性。但这种农业生产模式与非洲国家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冲突,顶替援助未能实现最终目标。今天对非农业援助正在成为中国对非经济合作的重点,并且实行投资与援助相结合、以互利为目的的经济合作模式,但顶替援助这段特殊的历史过程仍有许多值得品味和总结的经验教训。     

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中国援非政策演变再思考(1970—198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发生了由"援助换政治"到"援助推发展"的演变,通过调整力度与广度的界限,援助重心由实现革命外交转至现代化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由于在安哥拉内战中未能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苏划线"的政策使中非关系陷入困境,加之国内政局变动,中国自1976年开始着手改变援非政策,逐步摒弃"以援助换政治"的原则,乃至放弃援助莫桑比克以改善自身在非洲的战略困境。改革开放道路确定之后,资源有限前提下的现代化战略开始限制对非援助的规模与让渡性,并以此形成对外援助政策的上限。同时,以反苏为主线的国家安全战略促使中国提高对第三世界的战略定位。在亚洲建立并支撑两个战略支点的同时,中国在非洲维系最低限度的援助以干扰苏联的全球部署。这一时期中国的对非援助政策在由国家安全和现代化两大关键因素构成的合理战略区间内灵活调整,进而援外部门通过将无偿援助与军售、有偿项目承包等国际经济合作措施相结合,开始实现援助与收益的平衡,有效化解了现代化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张力。与现代化道路和国家安全战略维持动态平衡,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中国对外援助良性持续的根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