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下企业刑事合规之完善

我国目前处于企业刑事合规改革的初始阶段,“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落地为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结合当前时代背景,“少捕慎诉慎押”的内涵与企业刑事合规的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基本要求也满足了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需求,两者相辅相成,发挥了人身强制措施的诉讼保障功能。然而,由于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行时间较短,尚存在合规激励机制不完备、合规暂缓起诉制度缺乏立法支撑、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设置欠妥等问题。应在“少捕慎诉慎押”的政策引领下,不断完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建立企业刑事合规激励机制,适当前移合规节点,建立企业刑事合规的长效监督机制,合理划定企业刑事合规的适用范围,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取保候审制度定位之思考

取保候审制度作为我国替代羁押的主要措施,其作用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导致司法实践中审前羁押的大量存在,严重损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本文对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的定位进行思考,并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保释制度,提出重新确立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的定位,使取保候审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一项权利。     

论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之完善——以英美保释制度为视角

相比英美保释制度，我国取保候审在性质定位上和适用方式上都相去甚远。《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对我国取保候审制度进行了完善，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但在取保候审的适用方式、适用程序和相关保障措施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应借鉴英美保释制度，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取保候审作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之一这一不合理的理论和立法定位 ,导致目前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缺陷。完善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应当以对取保候审制度的准确定位———取保候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权利———为前提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程序化的取保候审制度 ,进一步改革现行取保候审制度中相关规定     

重构我国补充侦查制度

补充侦查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在原侦查的基础上进行侦查的补充性制度.自行补充侦查权造成对补充侦查活动监督的法律空白；司法实践中存在办案人员向补充侦查制度借时间起期办案的情况,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补充侦查程序中缺乏权利救济,所以应重构我国补充侦查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     

对羁押期限延长制度的思考

客观公正地研究羁押期限的延长制度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利于控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保障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人权、提高诉讼效率。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办案期限与羁押期限一体化、缺乏最长羁押期限的限制以及对被羁押人的意见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所以羁押期限延长制度的现状不容乐观。通过对其他大陆法系国家该制度的考察,提出在完善我国延押制度的进程中应当注意要使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相分离、适当的确定最长羁押期限、完善被羁押人的救济机制、确立违反延押制度的制裁措施。     

对取保候审功能传统界定的反思

从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的适用情况来看,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部门规章中关于取保候审的规定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取保候审适用标准不明确、期限规定不明确、保证金的收取数额弹性过大、缺乏制度性及程序性保障.立法上的缺失以及司法资源的匮乏直接导致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种种弊病.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取保候审的权利化;二是取保候审的程序化.权利属性和程序化的取保候审制度在应然层面上主要具有以下功能:人权保障功能、程序保障功能、诉讼效益功能.     

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以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为视角

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表现为平等权、参与权、救济权有机的权利体系。当前我国在建构和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主体地位方面与西方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制度和做法对我国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进行建构:法律上确认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权利,建立司法介入制度,确立侦查谦抑和检察监督侦查的原则和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论基础与法律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求得平衡,并体现司法效率原则。在该制度的法律适用中,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自愿性、提高律师辩护的有效性、强调被害人的参与、实现庭审实质化、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法律规定若干问题研究

取保候审制度具有人权保障、诉讼保障和诉讼效益等功能,已经广泛适用于我国司法实践。取保候审制度目前存在着决定主体自由裁量权过大、保证金数额规定不科学、期限规定不合理、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缺少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等问题。欲完善取保候审制度,需要明确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规范保证金的收取数额,明确取保候审的审查期限,加强对取保候审的监督制约,完善取保候审的救济程序。     

论沉默权的程序保障规则

从人权保障以及人类司法走向文明、民主的角度来看,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已成为必然。由于沉默权直接威胁到“公权力”的实施,因而极易受到司法人员的侵犯。因此,对沉默权的程序保障应当与确立沉默权制度本身一样重要。本文从现有国外立法入手,借鉴国外经验,认为应当在我国确立“告知规则、放弃规则、排除规则以及律师参与规则”以确保沉默权真正成为嫌疑人、被告人“行为中的权利”。     

认罪认罚被告人“撤销权”研究

认罪认罚程序已经被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所确认。认罪认罚制度的核心价值便是"自愿性",无论从人权保障还是无罪推定来说,保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保障其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都是必要的,在权利保障方面应该向被告人倾斜。"撤销权"的确立可能会在立法、司法中遇到一些阻碍,但是衡量利弊,"撤销权"的确立是完善认罪认罚程序,防止权力寻租的必由之路。因而,法律应当赋予被告人认罪认罚承诺的"撤销权"。     

中外审前羁押制度比较研究

审前羁押是指在有罪判决生效前剥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一种法律状态。我国的审前羁押制度由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着羁押率过高,超期现象严重,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等弊端。国外审前羁押制度在程序、适用的法律理由、场所、期限等方面与我国存在差异。在完善我国审前羁押制度方面要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审前羁押的适用条件、范围和期限、完善取保候审制度,建立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制度,羁押场所宜中立化,完善审前羁押的救济制度等。     

少捕慎诉慎押的生成逻辑、内涵诠释与路径展望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出台有着三重生成逻辑：在历史逻辑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传承，在政治逻辑上是对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的统一贯彻，在实践逻辑上是对刑事司法领域改革探索的总结提炼。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政策内涵进行创新诠释，首先应将“少捕”理解为是公检法的共同任务，在报捕、批捕和决定逮捕每个环节都应尽职守则、协力配合，并将“少捕”从轻罪延展到部分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重罪案件；其次，明确“慎诉”的适用对象既有自然人犯罪还有单位犯罪，从立法修订和司法指引多个层面激活起诉裁量权的各种行使方式，并在部分认罪认罚案件中慎用抗诉权；最后，落实“慎押”政策除做好羁押必要性审查，还应对拘留后羁押做好监督，同时将“慎押”中的“押”扩张解释为未决羁押和已决羁押，分别与“少捕”和“慎诉”呼应，实现刑事诉讼全流程的人权司法保障。为了实现政策的落实落地，须从观念、制度、机制三重路径作出努力，做好从治罪到治理、从关人到管人、从专识到共识的观念转变，建立完善听证制度、合规不起诉制度和羁押替代制度，优化革新绩效考核机制、捕诉押必要性审查量化机制。     

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司法化之语境及其进路

“司法化”一词在法学不同语境中内涵各不相同，公务员权利救济司法化应当从对于公务员权利处分程序本身引入司法程序以及对于权利处分后之救济程序的司法衔接两方面的语境下展开。正是由于司法程序的正当性以及法院审判的中立性与专业性，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应当向司法化迈进。     

论劳动教养司法化

我国劳动教养缺乏正当的法律程序 ,相对人在劳动教养过程中很难行使诉权、辩论权等程序权利 ,难以获得司法救济。从制度层面应改革现有不合理的劳动教养制度 ,确立法院对劳动教养裁决权 ,实现劳动教养的司法化 ,以保障相对人的人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需要确认沉默权

沉默权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一种特权 ,即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保持沉默 ,在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下打破沉默 ,作有利于自己的陈述。也就是说 ,犯罪嫌疑人既享有在沉默与陈述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 ,又享有如何进行陈述的权利。不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沉默权都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我国目前还未确立沉默权制度。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制国家 ,我国应当确立沉默权制度。因为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需要沉默权 ;沉默权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一项手段 ;确立沉默权制度符合国际潮流 ,也是我国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需要。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

我国现行刑诉法规定，被害人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决定不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提起自诉，予以救济。从而，在我国确立了“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我国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较之国外有关立法具有自己的内容和特点，体现了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合理精神。然而，该制度适用自诉程序的规定给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均带来弊端。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取消该制度而代之以被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     

论新刑诉法对程序滥用的防范

新刑诉法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改革了卷宗制度,改进了证人和鉴定人的出庭制度,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程序进程的参与,有助于防范刑事程序的滥用.但是新刑诉法缺乏应对基层司法地方化的措施,法律援助制度不能充分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被告方的质证权还需要进一步的保障,因此难以充分防范刑事程序的滥用.应当在四个主要的方面进行相应完善,以便进一步加强刑事辩护,有效防范刑事程序的滥用.     

权利主导模式下的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研究

意大利在司法改革中确立了多元化的刑事特别程序.但是,立法突进引起“文本法律”与“实践法律”冲突:司法适用率低、被告人权利保障不力、诉讼周期依旧漫长等一系列问题.意大利对刑事特别程序不断修正,平衡个人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权利主导型模式:一方面赋予被告人更多程序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保留部分职权主义传统,赋予法官更多程序审查权和检察官更大司法权力.我国刑事司法也存在人权保障和司法效率问题,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的权利模式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颇有启示.