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作证及其陈述的运用

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性侵案经过长达3个月诉讼后被撤销,凸显了被害人作证及其陈述证据效力的特殊性。被害人和证人虽然都"身临其境",目睹了犯罪事实的发生过程,但被害人还"身受其害",这决定了被害人作证与证人作证既有共同点又存在许多重大差异,二者不能混同。被害人的当事性要求立法从作证适格性、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任意性规则、关联性规则及合法性规则六个方面对被害人陈述的证据能力进行合理限制;同时规定被害人陈述原则上不能作为定罪的唯一根据,其证明力需要补强。     

刑事被害人陈述的证据学思考

有关被害人陈述制度,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困扰和矛盾之处,被害人不同诉讼身份所带来的紧张关系对其陈述的证明力造成不利影响;被害人的控诉职能导致其自由陈述受到限制。新近立法对被害人陈述制度做出了部分努力,但仍不完善。因此,必须修正被害人身份冲突;确立人证取得以任意侦查为原则,以强制侦查为例外的取证规则;明确非法取证行为的审查主体及程序;确立翻证免受刑事追诉为原则,承担刑事责任为例外的规则。     

应赋予单位被害人所陈述的证据效力

我国刑诉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七种证据种类,被害人陈述就是其中一种。“被害人陈述”这种法定证据中的被害人,在实践中包含自然人,而不包括单位。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对象也日渐广泛,许多种犯罪行为都可能是直接针对单位。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应在法律中明确单位被害人就遭受到的犯罪行为向侦查、检察等机关所作的陈述具备自然人情况下的被害人陈述一样的证据效力,成为一种法定证据。一、现实中存在单位被害人可能性刑诉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如果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     

刑事被害人陈述的证据学思考

有关被害人陈述制度,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困扰和矛盾之处,被害人不同诉讼身份所带来的紧张关系对其陈述的证明力造成不利影响;被害人的控诉职能导致其自由陈述受到限制。新近立法对被害人陈述制度做出了部分努力,但仍不完善。因此,必须修正被害人身份冲突;确立人证取得以任意侦查为原则,以强制侦查为例外的取证规则;明确非法取证行为的审查主体及程序;确立翻证免受刑事追诉为原则,承担刑事责任为例外的规则。     

被害人陈述之比较研究

被害人陈述作为我国一类独立的刑事证据 ,它与美国被害人影响陈述截然不同 ,也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及证人证言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 ,既有利于正确揭示被害人陈述的特征 ,合理界定它在未来刑事证据立法中的地位 ,也可以借鉴美国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 ,加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人权保障。     

被害人陈述的质证问题研究

在外国证据立法中,一般都把被害人陈述作为证人证言。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由于被害人同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被害人的人身不可替代性和被害人的特殊的诉讼地位,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陈述规定为一种不同于证人证言的具有独立诉讼意义的证据。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对被害人的交叉询问制度,也未规定被害人必须出席法庭审判的义务,更未明确被害人提供陈述是否享有普通证人的权利与义务。因而本文将从被害人陈述的现状讨论对被害人陈述进行质证必要性,从而探讨如何对被害人陈述进行质证。     

略论被害人陈述的证据补强——以当事人证据和印证证明为起点

作为一种证据规则,证据补强是针对某种证明力薄弱之言词证据,须与其他证据合并提出.证据补强规则与我国“印证证明模式”在实质上具有相通性.作为一种当事人证据,被害人陈述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被害人陈述的可信性或者证明力.在口供补强已经被我国刑事诉讼法移植确认的情况下,确立被害人陈述之补强规则也是合理的.具言之,在被害人陈述成为案件定罪的关键证据或者仅有的证据时,应当对该被害人陈述进行证据补强.     

被害人陈述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规则 ——一个比较证据法的视角

基于被害人陈述的独立地位,我国应当探索并确立与被害人陈述的特点相适应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规则.被害人辨认属于被害人陈述,可以通过辩护律师在场来监督被害人辨认程序的合法性与结果的准确性.我们需要系统反思对被害人陈述之证据能力的规制,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排除规则、意见证据规则进一步走向精细化.我们要辩证地评价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检讨对被害人陈述的补强规则,在建立科学的人证可信性检验机制的基础上,允许单独依靠被害人陈述慎重地定罪.     

性侵儿童案件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

近年来,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类案件中被害人的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性侵儿童案件中,儿童的心智发育水平不成熟及相关取证规则、采信规则的不完善,致使儿童被害人陈述的采信陷入困境。通过对五年来H市X区基层检察院受理该类案件的分析,构建以儿童陈述为核心证据的审查体系,完善被害儿童陈述的取证程序,以达到不放纵性侵儿童犯罪,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目的。     

被害人陈述的概念辨析

被害人陈述是指作为自然人的刑事被害人就其所感知的案件事实依法向公安司法机关所做的陈述.就陈述主体而言,作为证据法之被害人并不包含所谓的单位被害人.被害人控诉、被害人主张都是作为意见性的陈述,并非证据意义上的被害人陈述.被害人辨认是被害人陈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英美法系国家中的所谓被害人影响陈述则在外延上与作为证据的被害人陈述有相当之交集.     

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区别论

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都属于人证,二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着诸多的共同制度安排,也存在着明显的制度差异.被害人具有当事人与实质证人的双重诉讼角色,虽然没有必须出庭的义务,但却有权全程参与刑事审判,而证人必须是当事人以外的人,在立法上被赋予应当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无权全程参与刑事审判.在证明方向上,被害人陈述具有单向性、控诉性的特征,从而显著区别于证人证言.在主体适格性、庭审质证及作证保障等方面,较之证人证言的相对严密、规范的制度安排,被害人陈述的制度设计有进一步改良的需要.     

英美法系国家量刑程序中的“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介评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英美法系国家为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推出了“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赋予被害人在量刑阶段陈述犯罪影响甚至量刑意见的权利。目前，该制度虽然在某些方面尚存在争议，但总体上它有利于法官的准确量刑，有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有利于犯罪人的改过自新，逐渐成为世界刑事司法发展的一种趋势。     

浅谈贿赂案件中恶意翻供的原因及对策

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贿赂案件主要以言词证据为基本证据,相比一般案件容易出现恶意翻供的现象,如何应对恶意翻供已然成为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难点.本文结合工作实践,通过分析贿赂案件恶意翻供的表现形式及成因,从而提出侦查阶段应对恶意翻供的对策.     

关于刑事被告人、被害人开庭陈述权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5条规定被告人、被害人分别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之程序。该程序为1996年修改刑诉法时新增程序。该程序确立与中国式庭审模式的制度背景有紧密联系,对加强被告人、被害人的当事人主体地位、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地位平衡、法庭审理结果正义的实现等问题产生重大意义。但该程序特性、内容、性质在实践中认识比较模糊,司法操作上存在缺陷,需要改进。     

美国的被害人影响性陈述制度研究

被害人影响性陈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VIS),是由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家庭在量刑阶段向法院提供的关于被害人所遭受的身体上,精神上及经济上的损伤。被害人影响性陈述对定罪过程不产生影响,被害人在其影响性陈述中也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第一个被害人影响性陈述于1976年出现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随后美国所有的州都赋予了被害人提供影响性陈述的权利。     

性侵儿童案中被害人陈述可信度判断研究

在性侵儿童案中,由于被害儿童身心特点,导致其作证能力和证言可信度常存在争议。但实际上年幼不是否认儿童作证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在性侵儿童案件中,要摒弃过度纠缠于对儿童作证能力的争议,将作证能力与证言可信度分开,肯定其作证能力,而着重判断证言可信度。通过对371份性侵儿童案件的裁判文书的分析可知,判断儿童被害人陈述可信度的因素与判断成年被害人陈述可信度的因素大致相同,同时实践中也结合儿童的特点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考量因素。因此,对童言过于忌惮实无必要。在判断儿童被害人陈述可信度时,可以主要依靠判断被害人(证人)可信度的通常方法,同时更多地引入专家证人/辅助人帮助理解儿童行为和心理特点。这样将有助于解决儿童作证涉及的证明问题,更好地保护儿童权益。     

浅析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与救助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对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将被害人地位上升为当事人,有实质性的突破,但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本文在对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上述现状的原因,并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对完善我国立法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与救助提出了完善建议。     

欧美国家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正> 一、犯罪被害人的起诉权 一国关于被害人诉权的规定,是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和对被害人加以保护的核心内容。从近年来大多数国家的规定来看,对被害人诉讼地位的确定,不仅仅局限于被害人是否证人的范畴,而是在立法和实践中不断增强被害人的实质性权利,使之成为具有特殊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其核心在于改变被害人的客体和被动的地位,并不断地在被害人的个人利益和权利、被告人的待遇和国家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立法具有典型的意义。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在立法和实践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对被害人的保护政策和措施,但目前的状况不尽理想。     

刑事诉讼被害人的诉权初探

一直以来,被称为诉讼法理论领域之“哥德巴赫猜想”的诉权理论几乎是民事诉讼领域的专属研究研究课题。但笔者认为,诉权这一通过进行诉讼、实施诉讼行为、请求法院通过审判维护自己权益的权利,应当具有宪法性权利的属性,同样适用于其他诉讼。对于刑事诉讼而言,作为犯罪的直接侵害对象和诉讼的主体,被害人应当具有诉权,在刑事诉讼中享有参与程序、交涉诉讼结果的更多权利,这将对刑事诉讼的变革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以公诉视角浅析被害人权益保护机制

在我国刑事司法进程中,被害人一直是被＂遗忘的人＂,不但缺少实体权利,而且在刑事诉讼中,也没有其应有的诉讼地位和权利。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因素之一,也是刑事诉讼保护的中心人物。保障被害人权益的现实必要性几乎不用论证即可视为当然成立,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权益保障已经成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以一个公诉人的视角,针对笔者办案过程中遇到的被害人权益保护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以探析我国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不到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