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异己分子”

一位官至“六品”的老同学来访，我问他为官多年有何感受?他信口出格言：“要么不到官场去，要么无毒不丈夫。”他看出我这非官人士对此话的疑惑，便加以解释：“人在官场，有些事情身不由己。比如，人家给班子成员每人送一份礼，你收还是不收?收，你就没有守住良心；不收，你就变成‘无鱼’的‘清水’，成了‘腐败异己分子’，处处受排挤，离退出官场不远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强使美国学者对中国说“不”

1998年出版的那本名叫《交锋》的书,对1996年由宋强等五位青年合著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作了无情的批判、征讨和贬损。《交锋》的作者断言,《中国可以说“不”》一书规定:“只要是爱国者,就一定要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说‘不’,倘若你说了‘是’,那就有‘洋奴’之嫌。”于是得出了《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字里行间,全是对美国人的不信任”的论断。《交锋》的作者马立诚、凌志军是缺乏逻辑常识呢,还是不愿遵守逻辑规则呢?     

“官财”与“棺材”

有一个人当上了官。他高兴得好几天没睡着觉。几天以后，他的心情才平静了下来，才睡着了。可是，他却做了一个梦，一个他认为是个不吉利的梦。因为他在梦中梦到了一口棺材。莫非是这几天要有灾 ?想到这，他那当官的喜悦没有了。于是，他就叫了个算命的给算一下。刚把那个梦说完，算命的就笑了，连声说：“这是一个好梦，这是一个好梦。”他不解：“怎么是一个好梦呢 ?”算命的不紧不慢地说：“你肯定是当官了。”他听了，没说是，也没说不是。算命的马上说：“‘棺材’就是‘官财’。你当官了，就有财了。这不是好事吗 ?”果然，没多久他的…     

基层思政工作“三不可”

不可以“小”代“大”。所谓以“小”代“大”,就是以“小手段”代替“大道理”。近些年来,有些人不大愿听“大道理”,一听就心烦气躁,有的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不重视甚至有意无意回避讲“大道理”,认为“‘大道理’一筐,不如‘大团结’一张”,不如讲点实惠,给点物质刺激管用。以小恩小惠取代理想信念的教育引导,致使部分基层干部群众淡化了对理想信念的追     

“发现”与“发明”

在我们的英语课上,有一次,在分析牛顿发现地球引力这句话时,老师问道:“这里为什么使用‘发现’而不用‘发明’这个词呢?”这个问题听来是再容易不过了,地球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有吸引力,这是原来存在的,难道还用什么人去发明吗?可是不知道你理解到没有,在“发现”与“发明”两个词义中包含着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也就是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的不同含义。从“发现”的意义来看,“发现”的过程也就是认识规律的过程。我们知道,规律不是浮在事物表面显而易见的东西,而是隐蔽在事物内部的本质的东西。因此,要认识规律,就要求     

“像官”与“不像官”

一个党员干部的党风不正,工作失职,人们就会说:‘这哪像个共产党的干部?’这似乎是说,当干部就要像干部,做‘官’就要像‘官’。但在另一种情况下,群众又会表扬那些好干部说:‘他呀,当官不像当官,行!’ 当官究竟应该‘像官’,还是应该‘不像官’? 北京市副市长李润五就是一个像市长又像老百姓的干部。江泽民同志说:‘李润五同志兢兢业业工作,诚心诚意为广大市民服务,是一个优秀党员、优秀干部。’北京市     

“庶民不議政”與“天下大亂”

寫這個题目,還是因為聽了一段故事才有的。這故事說:清朝雍正皇帝聽戲文有癮,而且格外喜觀一個唱戲的孩子,每逢唱罷,便赐下飯去。一次,這不曉事的孩子借得雍正賜下飯來的工夫,問‘皇上爺爺’:‘俺家鄉的縣官老爺姓什名誰?’不料雍正頓時‘黑’了臉,罵道:‘大膽奴才,天下大事是你問得嗎?拉出去亂棍打殺!’這孩子就這麼一命嗚呼了。雍正的惱怒是自然的,屬於賤業之列的小     

“有数”与“没数”之间

最近,笔者下乡调查,接触了一些乡村干部,谈起有关农村统计工作的问题,他们很是反感。问及收入的具体数字,许多同志不无苦恼地说:“我们是介于‘有数’与‘没数’之间”。何谓“有数”?因为他们常年与群众在一起,这个村的土质,那个组的苗情,东邻的家底,西舍的境况,大都能说得一清二楚。何谓“没数”?是由于一些上级领导机关一个劲儿地压指标、要成绩,于是乎只好在统计中掺和了“水份”,汇报中增加了“空气”,这样     

为“三下乡”把脉

近年来,各级统战部门围绕服务经济发展这一第一要务,积极组织统一战线成员开展“送科技、送文化、送卫生”“三下乡”活动,关于这方面的报道也不时见诸报端。但究竟绩效如何?近日,与一在基层工作多年的友人闲聊,友人一句话使我顿生感慨——“‘三下乡’嘛,搞得好了,叫‘吃得香’,只要上头感觉‘香’,不就成了?”细思忖,此话虽辛辣尖刻,但当属逆耳忠言。我们的“三下乡”活动确待走出一些误区。平心而论,我们每次组织“三下乡”活动时都劳身费神:请专家、印资料、找小车、选场地、拉媒体,哪一样不需要动嘴跑腿,哪一样不得出几身臭汗?可到头来…     

“公章桥”现象的思考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章敢刻吗”?“敢!每枚280元。”“‘成都市公安局’”的章呢?”“付60元就能拿走。”这是《生活时报》记者在远近闻名的“公章桥”——四川成都的九眼桥采访得来的“真实镜头”。说起这个“公章桥”,颇有些独特之处:一是“历史久”。从80年代就自发形成,屈指数来已有一二十年时间;二是“人员多”。摊位     

“台湾省政府”就要走入历史了

听闻记者要去“台湾省政府”采访,几乎所有的媒体朋友都说:哪里还有“台湾省政府”,不是早被李登辉废掉了吗?当记者从高雄坐车到台中市,告诉出租车司机要到南投县南投市中兴新村“台湾省政府”的时候,出租车司机脑子有些“短路”,半天才疑惑地回答说:“去是没有问题,也很方便,半个钟头就到了。可是现在还有‘省政府’吗?”但实际情形是,“台湾省政府”确实还在,只不过它早已名不副实,眼看着就要走入历史了。“台湾省政府”不在台北市下了高速公路,车子很快驶入一条椰林大道,不多远,即可看到一座灰色水泥牌坊,上书金色的四个大字“中兴新村”…     

火车站要方便旅客“方便”

我是一名铁路职工。在乘火车上、下班时，经常听到刚下火车的旅客，为找不到厕所而发牢骚，一位刚下车的王姓旅客说：“火车快要进站时，列车员就锁闭了厕所，一些排了半天队没能‘方便’的旅客。只有下车以后‘方便’了，但下车以后找不到厕所，你说能不急死人吗?于是就有人干脆在站台上找个僻静处，就地‘方便’了事。”     

中国共产党永远不是“全民党”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日前接受《百年潮》杂志记者采访,在回答“有人可能会提出,既然讲‘三个代表’,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时期的共产党已经是‘全民党’了?”这样一个问题时,李君如说: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这里一个核心问题,是谁在实行“三个代表”?是谁有资格来实行“三个代表”?在中国,     

由“代表被执法人员训斥”想到的

近日到基层人大调查,一位姓李的县人大代表十分委屈地向笔者倒苦水:“我厂里的三轮车在街上被城管执法队收了,连个手续也没出,就跟抢差不多。我作为厂长到执法队去取车,队长竟然不承认,还对我大声训斥‘:哪个收了你的车?我不知道!’这辆三轮车至今也没要回来……”听罢苦衷,我沉默良久,脑子里却冒出几个大大的问号。问号一:为什么李代表不亮出自己的人大代表身份?或者说,他为什么想不到自己是一名人大代表?很显然,在李代表的脑中只有“厂长”这个头衔,根本没有“代表”这个身份和职务。的确,目前我们仍然有相当比例的各级人大代表像这位李代…     

“理”和“礼”的辩证法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理”和“礼”存于人们的实际关系中。有时两者相互冲突,激烈导常;有时却互相交融,配合和谐。一点小事,通过“理”和“礼”的关系处理,看出一个人品质是高尚,还是低劣?行为正派还是“出轨?”记得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讲过这样一件事。1937年,当他新到陕北苏区时,由两个孩子侍候他吃饭。他对一个孩子说:“喂”。拿点冷水来。”孩子毫不理睬他。他又招呼另一个孩子,结果也一样。这时交通处长李克农同志扯扯他的衣袖,对他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你不可以叫‘喂’,这里什么人都是     

浅析“你不是人民”

近日,笔者在某百货商店有幸目睹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镜头。一位农民顾客指着柜台旁边的《服务公约》大声质问售货员:“你是怎么为人民服务的?我才问了几声价钱你就不耐烦。”着装时髦且年轻漂亮的女售货员不屑一顾地反驳:“为人民服务不假,可不是为你服务。看你那‘德性’,能代表人民吗?”农民顾客一时气得无言以对。     

“土气”辨

日前,在《北京日报》杂文专栏上读到资深杂文大家高扬同志《喜读三篇短文章》(三篇短文均登于1997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副刊《大地》专栏),其中一篇与“土气”有关,读来心生联想,也想就“土气”问题说上几句。该文题为《地毯与地坝》,写的是“某乡农民有事去找乡长,都习惯地站在办公室门外与乡长谈话。何故?脚上有泥的农民自爱、知趣,怕进去会弄脏了地毯。乡长大人的办公室不姓‘乡’,不姓‘土’,而姓‘香’,姓‘洋’;桌是老     

倒票者的“七寸”在哪里

在前一段时间里,曾有过这样的建议呼声:“实行凭身份证记名制购票,可以杜绝‘票贩子’。”这种方法真的能奏效吗?常言道:“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此问题与票贩有关,那么,就让我们听一听票贩子对此是怎么说的。“这种方法根本挡不了我们的道儿,只要在已经加价的基础上,再加30元至50元钱就能迈过这个‘坎儿’了。”票贩如此说。笔者问:“为什么这样讲?有把握吗?”票贩回答:“我可以花30元至50元钱去买个假身份证,然后连票带证一起卖给旅客。”倒票活动之所以屡禁不绝,关键还是供求问题。近年来,尽管我国铁路运能有了提高,使乘车难的状况在一…     

“曾记君家执教鞭 芝兰玉树画堂前”——蒋经国生母的结拜姐妹、蒋经国的家庭教师陈志坚女士访问记

去年深秋,我们在杭州西湖饭店访问了陈志坚女士。她已八十八岁了,不高的个儿,满面红光,一头银丝梳得很整齐,向后挽一个颇有中国女性特色的小发髻,说起话来一口奉化腔,她笑着说:‘乡音难改,乡音难改!’     

祝君成“鱼”在“水”中

目前,笔者参加一个农村工作调查汇报会,目睹行署专员多次问汇报者:“你在村里住了几天?走访了多少农户?”见有的汇报者摇头,专员严肃地说:“我们无论搞调查研究还是下去抓中心工作,都不能象‘水中浮萍’,飘在面上;而应学‘鱼儿入水’,一头扎下去。”时下,各级领导和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蔚成风气,令人高兴。然而,也出现一种华而不实现象:下乡就是下到乡里,调查就是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