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依赖框架下的美国对华战略分析

本文假定,中美相互依赖关系是美国制定对华战略的关键因素之一。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非常复杂,既存在资源依赖（包括原料依赖、科技依赖、市场依赖和资本依赖）,也存在权力依赖（包括军事能力依赖、经济能力依赖和制度能力依赖）。总体上看,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相对较强,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相对较弱。美国在对华中长期战略中,既可能积极谋求合作,又会在必要时抑制中国。对此,中国必须针对不同情况,利用复杂微妙的相互依赖关系,积极应对,不断拓宽中美合作的空间,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构建新形势下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

美国战略调整基于其对外部安全环境和其全球军事战略的全面评估,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动因,应对中国崛起并非美国战略调整的主要目标,更不是唯一目标。但是,从美国加紧调整亚太军事部署的动向看,其中防范中国的意图也十分明显,如果说,几年前美国还把中国界定为潜在＂威胁＂,现在则将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视为日益现实的＂威胁＂。美国战略调整将使中国周边安全局势中的不确定性增加,相对平静局面极有可能出现波折和动荡,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将受到冲击。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具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并对中国大战略筹划提出更高要求。为此应全面准确把握中美关系的时代特征,拓展战略合作空间,有效制衡和努力消解美国战略调整对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维护中美关系基本的战略稳定。     

中国开放战略与中美关系正常化之互动

对外开放是新中国的一贯政策。由于美国对华封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开放成了一种片面、畸形的开放，主要面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外开放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中国那种片面、畸形的开放难以为继，需要寻找新的开放突破口。与此同时，基于自身利益，美国也希望打开中国的大门，实现中国市场对美国资本的开放。这样，对外开放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终于同步实现。     

重要战略机遇期中美关系走向探析

虽然中美自建交以来的 30年间从来没有互为主要敌手 ,但美国一直没有改变对中国两手政策的实质 ,没有改变对中国实行战略牵制的战略意图。在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美将相互加强防范 ,但仍会在广泛领域开展对话与合作。一般情况下 ,中美间的战略矛盾不会发生正面对抗与冲突。     

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演变与中美关系

对他国国家身份的认知是美国政府制定外交战略的主要关系变量。冷战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实力的变迁以及中国崛起的现实,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也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其演变方向总体趋于积极。这一变化既是美国因应国际政治格局变革的战略需要,也是两国国家行为互动的必然结果。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虽然遇到了诸多困境,但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评估两国关系时,这一要素不应忽视。     

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中美关系经历2010年初的博弈并转圜，下一步将走向更深刻的战略竞争还是长期战略稳定？本文从国际体系变迁和世界权势转移两个视角出发，总结分析了近期中美关系变异的新特点、美国对华战略判断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势进行了探讨。与其说得出了具体结论，不如说提出了新的问题。因为中美关系的走向从来就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论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的综合性“大战略”,对美国的战略决策具有导向性作用,也是研究与分析美国国内外政策的重要依据。本文阐述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由来与发展,分析了奥巴马上任后推行的新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与主要变化,讨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对中关关系的影响。     

假敌人比假朋友更有助于中美关系稳定？——评《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就呈现出震荡不稳的特征。在宏观上,2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定位经历了从＂非敌非友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利益攸关方＂到＂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的变化;在微观上,中美关系忽好忽坏,容易受意外事件的影响。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影响所及,不仅关乎两国双边层面,而且具有世界性。鉴于此,阎学通先生在《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一文中分析了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原因,为冷战后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提供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分析视角。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的南海局势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上台后出台了新的亚太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将全球战略重心由大中东地区转移到亚太并将应对中国崛起作为主要目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使中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更为复杂。南海局势的新变化就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一个直接后果。不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并不是寻求同中国对抗,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框架下的对华战略仍然具有两面性,中美在南海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美国同一些南海争端国的利益也有很大差异,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中美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分歧与化解

中美关系正进入新的阶段。由于战略分歧加大,中美关系之间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多。本文在对中美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分歧进行归纳与梳理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这些分歧出现的背景与原因,探讨了中美之间出现冲突的风险,并提出了一些化解思路。中美必须从战略层面把握和调整中美关系中存在的风险隐患,积极采取措施落实新型大国伙伴关系的建设性和创造性内涵,成功渡过中美关系特殊的转型期,化解战略风险,保障战略稳定。     

"和而不同"与当前的中美关系

"和而不同"是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一以贯之的外交战略思维。胡锦涛同志关于国际关系的纲领性论述,同样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于当前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价值观摩擦,应立足化解,增信释疑,坦示不同,信守原则;对于美国领导人的"赞扬"和拉拢,应坚持"和而不从",绝不"结盟"。     

从国际法看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十分敏感的重要问题 ,回顾台湾问题形成的历史 ,从国际法的角度对台湾问题进行法理分析 ,说明美国对中国内政干涉的不合法性 ,由此也可看出国际法在当前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外交承诺与战略试探:万斯访华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共同利益基础是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的核心动力,但是这一解释未能说明,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面临共同外部安全威胁、有明显共同利益的中美两国一直未能实现建交和关系正常化。事实上,两国间仅仅存在共同战略利益基础是远远不够的,稳固的战略关系是极其必要的补充。这种战略关系需要经过一系列高层级的战略试探而逐渐建立起来。通过这种战略试探,国家间可以逐渐明晰彼此的战略意图,有效传递己方真实的外交承诺信号,累积领导人乃至国家间的战略信任,从而使潜在的共同战略利益得以显现,并最终走向战略联合。而1977年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便是双方关系正常化陷入停滞阶段后较为重要的一次中美战略性试探。这次探索之旅促进了双方间的沟通和了解,双方围绕全球战略的磋商和双边关系问题的交锋,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双边战略对话机制的形成和延续,还澄清了相互之间的模糊认识,重新启动了停滞已久的正常化进程,为中美关系后续的加速发展和突破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     

中美关系中的议题联系与议题脱钩

中美在双边、区域和全球等层次存在不同类型的利益关切,在不同的议题上也存在不同的国家利益优先排序。在双方对话与谈判过程中,为促进谈判朝着对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中美双方既可能运用议题联系的策略,通过引入新的议题来推动既有议题的谈判进展,也可能采取议题脱钩策略,打破谈判议题与其他议题之间的联系,以改变谈判的僵持局面。因此,中美关系中的议题联系与议题脱钩现象,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文章主要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案例,从议题联系和议题脱钩的视角,着重分析中美在双边谈判中是如何灵活捍卫己方目标和利益的,以期为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反复性提供新的理解视角。     

解放战争时期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深刻影响中国的西藏问题。美国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又支持旧西藏地方当局图谋西藏独立,进而考虑改变其传统的西藏政策:接待西藏商务代表团、《露丝.培根备忘录》与韩德森建议的出笼、托马斯父子进藏和麦基尔南在藏被杀等,勾勒出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主要线索。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尽管处于内战状态,但双方坚持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反对美国分裂西藏,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从国际法看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美之间三个联合公报 (条约 )的规定 ,从法律上可以证明美国已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美国违反条约必守原则向台湾出售武器 ,允许李登辉访美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违约 (法 )行为 ;美国认真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条约 )所规定的国际义务 ,放弃“以台制华”的违约 (法 )行径 ,对中美双方都有利。     

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

美国的官方和民间对于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共识,在20世纪初年就已经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中国西藏的战略地位上升,美国政府于1942-1943年派出托尔斯泰—杜兰“使团”入藏,第一次与拉萨的西藏地方当局建立了官方联系,随后又送给西藏地方政府数套无线电设备。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美国政府坚持视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在西藏的地位问题上明确地表达了与英国政府的分歧。美国的立场,使得英国在分裂中国西藏的活动中不能不有所顾忌。这在客观上帮助了中国人民反对英国分裂西藏的斗争,也成为美国政府日后无法公开支持西藏独立的一个制约因素。     

未来十年中美关系的“范式”选择与中国对美战略

未来十年,是中国崛起进程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阶段,中国将替代美国,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长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因而,对这十年的中国对美战略以至对外战略,应该有相对独立的阶段性思考和哲学思考.未来十年,中美关系总体上存在两种不同“范式”,一种是“冲突范式”,另一种是“合作范式”.中国应该积极“塑造”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沿着“合作范式”发展,力阻中美关系滑向“冲突范式”.     

应对大国崛起: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评析北大核心CSSCI

为了应对中国崛起以及地区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新加坡对华采取了一种介于制衡与追随之间的中间战略,即“对冲”战略。该战略包含收益最大化（经济实用主义、约束性接触、有限追随）和风险应急（经济多元化、拒绝支配、间接制衡）两类政策选项。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经贸合作和接触政策来交好和约束中国,以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外交和政治利益;另一方面通过拒绝支配和间接制衡等手段来防范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地区不确定性。新加坡的对冲战略由东南亚体系压力形塑,其自身的脆弱性进一步强化了该战略的实施速度和力度,并影响了战略工具的选择。在中国崛起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新加坡对华政策面临来自地区、东盟和自身三方面的挑战,实施对冲战略的难度在不断增大。新加坡需要改变过往在中美竞争中牟利的思维,在战略工具箱中增添新的政策选项,真正做中关“共同的朋友”,促进中新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同样,在崛起过程中,中国也需经得住新加坡式的“小国考验”。     

中美关系的焦点——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长久以来成为中美关系的焦点,具体表现在重要的地缘战 略,国家利益异同,意识形态的对立诸方面。中美就在这些焦点上运筹着自己的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